性奴

21歲的卡提亞跟一個熱情的男子去土耳其購物，但是被賣入性奴集團，男子得到了1000美金。“他看上去不像會做這種事的人”，卡提亞的丈夫韋歐里說道：“我妻子生育過，所以只賣了1000美金……象貨物一樣，沒有生育過的女子會賣更高的價格。”

《性奴》的鏡頭緊隨韋歐里展開了尋找妻子卡提亞的征程 — — 她失蹤的時候已有4個月的身孕；並深入到婦女販賣圈；韋歐里最終從狂暴的皮條客手裡找回了卡提亞。

在尋找妻子的過程中，韋歐里得到了一個聽上去不可能的盟友 — — 威拉德。威拉德就是最早拐賣卡提亞的那個男子。

“為什麼我會主動聯繫韋歐里？”威拉德自問自答：“如果說是我感到有愧於心似乎很矯情，畢竟我乾了這麼一檔子事。但是就有這麼奇怪，就是這種愧疚發揮了作用。”威拉德幫助韋歐里聯繫到阿坡，卡提亞現在的“主人”。他還提供了這一行的內幕：“他們會告訴女孩子‘你欠我一筆錢，你必須為我工作來抵債。’而這筆錢的數額就根據掮客的心情而隨時上漲。也就是說，這筆債是永遠還不清的，女孩子們就必須不停地‘工作’，而且拿不到一分錢。”

在韋歐里尋找卡提亞的過程中，我們認識了其他幾個被拐賣的女子，她們描述了受到的虐待（卡提亞可能也類似）：“他們把我帶到一個破房子，把我關起來”。23歲的塔尼亞講述她在土耳其的6個月：“只要有客人，我們就要一直乾下去；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我們只是一堆肉而已。”28歲的奧庫薩納在8個月里被賣了13次，最後才得以回到她的故鄉烏克蘭：“在一個有三間床的房間，塞了22個女孩子，每個女孩子每天至少都要挨一遍毆打。有個女孩子逃到警察局求助，但被帶回到掮客那裡，這些警察……也享用我們的‘服務’。”

2006年5月，卡提亞終於與韋歐里在敖德薩重逢；韋歐里在一家酒吧工作。卡提亞則在找工作，孩子放在摩爾多瓦的外婆家。她想搬到鄰鎮找工作，並讓家人都住到一起來。

而在這艱辛的過程中，攝製組採用了少見的隱蔽式拍攝，拍下了各式各樣的人販子、皮條客，還有那些每年非法買賣成千上萬婦女的掮客。這些女子，最初懷著到海外打工等等的夢想，結果被人販子花言巧語誘上鉤，然後被“出口”到歐洲、中東、美國等國。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可能被賣給皮條客，遭遇反覆的毒品、折磨和蹂躪。在東歐社會主義崩潰之後，婦女拐賣已經成為增長最迅速的有組織犯罪活動，其中摩爾多瓦和烏克蘭尤其被公認為婦女主要輸出地，一個全球性的人口貿易圈已經形成。

“一個女孩賣多少錢？”製片人之一菲利柯斯曾在摩爾多瓦詢問一個人販子，當時他假扮一個來自北美的有興趣的買家。

“我拿到手的有500-600美金”，人販子答道：“最終成交價還要高一些，但我還要給掮客和蛇頭分成。”而當問及他如何保證這個女孩不會逃跑時，人販子說：“一到地方，馬上拿走她們的護照。”

我曾經參加過一些研究項目：諸如“恐怖行動的後果”，這是關於自殺式炸彈的；“拳擊：場內場外”，這是關於拳擊世界的腐敗的；還有“埃博拉病毒：爆發之中”。我曾經發誓我再也不要跟上這類瘋狂的、吉凶未卜的、極度晦暗的課題了，因為我有兩個孩子，我只是不想讓我自己為這個世界的軟肋殉葬。但是有一件事讓我打破了這個誓言。

三年前我和《性奴》的另一位製片人菲利柯斯？格拉福在一起，在一個中國農村，為CBC拍攝一個關於喜劇/二人轉的系列紀錄片，我們住在小鎮上最好的一家酒店 — — 後來知道，這正是當地的紅燈區。

我們去了俄羅斯，又去了烏克蘭，試圖尋找一些我們需要的線索和背景資料。最後我們決定在烏克蘭和摩爾多瓦拍攝，因為這是東歐最大的婦女供應地；大量前蘇聯婦女都藉此進入全球性奴交易市場。我們找了情報機構、警局、社會工作者和受害者，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我們就獲得了我們所需要的渠道。當然，我們也經歷很多曲折才找到這個故事。

卡提亞的故事引出一個讓人震驚的結論：《性奴》暴露的是政府對這種全球性的女性貿易的漠視和縱容，引發我們思考：政府應該做什麼？里克·以斯帖 — — 影片的製片人和導演 — — 一針見血：“這裡面大多數國家裡，檢舉都是數不勝數，但政府的官方台詞是：‘我們儘力而為；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打擊人口拐賣的機構；我們會努力解決’……我們知道，有好多貪污受賄存在；但是如果政府沒有解決此事起作用的意願的話，拐賣集團會繼續為所欲為。這就是我們參與調查此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