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廣州新軍武裝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又名庚戌廣州起義、新軍之役、第二次廣州起義是1910年發生在廣東省廣州市的一次滿清“新軍”部隊的起義事件。

1910年2月12日，廣州警察與新軍發生衝突，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同盟會會員（原岳王會會員）倪映典，率廣州新軍起義，陣亡百餘人，被捕百餘人，另有百餘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犧牲，起義失敗。史稱“庚戌新軍起義”。

起義最終遭到鎮壓，但與此有關人員部分後來參與了黃花崗起義。

1895年至1908年間，孫中山依靠會黨力量發動八次起義，但因為“會黨成分複雜，組織渙散，難於節制，且戰鬥力不強”，均以失敗告終。1908年雲南熊成基領導新軍進行安慶起義，革命黨人發現被專門用於鎮壓革命的滿清新軍，原來可以轉化為反清起義的力量。由此，同盟會將發動武裝起義的重點轉向新軍，並逐步在新軍內開展秘密的革命活動，向士兵進行革命的宣傳。

1909年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后，革命黨總結歷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決定把起義的基本依靠力量從會黨轉向新軍，把策反新軍作為同盟會南方支部的重要任務，並計劃在廣州發動新軍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是受到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部址設在香港）支持的，法政學堂的翻譯講師朱執信參與其中。新軍方面，兩位失業軍官趙聲和倪映典參與發起和指揮，兩人屬廣東新軍第一標。

1909年6月到7月左右，起義發起者們曾集中開會商討起義計劃。稍後他們在廣州豪賢街天官里寄園巷5號設立新軍聯絡點，又讓咨議員陳炯明以自己的名義提供一處存放槍械的地方。在聯絡點，由倪映典向休假軍人宣揚同盟會。至起義發起前，已有不少新軍成員加入同盟會。他們打算在1910年月24日（農曆元宵節)發起起義，成功后推舉丘逢甲、陳炯明任臨時民政長官。

起義前三個月，清政府已收到有人打算起義的風聲。在起義前幾天2月9日(農曆除夕)，新軍部分軍人與廣州警察發生衝突，廣州將軍孚琦下令封鎖廣州。

1910年1月，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報告，新軍起義條件已經成熟，要求定於庚戌年正月十五日（1910年2月24日）發動起義。

起義尚未發動，新軍一名士兵因刻圖章名片爭論價格，與店主發生口角，最後導致新軍與巡警鬥毆事件。滿清政府立刻採取鎮壓措施，將廣東新軍二標各營的槍機拆卸、子彈收檢。

廣東新軍一標及炮營革命黨人得知二標槍機、子彈被繳消息，“十分憤怒，紛紛奪門而出，往協司令部、軍械房、講武堂等處取槍械及子彈，準備立即起義”。

倪映典見新軍士兵群情憤激，恐起義消息泄露。遂當機立斷，於2月12日（庚戌年正月初三）擊斃反對起義的管帶（清代軍事職官名稱）齊汝漢，偕同排長羅熾揚組織士兵起事。在廣州東北郊的燕塘新軍軍營內高呼，“事急了！同志們，戰也死，不戰也死，還是跟滿賊同死的好！”率領新軍3000多人對天宣誓，“願為革命戰死！”

“隨後義軍公推倪映典為總司令，並兵分三路向廣州城進發。倪映典一手高舉青天白日旗，一手揮著指揮刀，親率千餘人經沙河進攻東門。他們原本打算和北較場的新軍第二標會合，向東城發起進攻，但在牛王廟教會山附近遭到水師提督李准指揮的吳宗禹部新軍2000多人攔阻。李准派幫統童常標，管帶李景濂與倪映典談判，倪映典認為李景濂是同盟會員，童常標是安徽同鄉，遂前往談判。但談判結束后倪離開時，李景濂部突然開槍攻擊，倪中槍被抓獲，當場被砍頭，同行的起義軍部將4人也同場就義。失去領導的起義軍部隊潰散，事後有人統計雙方死傷三百多人。

倪映典犧牲后，義軍群龍無首，迅速潰敗。在戰鬥中陣亡的新軍官兵達100多人。

次日，清軍抓捕100餘人。起義中犧牲的士兵的屍體收殮后葬於牛王廟（今天的先烈中路）。文革期間墓被推平，1981年墳墓就地原樣重建。

趙聲在事敗后逃亡南洋籌募革命經費，並任香港同盟會會長。后參與黃花崗起義。

此外，在倪映典家鄉安徽省合肥市長江中路與環城東路交口，建有“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倪映典烈士紀念塔”。

新軍起義后，觀感為之一新，大大增強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廣州新軍起義讓滿清政府震驚不已，隨後全國各省新軍起義不斷，也為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奠定了基礎。

廣州新軍之役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九次武裝起義，也是孫中山第一次以新軍為主要力量發動的一次武裝起義。新軍原本是清政府為維繫搖搖欲墜的政權而組建的新式軍隊，他們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戰鬥力強，而且文化素養較高，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新軍也自這次起義后便開始作為同盟會的主要力量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直至辛亥革命的勝利。從這個角度上講，廣州新軍之役就是辛亥革命前奏。

廣州新軍之役雖然失敗了，但它讓革命黨人更加強烈地認識到要想勝利就得爭取新軍的支持，從而加快了發展新軍的步伐，使之成為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武昌起義的勝利，正是由於新軍率先發難並直接參戰；湖南等十多個省宣布脫離清廷獨立，所依賴的武裝力量也多是新軍。可以這樣說，沒有新軍的支持和參與，就沒有辛亥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