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貢文化遺址

曲貢文化遺址年代下限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為不晚於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間。當然這個上限還不是實際上的最早年代，估計還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這是西藏首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卡若遺址之後西藏境內的第二個經過科學調查和試掘的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其年代比卡若遺址略晚。

曲貢文化遺址和石室墓墓地最早發現於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普查隊的更堆等人在拉薩北郊娘熱山溝曲貢村的一次文物調查中發現了散布在地表的一些文化遺物，發現了曲貢文化遺址。當時採集到不少陶片和打制石器，而且進行了小規模的試掘，找到了文化堆積層。試掘簡報《拉薩曲貢遺址調查試掘簡報》於次年發表在1985年第9期的《文物》上，從而使這個發現受到關注。

1989年7月～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應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的邀請，進藏考察了西藏地區的一些重要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群，多次踏勘曲貢文化遺址，採集到一批文化遺物，確認它是高原一處少見的古文化遺址，具有重要研究價值。鑒於遺址還在繼續受到自然和人為的破壞，當即與文物管理委員會方面商量了保護措施，並開始計劃搶救性發掘。

1990年8月～9月，由新組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隊與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組成聯合發掘隊，對曲貢文化遺址和墓地進行首次較大規模的發掘，有了重大發現。在第一階段發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萬件文物。出土石器大多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農業生產工具陶器有單、雙耳罐，大肚高頸罐和工藝水平極高的棱形紋黑陶罐。還發現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 架。這次發掘總面積達到2337.5平方米，揭露了一批重要的遺跡，清理了一批石室墓，出土大量文化遺物，基本弄清了遺址的面積、文化堆積的時代和性質。發掘結束後進行了初步整理，並於次年刊出了《西藏拉薩市曲貢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等兩篇發掘簡報，發表於《考古》1991年第10期。參加第一次發掘的人員有王仁湘、趙慧民、古方、李永憲、姚雲書，譯員為次旦格列。

1991年8月，對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規模較小，面積為75平方米。這次發掘，了解到遺址早期自然破壞情況，摸清了洪水形成的沖溝對遺址的破壞性切割狀況。參加發掘的人員有唐際根、張燕、旺堆次仁（兼譯員）、王仁湘。發掘后刊出《西藏拉薩市曲貢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

1992年6月～7月，對遺址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主要目的是補充採集土樣進行分析，同時對石室墓墓地的分佈範圍及破壞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發掘面積為775平方米。參加發掘的人員是趙慧民、古方，譯員為次旦格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入西藏協助發掘和整理工作的人員還有薛玉堯、王浩天和李存信等。曾到遺址發掘現場參觀指導工作的還有國家文物局和西藏文化廳、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有關負責人。

曲貢文化遺址連續三年的三次發掘，先後進藏參與這項工作的有10多人，取得了重大收穫。發掘分兩個區域進行，對遺址保存較好部分全都進行了發掘。遺址區編為I區，布5米×5米探方23.5個，發掘面積為587.5平方米；石室墓墓地編為Ⅱ區，布10米×10米探方26個，發掘面積為2600平方米。兩區合計，發掘總面積為3187.5平方米。I區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12座。Ⅱ區清理晚期石室墓17座，祭祀遺跡2處，祭祀石台6座。遺址和墓地出土文化遺物1萬餘件，數量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陶器、骨器，還有銅器以及大量動物骨骼。1999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區文物局編著的《拉薩曲貢》考古報告，對曲貢文化遺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總結與研究。

1991年，曲貢文化遺址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發掘地區的只是曲貢文化遺址的其中一部分，如果全部挖掘，曲貢文化遺址一定會給世人帶來更多的驚喜。

曲貢文化遺址的居住方式

因為曲貢文化遺址已遭嚴重破壞，試掘的面積也很小，所以未能在遺址中發現房屋。但是1991年，考古學家在一處因取土而破壞的地面發現了一處居住遺跡。這是一個方形建築基址，有石塊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著大量的木炭與草木灰。從中發現的編號為ZK-2334的木炭標本經碳—14測定，年代測定為距今3115年。

曲貢文化遺址的喪葬制度

曲貢文化遺址有早期石板墓3座，灰坑22個祭祀遺跡2處，祭祀石台6座和四具完整的人體骨架，祭台平面呈不規則的橢圓形，由大小不一的礫石塊砌成基本水平的檯面，其長徑在1米左右，一般都建在主墓東北方向1—3米處。而在曲貢文化遺址的晚期文化遺存的西北方向約300米處，發現一處石室墓墓地，總面積為6500平方米，發掘出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製為豎穴土坑式，平面形狀有長方形和方形兩種，墓坑內一般用礫石塊堆壘成壁，墓葬中有石槨，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經測定，曲貢土坑石室墓的年代當在公元前8世紀前後，最晚不會晚於公元初年。

曲貢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人祭和牲祭遺跡。曲貢人有牲祭習俗，以動物作犧牲，祭祀神靈。發掘時在灰坑和地層中，發現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禿鷲骨架，這應當是牲祭遺存。在兩座灰坑中還發現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環切的顱蓋骨，這可以認定為人祭遺存。我們不能確知的是：這樣的人祭與牲祭是基於什麼動機，當時祭祀的對象究竟是什麼。對於一些重要的神靈，古代人類常用貢獻生命的方式來表明虔誠，人祭正是這種虔誠最高的體現。

曲貢文化遺址的居民：

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現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識的兩個基本的人類類型，概括稱為長顱型和短顱型，前者分佈於西藏東部，後者主要分佈於西藏南部。東部類型形體高大，我們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曲貢文化遺址的墓葬內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頭顱骨，人類學家鑒定認為屬中長顱型，頭骨指數接近於藏族B型（卡姆型），與現代西藏東部的居民體質特徵相近。可以確定曲貢人是拉薩河谷地帶的土著居民，他們創造的文化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

曲貢文化遺址的農業發展狀況

選擇拉薩河谷地帶聚居的曲貢居民，已經有了以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經濟生活傳統。曲貢人有大量的砍伐類石器，可用於砍伐灌木叢，開墾河谷地帶的土地。還有不少切割類的石器，可以用於穀物的收割。

藏綿羊和氂牛是曲貢村民的主要肉食來源，氂牛和綿羊在當時飼養已比較普遍。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氂牛和狗的遺骸，充分說明了當時家蓄飼養的存在。曲貢家氂牛個體不大，細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氂牛。出土的綿羊骨骸為藏系大角綿羊，體形很大，當是由野生的西藏盤羊馴化得來。氂牛和綿羊這兩種家畜遺骸的出土，表明農牧結合的模式在西藏地區很早就出現了，這也表明西藏農牧民對世界畜牧業的發展曾經做出過很大的貢獻。綿羊和氂牛在高原的馴化成功年代，也許還要早於曲貢人生存的年代。

與畜牧經濟相關聯的發現，值得說道的還有“梳形器”（長10.5厘米，寬4.4厘米，厚0.8厘米），它有排列均勻的小齒和便於抓握的手柄，多用平薄石片精磨而成，體形較長，如腳掌模樣，淺槽齒，弧頂。大小疏密有一定差別，器身遺留著打擊加工的石片疤，磨製雖不很光滑。但齒列比較整齊，齒刃較鋒利，製作精緻。這種梳形器先後出土10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鋸，用途令考古學家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一位考古學家有個意外的機會參觀拉薩地毯廠，看到工人們編織地毯所用的打緯器具，正是一柄類似曲貢文化遺址所見的梳形器，他恍然大悟：梳形器表明曲貢人有了建築在畜牧經濟基礎上的毛織工藝，他們已能生產毛毯之類的禦寒產品。類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肅和青海地區的古文化遺址中也有一些發現，這不是偶然的現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擁有相似的毛織工藝。

據《衛藏通志》說，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帶的農耕文化是公元2——3世紀時才出現的，主要栽培作物為青稞等。整個西藏地區適宜農耕的土壤面積較小，而且受地形、水源、氣候的影響很明顯，開發難度很大。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調查和發掘證實，高原河谷地帶的農業起源並不晚，雪域農耕文化的出現，不會晚於距今4000年前。

在曲貢文化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中，出土了多種器形的石磨盤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和一些雙肩石鏟。它們是粉碎穀物的必備工具。這些磨盤多數形體很大，有的一個人搬動感覺還挺費勁，它們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內固定的位置，不會經常挪動。磨棒一般為橢圓狀的饅頭形，正好握在掌中。這種磨具的臼窩很深，應當是用於粉碎穀物的，它讓我們聯想到曲貢人的主食可能為麵食。當時種植的農作物品種並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麥之類。孢粉分析的結果表明，當時的氣候比現代要濕潤一些，較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這些主要用於加工穀物的磨盤、磨石也表明了4000年前拉薩一帶農業經濟已經產生。（王仁湘《拉薩河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曲貢遺址發掘記》，《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曲貢居民那時已經掌握了祖傳下來的生產技術，繼續著高原的開發歷程。

另外在考古過程中考古學家還發現了曲貢人喜歡飲酒的證據。遺址內出土了三千年前的陶制酒杯，這些酒杯大多以夾細沙的黑陶為主，且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器壁上刻畫了一些幾何紋。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曲貢發達的農業。

除了農耕和畜牧，曲貢人的另一個重要經濟門類是狩獵。他們的狩獵工具有矛頭和箭簇，箭簇包括骨簇和銅簇。遺址也發現了許多野生動物骨骸，種類有馬鹿、麝、野豬、藏野驢和涉禽等。另外，捕魚也是當時的一個輔助經濟手段。遺址出土的兩件網綴和在幾座灰坑中發現的魚骨也說明了這些。

曲貢先民的手工業極為發達，出土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缽、石鏟、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錐、骨針、骨簇為主，有一枚骨針，針尖開小孔為針鼻，類似近代的縫紉機上的針。裝飾品主要有骨笄、陶耳墜、陶制手鐲和石制手鐲等，多是用於頭部的飾物。

曲貢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為手制。陶色以灰色為主，其次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紅褐色陶。紋飾非常豐富，以刻劃紋為主，也有錐刺紋、鋸齒紋、弦紋等。

曲貢文化遺址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佔85%，以石片石器為主。石片石器普遍採用預加工技術製作，先在核體上整形修刃，工藝簡練，器形較規整，許多石器上塗抹有紅色礦物顏料。打制石器的類型多，主要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狀器、尖琢器、石鑽和石鏃等，可用於砍、砸、削、錐、刺、磨等各種用途，工藝較之卡若文化工藝更為成熟。

見到少量細石器標本，多見細石葉，不見典型細石核，但也填補了西藏腹地細石器的空白。出土的磨製石器和玉器很少，但製作十分精緻，採用了穿孔和拋光技術，主要有梳形器、錛、鏃、刀、齒鐮、重石、研色盤、磨盤與磨棒等。

曲貢文化遺址的骨器也有一定數量，品種比較豐富，鋒刃磨製較精。主要器型有錐、鏃、笄、飾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錐數量最多。特別是一枚骨針在針尖穿一針鼻，針尾無鼻，其原理與現代縫紉機的針相似，是全國史前遺址中首次發現。

曲貢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是曲貢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出土陶片多達五萬餘片，可辨認器形的有1234件。上限年代約為距今4000年，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吐蕃時期。制陶多為手制，採用了輪修技術，陶器的成型、裝飾、焙燒都顯示出相當高的水平。

曲貢文化遺址的陶器主要器型有單耳罐、雙耳罐、高頸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單耳杯、圜底缽等，多見圜底器，沒有發現平底器。器類有罐、缽、杯、碗、盤、底座等，以罐為大宗，占可辨總陶器出土量的68%，各器皿外形生動且富於變化，主要用途是炊器、盛器、水器和進食用器，陶器的耳部比較發達。

曲貢文化遺址的陶器有夾砂陶和泥質陶兩種，夾砂陶的羼和料多為石英和雲母，陶色以黑、黑褐、紅、紅褐、灰色為主，很少有紅陶和紅褐陶，不少陶器的器表經過磨光，其中以磨光黑陶最為精美，這種磨光黑陶不僅光潔度高，並且胎很薄，有的僅有1.5毫米。

曲貢文化遺址的陶器以盤築法手製成型為主，一些小型器物則是直接用手捏製成型，製作工序比較複雜，陶器成型后對介面沿和底部，圈足貼接器耳。

同卡若遺址相比，曲貢文化遺址的居民擁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術。陶器裝飾手法更富於變化，曲貢先民不但在裝飾部位的選擇上更加明確，並且在圖案的構成方面也有了新的發展。紋飾有戳點紋、划紋、斜划紋、人字紋、平行紋、折線紋、弧紋、附加堆紋、三角紋、V型紋、圓圈紋、網紋、菱枚紋、重菱紋、菱格紋、齒狀紋、渦紋、三角形鏤孔和乳釘紋等，不見拍印紋飾。圖形裝飾除了菱形外，還有許多組合起來的圖形。有的在菱形內嵌套一個菱形，稱為重菱形；有的在菱形內填上兩個同心圓，其圓心與菱形的中心重合；有的是一個陶罐的頸部的頂視圖，它將菱形與折線組合起來，沿頸部分佈，將陶器大約三等分。曲貢人對菱形紋的偏好，似乎表明這紋飾里有一種我們不可知的秘密，代表當時人們的信仰與追求。

在一件短頸圈足罐上，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陶罐的肩部裝飾著距離相等的三組紋飾，每組由三個重線菱形紋構成，從俯視角度看，這三組重菱紋正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圓形，即由三組紋飾將一個同心圓等分地劃成了三部分。這表明曲貢陶器部分裝飾圖案的構成，不但不是簡單的二方連續，甚至超出了四方連續圖案的一般模式，已發展成為利用陶器自身形態來構成圓形圖案的造型，它使看來簡單的菱形紋樣在俯視角度的圓形中構成了最完整的組合，這充分表現了曲貢先民高超的造型技巧和審美能力。

曲貢陶器紋飾的製作方法有刻劃、壓划、剔刺、雕塑、磨花。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器表一般以泥質陶和夾細砂陶的磨光程度最高，磨光不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內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製造也最精緻，由於這種陶罐在燒制時要經過滲炭處理，所以表面烏黑錚亮。

曲貢文化遺址的不但絕大多數陶器的修整採用慢輪技術，而且採用非常精緻的“磨花工藝”，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紋，保留下來的光面構成素雅的圖案。這種無彩的裝飾勝於有彩，這不僅是單純的坯體表面處理，而且是一種器表裝飾的特殊技術。這種裝飾工藝在我國的史前陶器裝飾手法中是極為罕見的，過去國內史前考古還不曾有過類似的發現。這是曲貢人獨到的藝術創造，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貢獻。

曲貢陶器在製作技術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進一步的發展，顯示出更為成熟的技巧，同時也體現了史前高原先民藝術思想的發展特點。不少器物器壁較薄，形態十分規整。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罐使用高溫燒制，燒制時經過滲炭處理，滲炭溫度約為600℃—650℃，滲炭溫度的變化使陶色也發生變化。

最為有趣的是，1992年曲貢文化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高4.5厘米，寬4厘米的陶塑猴面像，此猴面像是一件陶器上的裝飾附件的殘片，採用泥條堆塑的紋飾又稱附加堆紋，是一件某種大型陶器的貼塑裝飾，猴面貼飾形象逼真，神態生動。這件陶塑猴面像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擬物化的裝飾泥塑，充分體現了曲貢先民的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另外還有一件捏塑的鳥頭陶塑也十分珍貴，因為猴與鳥都是古代藏族懷有特別感情的動物，通過陶藝表現它們的形象，不會是尋常的藝術品。這表明曲貢人還通過陶藝體現自己的信仰。

曲貢陶器的造型之豐富可謂高原陶器發展史上的顛峰時期，其器物造型對其後的雅隆部落直至吐蕃時期的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曲貢文化的陶器代表著西藏高原新石器時代末期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具有極為濃烈的高原地域色彩。其中典型的有“黑陶單耳平底罐”（高17.5cm，口徑8.6cm，最大直徑16.5cm）和“黑陶高足單耳杯”（高11.5cm，口徑12.4cm）。

曲貢人已掌握了較為成熟的冶銅技術，曲貢文化遺址也出土了一些小件青銅器，例如1990年9月15日中午，曲貢文化遺址的下層文化層中出土了一枚銅鏃（長3.7、寬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銅鏃出自103號探方，埋藏在12號灰坑內。這枚銅鏃是一件狩獵用具，呈形體端正扁平，葉形，短鋌，形體端正、左右對稱，邊鋒微弧，刃緣鋒利，表面帶有銅銹。

銅鏃送交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室進行了鑒定，經用掃描電鏡X射線能譜儀測定，顯示銅鏃為錫銅合金，含錫12.51%，含銅83.67%，屬於配比相當規範的青銅。同時進行的金相觀察證實，銅鏃為鑄造青銅組織。冶金史專家對這枚銅鏃最終的鑒定結果是：銅鏃系以銅錫合金鑄造而成，原料為冶鍊所得，不是自然銅。

青銅鏃的發現意義重大。首先是它的時代與中原夏文化和早期商文化相當，但這肯定不會是西藏地區開始使用銅器的時代，應當還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銅鏃為消耗品，以銅鑄鏃表明當地當時的青銅冶鑄業已有了相當的發展。其三是銅鏃合金成份配置合理，表明當時已有較為發達的冶金科學理論。其四是銅鏃形態較為原始，遺址上還見到形狀相同的玉鏃，表明它應屬當地產品，不大可能是傳入品。據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後，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經開始跨入青銅時代。

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裝飾品，據不完全統計，有骨牌飾1件，骨笄7件，主要有骨質、石質、陶質等三種，骨質的裝飾品有細長形的骨笄，骨笄的柄部較前端略粗，磨製比較精細；同時還有穿孔的骨牌飾和刻有交叉紋樣的帶孔骨片等。石質裝飾品主要是鑽有圓孔的礫石以及殘斷的石環等物。陶質裝飾品包括陶環及陶耳墜等。

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裝飾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品種上都不及卡若遺址的出土物，並且其製作工藝也明顯低於卡若遺址裝飾品的技術水平，但是曲貢裝飾品中也有較有特色的代表物，例如在曲貢文化遺址發現的穿孔小礫石上，不僅在礫石面上塗有紅色顏料，並且在小孔中也殘留有紅顏料的痕迹，另外在曲貢文化遺址出土的刻槽骨片上也塗有紅色顏料。這種裝飾品上塗朱的作法在西藏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裝飾品形式。經測試，曲貢先民所使用的紅色顏料均為赤鐵礦（赭石），成份以鐵的氧化物為主。此外，帶有對稱四齒的磨光骨片亦較有特色，在形式上可能具有一定象徵意義，而陶質製品的出現，則說明新石器時代高原的裝飾品在材料上也有了新的發展。

曲貢文化遺址的裝飾品基本上只有頭飾、項飾和墜飾（耳飾）等幾種，不見腕飾和胸飾，製作裝飾品的材料也不及卡若裝飾品豐富，這與曲貢文化發達先進的陶器裝飾工藝相比較及其文化發展水平比較，似乎不太相稱。

在服飾上，曲貢村民以骨為笄，並做成飾牌，而且已有簪發的習慣。

在那個久遠的年代里，曲貢人已有熟食的傳統，食物來源豐富，進食用的陶器有薄胎的碗、杯、豆等，小巧精緻。盛貯器有雙耳罐，取水器有高領罐。陶器依用途不同做成不同的器形，表明飲食生活有比較充實的內容。

在西藏自治區博物館的資料圖片中，有5具4000年前幾位曲貢文化遺址居民的骨骸圖片，他們的死亡平均年齡為24歲，沒有人能夠活到老年。這個統計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向後人們說明了曲貢人生活之艱難，也讓人們感受到了他們在同大自然抗爭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在曲貢文化遺址出土情況來看，隨著一夫一妻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家內奴隸的出現，原始社會已經面臨著崩潰瓦解。以青銅時代為代表的奴隸社會即將到來。

曲貢文化遺址位於雅魯藏布江的中游地區，代表著青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通過曲貢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證明拉薩周圍至少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已經有人類居住。4000年前的曲貢村民，已經具有了以農耕方式為主，畜牧為輔的經濟生活傳統。

通過那些網墜、魚骨的遺存，表明當時拉薩河的魚類資源豐富，當地人早有食魚的習慣。據分析，當時人們已過著以農業經濟為主穩定的生活。骨器和陶器磨製加工技術均有相當高的水平。

由於曲貢文化遺址的年代位於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過渡時期，所以該遺址的發掘，對研究西藏早期歷史和豐富完善西藏原始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證明西藏高原的遠古先民已創造了堪與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曲貢文化遺址的發現、發掘，對於進一步認識藏中或西藏本土的遠古文明的特徵、內涵等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參照標尺。

曲貢文化遺址完整地展示了雪域高原4000年前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發達的農耕部落文化，以該遺址為代表而命名的考古文化被發掘者命名為“曲貢文化”。從出土文物判斷，它屬於有別於“卡若文化”遺址的一種獨特文化類型，是一種受外界影響較小的土著文化，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斷面。

與曲貢文化遺址相類似的文化遺存在雅魯藏布江中遊河谷地帶有比較廣泛的分佈，都有性質相近的文化堆積，表明這是具有一定分佈範圍的富有特點的古代文化遺存，加拉馬，墨脫的背崩村、馬尼翁、乃東縣的欽巴村等共十一處。有人甚至認為，曲貢文化與齊家文化存在某種聯繫。

雖然曲貢文化地處高原腹地，交通不便，但在考古活動中，也發現了曲貢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的證據。在發掘的一批春秋時代的石室墓中的M203墓坑內北端中部出土了一件鐵柄銅鏡，這柄青銅鏡的鏡面為圓板形，鏡北陰線刻劃的圖案，帶有一鐵柄。這種帶柄青銅鏡與我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唐宋以後所出的帶柄銅鏡不屬於一個大的文化系統，其形制特徵與意匠均系外來。新疆，而且年代都比較早，大多由中亞或南亞傳入。因此這件帶柄青銅鏡，也很可能是來自中亞或南亞，以新疆為中介，傳入西藏高原。這件鐵柄銅鏡也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證明了至遲在公元前8世紀，西藏就同中亞和南亞有著間接的文化交往。

7、8、9三個月。

然而，曲貢文化遺址由於年代久遠，長期遭受風雨侵蝕，亟待保護性開發。因長期由於修路取土造成的人為破壞、水土流失等種種原因，曲貢文化遺址已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變得滿目瘡痍，命運岌岌可危。

由於水土的流失，遺址已被6條河溝沖刷切割開來，一條排洪溝和一條簡易公路從遺址中間穿過。遺址的邊緣和角落上，散落著4000年前的陶器碎片。

曲貢文化遺址至今還在地下沉睡，而地上還有居民住宅、耕地等。由於其位於市區邊緣，今後隨著市區範圍的不斷擴大，勢必會給曲貢文化遺址的開發挖掘帶來難度，開發應在保護的前提下一定量地再現原貌，以往對文物那種被動的保護方式對曲貢文化遺址來說不現實。

有不少專家學者提議，曲貢文化遺址是迄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拉薩先民生活定居區域，是豐富的文化寶藏，需要加以細心的保護和開發利用。如果能夠建立“曲貢文化遺址博物館”，則不僅可以保護這個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且可以使之成為拉薩的一個重要旅遊景點，供後人了解拉薩的歷史和悠久燦爛的古代文明。曲貢文化遺址處於拉薩市區，如果能有效開發，將與高原古城相輝映，增加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

圖為出土於曲貢文化遺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石質研磨盤（長15cm，寬11cm），現藏西藏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