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日報

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即號召全國人民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並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國人民築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隨後，毛澤東同志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我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根本方針。不久，在我黨的堅決鬥爭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國民黨被迫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揭開了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序幕。

抗戰爆發后，生於湖南長沙東鄉的田漢先生投身抗戰戲劇運動。為適應抗日救亡宣傳的需要，田漢在通過戲劇宣傳抗日的同時，他於1938年1月28日在長沙創辦了《抗戰日報》，由他任主編。起初的工作人員還有廖沫沙和王魯彥等人。

田漢先生選擇1月28日為《抗戰日報》正式創刊日，是因為這一天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的紀念日。當時報館地址設在長沙皇倉坪的一個電影院樓上。《抗戰日報》是作為上海《救亡日報》（後由上海遷往廣州，再由廣州遷往廣西）的姊妹報出版的，所以在出版的內容和形式上大致與《救亡日報》相似。《抗戰日報》是宣傳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報紙，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介紹我軍戰績，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

在報紙的創刊號上，田漢先生髮表了一篇回憶上海“一。二八”抗戰的文章，文中特別寫到參加過上海抗戰的張治中。他那時是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文章特別提到他的用意是想爭取與鼓勵他率部積極抗戰，也希望報紙在長沙立足能得到他們承認和公開合法化。報紙創辦之初的經費得到黨的支持，不足部分基本上是由大家湊的。報紙創辦后，徐特立、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為《抗戰日報》寫過不少稿子。徐特立先生當時是八路軍駐湘辦事處的代表。他恢復和發展湖南黨組織，宣傳黨的抗日方針政策。他第一次在長沙銀宮電影院（后名新華電影院）講演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時，群眾聞訊而至者達三四千人。《抗戰日報》對這些事件都作了報道。

報紙出版分發到社會各階層后，社會影響力逐日俱增，外界來稿源源不斷。整個報紙除國內外要聞以外，每天容納1.7萬字的文章基本上是外來稿。尤其是田漢先生到武漢參加郭沫若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以後（從這時起，田漢只在《抗戰日報》挂名，實際主編為廖沫沙），編輯部的人手就更少了。有一段時間主持四個版的編輯工作只有羅全平和廖沫沙兩人。《抗戰日報》工作人員為來訪者答覆問題，在報上暢談全民團結抗日的重要性，報紙對當時的青年的思想起到了促進作用。在報館人手少，任務重的情況下，報紙得到了外界的大力支持。據廖沫沙同志回憶，當時有跑外勤採訪的南開大學學生黃仁宇，作內勤寫稿的朝鮮同志安炳武。除此以外，還有不少熱心抗戰的青年、少年和婦女主動來報館幫忙。此時的報紙也就特別開闢了幾個專欄宣傳抗日思想。專欄有“抗戰婦女”、“抗戰青年”、“抗戰兒童”等。當時的“抗戰婦女”專欄就由明德中學的學生也即田漢先生的長子田海南主持。

由於社會各階層都來參與辦報，積極宣傳抗日思想，極力主張全民抗日，報紙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成為抗戰以後當時湖南報紙中的突起異軍。由於國民黨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就推行片面抗戰路線，不要人民群眾參加抗戰，幻想依賴美、英援助，由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包辦。蔣介石雖然宣稱對日作戰，但實際上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所以對我黨介入的《抗戰日報》十分惱怒，想盡辦法進行刁難，但又迫於全國統一抗日的形勢無可奈何。

1938年7月，國內時局發生很大變化，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幾乎完全喪失戰鬥力，一潰千里，在1937年至1938年的短短15個月里，便喪失華北、華中的大片土地和華南的一些要地。長沙城也成為敵軍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時不時地遭到敵軍飛機的轟炸，國民黨此時也準備火燒長沙城棄城而跑。報館工作人員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將《抗戰日報》停刊了。復刊沅陵《抗戰日報》停刊后，日軍入侵武漢，攻佔武漢城，武漢失守。此時長沙城的國民黨守軍急得慌亂無章，在日軍還未進兵長沙時，他們於1938年11月12日就一把火把長沙城給燒掉了。但這並不能泯滅《抗戰日報》報人堅持辦報宣傳抗日的鬥志，報社工作人員就帶著印刷機和鉛字沿洞庭湖，溯沅江而上，來到了懷化境內的沅陵（中共湘西工作委員會駐地）。沅陵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物產豐富，不僅自然環境、經濟基礎等條件好，而且群眾革命熱情高，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曾一度風起雲湧。

1934年紅軍長征時，就擬在漵浦、辰溪、沅陵一帶創建革命根據地。因特殊的位置及優厚的條件，所以在武漢失守長沙大火之後，沅陵當時被定為湖南戰時首府，不少機關、學校、工廠和救亡團體紛紛內遷，以及流亡知識青年也湧進沅陵，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也部分遷到了沅陵，中共黨組織也有不少機構到了沅陵。沅陵一時成為非凡熱鬧之地。

《抗戰日報》轉遷沅陵後於1938年12月底復刊，復刊地址在總爺巷裡面一戶姓周的房東家裡，印刷地址在一個小山坡（馬坊界5號）一座舊廟裡。我黨組織從經費、人力上對《抗戰日報》投入大量支持。此時由蔣壽世任社長，廖沫沙任主編。後來黨組織又派周立波主持地下黨沅陵的宣傳工作和協助《抗戰日報》主編工作，同時也派歐陽山、草民等同志參加《抗戰日報》的編輯工作。周恩來同志還派從武漢撤到湖南來的《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沈綏南等四人隨《抗戰日報》到沅陵助印和發行。廖沫沙還邀集了王文秋、彭少麟、林岳松等幾個同學先後趕到沅陵辦報。

《抗戰日報》復刊出版后影響很大，其時因南方的《救亡日報》於1938年10月21日遭到迫害而停刊，工作人員脫險至桂后積極籌備，直至1939年1月10日才在桂林復刊，所以在《救亡日報》停刊的時間裡，期間的《抗戰日報》在南方几個省的影響範圍也頗廣。後來《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后，《抗戰日報》與南方的《救亡日報》都克服外界的壓力和困難，在宣傳抗日思想方面形成遙相呼應之勢，社會民眾抗戰熱情更為高漲。沅陵上至紳士下至農民面對形勢的變化，都不安於現實生活，紛紛議論對付敵人、保衛家鄉的對策。我黨組織因勢利導，充分利用《抗戰日報》這一宣傳喉舌，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把抗日救亡活動推向了高潮。

《抗戰日報》沅陵復刊雖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但因當時時局複雜，經費和物資都很困難；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對《抗戰日報》刁難由來已久，所以在沅陵復刊的《抗戰日報》同樣甚至更為劇烈地遭到國民黨政治上的壓力。尤其是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秘密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極力強化憲兵和特務組織，到處打擊我黨和進步力量。據當時繼任主編的廖沫沙同志回憶，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日報》復刊上進行百般阻礙，沅陵城區的發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暗中阻撓，儘管《抗戰日報》已呈請中華郵政登記，但沅陵城以外的郵寄還是全部被封鎖，報紙外出只有通過地下黨活動秘密外傳。報館曾通過黨組織好不容易弄到毛澤東的《論新階段》這一重要文獻，《抗戰日報》就全文轉發，這是當時湖南境內最早且唯一公開發表此文的報紙。可是這天的報紙出來后，除報館工作人員直接分發出去的份數以外，其餘沒有一份外投出去，報館工作人員都十分氣憤，廖沫沙同志因此還被國民黨省黨部傳去談話說明情況。此時，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的呼聲仍然強烈，國民黨還不敢完全下決心破壞統一戰線，也就沒有直接迫害《抗戰日報》。但到了1939年3至5月間，國民黨看到我黨組織領導的《抗戰日報》聚集民眾的力量越來越大，變得膽顫心驚，便加緊了對《抗戰日報》施加壓力，辦報的難度越來越大，出報的困難越來越多，工作壓得無法正常運轉。此時，廖沫沙已離開報館去了長沙，周立波執行主編《抗戰日報》。不久，周立波也離開報館去了桂林《救亡日報》社。隨後，廖沫沙也去了桂林參加已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報》社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抗戰日報》的其他工作人員也被迫相繼離開報館。直到1939年6月16日《抗戰日報》又一次被迫停刊，后就再也沒有出刊。《抗戰日報》雖然創辦時間不長，但它始終保持田漢當初創刊的宗旨，它在引導國人內聯外御，積極宣傳抗日思想，建立全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黨抗戰史上一塊永恆的豐碑。

該報前身是1937年10月，中共魯西北特委在聊城創辦的《山東人》報，同年12月改為《抗戰日報》，油印，日刊。1938年5月1日，改為4開鉛印，日出6000份。社長申仲銘，總編輯齊燕銘。

該報靠各縣和30多個游擊支隊的政治機關發行到全區。其中一部分經不同渠道發到敵後和武漢等大後方，大後方的讀者見到敵後出版的《抗戰日報》，認為是奇迹，在長沙出版的范長江主編的《新聞記者》月刊（中國青年記者協會機關刊物），於1938年11月份專門登了一篇文章《敵人後方的報紙》，稱讚“那裡的報人在配合廣大游擊隊在作戰”。

該報登過不少重要文章，如在保衛大武漢時，登過葉劍英的《論目前戰局——注意敵人沿江躍進》、徐向前的《論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等。

該報共出了210多期，宣傳了共產黨的主張，鼓舞和發動了群眾，揭露和打擊了日本侵略軍，推動各方面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創建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秋，《抗戰日報》併入《魯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