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聖銘

1934年先生連跳兩級，以高一資歷考入當時的最高學府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深造。

先生年青時口才極好。在中央大學求學時主持學生進步組織文學研究會；

1936年魯迅逝世時，先生作紀念演說，后被《魯迅先生紀念集》收錄(署名郭光)。

抗戰爆發后，先生一直走在學生愛國運動前列。先生的文筆雄健流暢，1938年春，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邀請鄒韜奮先生作報告，由先生整理成文的記錄稿在報刊上發表，鄒韜奮先生閱后誇獎說，此稿比他的演講更精彩。

1937年，先生翻譯出版了約翰·里德報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此時的先生還只是一名剛20出頭的文科大三學生。

先生的中學和大學時代，正是日寇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先生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正氣凜然，追求真理，在學校結交了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並積極投身於“一二·九”愛國救亡運動，被中央大學的國民黨三青團組織列入左派學生黑名單，並因“思想左傾”未被留校任教。先生以自己的筆鋒和口才為革命吶喊，盡一個愛國青年的天職，但從未在意個人安危利祿。

1938年先生自中央大學畢業後任教於南開中學，1940年因被校方認定共產黨而遭解聘。失業后，先生經高等文官考試進入外交部任職。

1945年春，先生考取公費留英，成為中國當時唯一的歷史專業留英學生。但為了照顧懷孕的妻子，先生放棄留英機會，攜妻赴美任駐新奧爾良副領事，同時在杜倫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

先生在美國期間，與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

1950年9月，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介紹下回國。時值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禁止與中國通航，要回國相當困難。先生毅然決然攜家人搭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與最後一批集體回國的留關學生一起取道香港，投奔祖國懷抱。踏上祖國熱土時，先生“激動萬分，熱淚盈眶"。

先生回國后，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

1951年受聘於廣西大學歷史系。

1954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任教於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

1957年奉調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先生長期致力於世界史的教學和科研，是國內世界史研究領域的一流學者、著名的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先生筆耕不輟，碩果累累，《世界古代史簡編》、《世界中世紀史講稿》、《世界近代史講稿》、《俄國歷史地圖解說》(譯著)、《西方史學史概要》、《文藝復興》、《美國獨立戰爭》、《美國獨立宣言》(譯著)和《世界文明史綱要》等著述，在國內史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先生熱愛教育事業，愛生如子，誨人不倦，為國家培養了許多英才，功績卓著。

1983年10月，先生以68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9年，先生退休，旋赴美國與家人團聚。在可以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耄耋之年，先生仍未放棄自己的學術追求。2005年，先生以90歲高齡完成了一部近代史的譯稿。逝世前不久，先生的譯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再版。

先生一生嚮往進步，追求真理。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史學界的重大損失。先生的學術成就和道德風範，永垂千古。

1915年12月25日生於江蘇鎮江東鄉小大港。

1930年 考入江蘇省南京中學。

1934年 以高一資歷考入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

1937年 翻譯出版了約翰 ·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

1938年 畢業於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於南開中學。

1941年 通過考試院高等文官考試，進入外交部條約司工作。

1944年 參加留英西洋史考試。

1945年 與王洪毅女士成婚。婚後三日接到留英錄取通知。攜妻赴美國任駐新奧爾良副領事；同時在杜倫大學歷史繫念博士學位。

1950年 在中國共產黨美國地下組織的介紹下，攜家人回到中國。

1951年 畢業於華北革命大學，受聘任教於廣西大學歷史系。

1954年 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任教於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

1955年 《世界古代史簡編》出版，此書被北京大學、漢大學等多所院校定為教材。翻譯《美國獨立宣言》。

1955年 編寫世界近代史講義。

1957年 奉調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1957年 編寫世界中古史講義。

1965年 《地理大發現》作為世界歷史叢書之一出版。

1972年 《文藝復興》作為世界歷史叢書之一出版。

1980年 譯著《俄國歷史地圖解說》出版。此書被作為現代中蘇邊境勘定談判中方主要參考資料。譯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1983年 《西方史學史概要》出版。

1984年 《美國獨立戰爭》作為世界歷史叢書之一出版。

1985年 任《世界歷史詞典編輯委員會》主編。

1986年 《世界文明史綱要》（古代部分）出版。

1989年 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總論副主編。從華東師範大學退休，在美國定居。

2005年 以90高齡完成一部近世史的譯稿。

2006年 譯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由希望出版社再版。

2006年4月11日逝世，終年91歲。

我一生治學，專攻史學。在作了廣泛的比較之後，我認為中國的史學理論，史學方法，是世界第一，沒有其他國家的史學可以類比。“史之大原出於天”，我曾想寫一部闡述中國史學理論的專著，取名《史鐸》，但看來無法如願了。

我一生讀書，至今篤信儒學。我認為，儒學是拯救人類的社會哲學。禮記大同篇中的理想是人類最高的社會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個理想是東方的，也是全人類的。

我寫過一幅對子：“身心健，於願已足，子孫賢，此外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