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務員之死

一個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務官伊凡·德米特里·切爾維亞科夫，在劇院里的一個小“不慎”將唾沫濺到了坐在前排的將軍級文官身上，小文官惟恐大官人會將自己的不慎視為自己的經意冒犯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弄得那位大官人由毫不在意到真的大發雷霆；而執著地申訴自己毫無冒犯之心實屬清白無過的小文官，在遭遇大官人的不耐煩與呵斥后竟一命嗚呼。一個人竟喪命於自己的噴嚏，其實，這小文官喪命於他自己對達官貴人的恐懼。他一心想以道歉申訴去排遣內心恐懼，儘管那大官是別的部門的將軍。

19世紀80年代是俄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回顧當時的沙皇統治，它給19世紀末期的俄羅斯帶來的是恐怖、冷漠與悲哀。列寧稱這個時期為“一種肆無忌憚、毫無理性和殘暴至極的反動”。

小公務員

從小說情節發展看，小公務員有著很強的“自卑情結”，這也是他的性格特徵之一。小公務員生活的環境使他很早就產生了相深蒂固的低人幾等的自卑心理。在他眼裡，那些上層社會的達宮貴人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一種意志、命令和心理威脅，並對他產生一種現實的壓抑感，這種壓抑感抑制了他心理個性的發展。當他想擺脫這種壓抑獲得個性滿足的自尊時，卻受到了現實的巨大遏制與反彈，因為上層社會不容納他，所以，當他向將軍道歉，卻遭到生硬而傲慢的拒絕時，他的心理受到嚴重的挫傷。可他要求獲得自尊的願望，使他要找回心理平衡，定心看戲，

於是，他要再次道歉，然而隨之而來助打擊則更加大了他心境的傾斜度，使他完全處在迷惘狀態中，不能按照生活的邏輯進行思維，而運用想象的邏輯進行判斷，用想象代替現實做出一系列主觀臆想的判斷甚至做出“穿上新制服，理了發”去賠禮道歉的荒唐舉動。

據現代心理學研究，越是自卑的人，其迫求自尊的補償慾望愈強烈，當這種慾望遇到外界強大抵抗力時，就容易產生心理病態。小公務員就是在強大外力抵抗下心理變態而自斃的。

這樣的結尾，透視著小公務員的內向性格和個性不成熟。他在大庭廣眾之下注重自己的舉止，留意別人的反應，喜歡胡思亂想並按自己的想象去揣度別人，在獲取自尊受到挫折時，心理承受能力脆弱，不能進行心理調試，致使自己定上心理變態、精神崩潰而死亡的道路。這也是作者對病態社會使人性扭曲的揭露。

小說通過對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及心理變態，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抗議及對思想庸俗、生活猥瑣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表明了作家對罪惡制度的無淚控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小說雖然字數不多，篇幅短小，但反映的問題和包含的意義卻十分深刻。打了一個噴嚏，三番五次地向將軍道歉，受到呵斥后膽怯而死，由此可看到小公務員切爾維亞科夫為人謹慎、膽小怕事、奴性十足、行為可笑的性格特點，而在這“謹慎”、“可笑”的行為背後卻是他極其悲慘的經歷。他的死，貌似荒唐，實則有著真實的社會生活背景。在當時的俄國，“大人物”摧殘“小人物”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懼感和奴性心理是沙皇專制制度下森嚴的等級制度和達官貴人長期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的社會現實造成的。因此，切爾維亞科夫的死是一個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悲劇，作者透過這一形象表露了對人性可憐之處的不勝悲哀，也暴露了整個沙皇統治時期專制制度的黑暗。

從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講，這篇短篇小說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運用了重複和漸進深入的描述技巧。小說的主人公切爾維亞科夫向長官前後進行過多達六次的“道歉”，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卑怯與悲戚。

如果說他在第一次只是把身子向前“探”出去，“湊近”將軍的耳根“小聲”地道一聲“對不起，大人”云云，對方也並未因此怪罪下來，只是禮貌地回了句“不要緊”，應是正常禮度。可緊接著，他又絮絮叨叨地說“看在上帝西上”之類就顯得有些多餘，流露出內心藏著的某種不安，而對方的“讓我看戲”，自然是對他多餘舉止的不耐煩的回敬。到了第三次，他對“讓我看戲”的“冷答”已有“惶惶不安”之感，便忍不住趁休息時要走到老頭跟前無聊地重複，引起對方不愉快地指責他。說個沒完”。至於第四次，他甚至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慌”，以至於他不得不在第二天索性穿上新制服、理了發，親自到老頭家去“請求寬恕”了。這次得到的卻是對方更加厭惡的“真是胡鬧”的“訓斥”。“自討沒趣”的戲本該到此收場，可他此時已由“恐慌”升為“恐懼”了，鬼使神差地第五次緊隨其後“求饒”。對方“戲諺”他“簡直是跟我開玩笑”。不料，這句憤憤之言勾起他內心更沉重的“恐慌”，以至他第六次再番去“謝罪”。這回將軍“回敬”他的乾脆是“滾出去”。切爾維亞科夫內心的脆弱便在這一吼中自掘墳墓，走進“死亡”了。可見，這種重複、深入的筆法對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與對其內心世界的深刻挖掘，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hē）夫（俄語：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國作家，與莫泊桑和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他的小說緊湊精鍊，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餘地。其劇作對20世紀戲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堅持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描寫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狀況。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徵是對醜惡現象的嘲笑與對貧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並且其作品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醜惡現象。他的主要作品有：《勝利者》（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沒意思的故事》（1889）、《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三病室》（1892）。後來，他由開始創作戲劇，如《結婚》（1890）、《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伊凡諾夫》（1887-1889）、《櫻桃園》（1903-190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