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龍

巡邏中的督警奧楚蔑洛夫和隨從穿過集市廣場時，忽然聽見有人在尖聲大喊，於是他們朝喧鬧的人群走去。原來，金銀匠赫留金想用煙蒂去燙一隻無家的小狗的鼻子，卻被小狗咬了手指。見來了督警，於是便向他告狀。一開始，督警奧楚蔑洛夫很是公正和嚴厲，“好的……是誰家的狗？我不會袖手不管。”大聲斥罵養狗的人，並要把小狗處死；當聽到有人說這好像是日加洛夫將軍家的狗時，他立即改變態度，“莫非它夠得著你的手指頭？它一點點大，你卻是個彪形大漢！”並警告赫留金不要玩花樣，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時，他的隨從說，好像這不是將軍家的狗．他又開始“複色”，說“這樣的小賤種，怎麼會是將軍養的”，說是該對“它進行懲罰的時候了。但又有人說好像在將軍家看到這條狗時，他又說：“赫留金你這個笨蛋，都是你自己惹的禍！”他一變再變，當最後從將軍家廚師口中得知這是將軍哥哥的狗時，他馬上大聲讚揚小狗是“靈巧的”，“張嘴就咬了這傢伙的小指頭”。處置完“事件”，他對赫留金說：“我還會來收拾你的！”又繼續巡邏了。

《變色龍》作於1884年，作品發表前，正是在俄國民意黨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1881）之後，亞歷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強化警察統治的同時，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給殘暴的專制主義蒙上一層面紗。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員會頭目洛雷斯·麥里可夫後來當上了內務大臣，這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人民稱他為“狼嘴狐尾”。這時的警察再不是果戈理時代隨意用拳頭揍人的警棍了，而是打著遵守法令的官腔，干著獻媚邀功的勾當。契訶夫刻畫的警官奧楚蔑洛夫正是沙皇專制警察統治的化身。因此，這篇作品諷刺、揭露的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孤立的警察，是那個崇拜官爵的俄國社會，是那個窮凶極惡的沙皇專制主義。

奧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徵是對上謅媚，對下欺壓。但他卻要裝出一副正義、公允的面孔，總想以美遮醜，因此往往醜態百出，令人發笑。契訶夫為了徹底剝下他的假面具，採用對比的方法，對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奧楚蔑洛夫對“將軍”一家的諂媚和對“金飾匠”赫留金的蠻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對比又是通過對一條小狗的褒貶來體現的。奧楚蔑洛夫為了取悅白己的主子，竟然連利用一條狗的機會都不肯放過，足見他的靈魂是多麼的齷齪。

從他對下屬、對百姓的語言中表現他的專橫跋扈、作威作福；從他與達官貴人有關的人，甚至狗的語言中暴露他的阿談奉承、卑劣無恥；從他污穢的謾罵隨口噴出來揭開他貌若威嚴公正裡面的粗俗無聊。同時，作者故意很少寫他的外貌神態，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說出這一連串令人難以啟齒的語言時，竟然是臉不變色心不跳的常態，由此更突出了這一人物醜惡的嘴臉、卑劣的靈魂。

奧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幾分鐘內，經歷了五次變化。見風使舵，阿諛奉承是奧楚蔑洛夫的基本特徵。契河夫以善於適應周圍物體的顏色，很快地改變膚色的“變色龍”作比喻，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他巧妙的用五次“變色”，無情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和徹底的揭穿了奧楚蔑洛夫在莊嚴公職掩蓋下的醜惡嘴臉：他的諂媚權責、欺壓百姓的反動本性是永遠不變的。因此，當他不斷的自我否定時，他都那麼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赫留金是俄國沙皇統治下的一個小市民形象，他是小說里那“一群人”的典型代表，當狗咬人了，那一群人“彷彿一下子從地底下鑽出來”，他們把生活里的瑣事當作唯一的意義；當赫留金的訴訟最終被判定為失敗時，他們“哈哈大笑”，毫無同情心。從本質上看，這些性格特徵又是小人物在那個社會環境下追求生存的手段，是和“變色龍”奧楚蔑洛夫的“變”相同的。

那“一群人”和魯迅小說里的看客一樣，蘊含了作者的無奈、悲哀、批判。所以，如果說奧楚蔑洛夫的形象是鮮明的，那麼赫留金的形象則是深刻的。

葉爾德林相對於奧楚蔑洛夫，葉爾德林是個次要角色，他除了端醋栗、幫警官脫大衣、穿大衣三個動作、以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四句話外，不再有其他描寫。然而正如契訶夫所說：“簡練是天才的姐妹。”葉爾德林這個次要角色並不是作品中可有可無的人物，相反，這個代表著社會生活中某一階層、某類心態、某種命運的類型性典型，不僅展現了契訶夫小說的藝術造詣，也深化了全篇的主題。

在小說中，葉爾德林雖然只有四句話的正面描寫，但卻促成了奧楚蔑洛夫的兩次“變色”，推動了情節的戲劇性變化。更主要的是，以葉爾德林的麻木愚鈍、怯懦卑微反襯奧楚蔑洛夫式的官僚警察，不僅對人民大眾頤指氣使，而且對一切比他地位低、官階小的人都官氣十足。這不但強化了奧楚蔑洛夫性格的深刻性，更深化了對官僚警察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批判。如果說奧楚蔑洛夫身上充分體現了奴性和官氣的對立統一，那麼葉爾德林三個動作和四句話表現的，只有奴性。他是警察卻非官僚警察，經常出入達官貴人府宅，卻永遠只是逆來順受的奴才和不會抗辯的聽差。在奧楚蔑洛夫身邊沒尊嚴，在人民大眾面前也無威風，他代表的正是底層“小人物”在那個時代的窘迫境遇。

作家在小說里也含蓄地點出了“觀眾”的局限。他們也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軟弱、迎合強者，隨風倒的特點。

小獵狗在文中起到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更是利用了一種最平常的動物進行描寫。

1、平台作用：

契訶夫的《變色龍》描寫的是警官奧楚蔑洛夫審理狗咬人的事。小說中的小獵狗無疑就是這起事件的肇事者。狗咬人算不上什麼新聞，但作家正是通過這樣一件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小事，來表現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即揭露沙俄專制統治下的警察制度的反動與虛偽。正是由於小獵狗的咬人，才給警官創造了一個審案的機會；才給警官的搖唇鼓舌，見風使舵，出爾反爾，趨炎附勢，欺下媚上的醜陋卑劣的表演搭建了自我表現，自我暴露，自我塑造的平台；才將警官與社會底層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暴露無遺。

2、導演作用：

《變色龍》獨具匠心，巧妙至極的構思，與小獵狗這一角色的設置至關重要。警官審案，當時難以認定的是這一隻小獵狗的身份，而周圍的人也只能是拿不定的推測。也就是說對小獵狗的身份具有暫時不確定性。正是由於對小獵狗身份的反覆推測，才造成了警官在審案時對小獵狗的觀點和態度發生反覆變化。如果小獵狗能夠像鸚鵡學舌那樣直接說出自己的主人來，即使警官具有魔術般的善變本領，那他無論如何也變色不成。妙就妙在這隻小獵狗只會咬人而不能開口說話，它到底是誰家的狗，其身份只能由旁人去猜斷。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小獵狗實際上是在借旁人之口舌在無聲地導演著警官的變色“表演”。正是在小獵狗這位身份暫時不明的“導演”的導演下，小說的故事情節才得戲劇性的發展，警官的人物性格才得以層層展現，警官的變色龍形象才躍然紙上，歷歷在目，從而小說的主題才得以巧妙的揭示出來。

3、映襯作用：

在審案的過程中，一隻小小的獵狗竟然使得身為警官的奧楚蔑洛夫忽時身冒虛汗，忽時又心生寒氣。並非小獵狗具有神奇的特異生理功能，而是由於其身後蹲伏著一隻更大的獵狗──席加洛夫將軍。警官對於他們只有敬畏的份，只有死死地維護他們的利益，而對於這樣一隻小獵狗理所當然也只有加備保護了。罰狗欺了主的傻事，警官是斷然不會枉為也不敢為之的。就這點而言，警官實際上就是一隻奴性十足而又十分可憐的狗。再說，警官混跡於複雜而又混濁的社會環境之中，他為了求得生存的權利和空間，也不得不以喪失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來換取苟且生存的一方空間。所以在審案過程中，他只得見“狗”行事，完全站在小獵狗的立場上為之辯護，替狗主持狗道，地地道道地成為了一隻沙俄專制統治階級豢養的忠實走狗。狗審狗案，狗狗相護，其結果當然是狗勝人敗，不足為怪。警官和小獵狗分別擔任狗案中的主審和被審的角色，共同表演了一場滑稽鬧劇，可謂二狗同台，相映成趣。

態度變化：

第一次判定（6—8段）：弄死狗，罰狗的主人。作出判定的根據不知是“誰家的狗”。

第二次判定（9—13段）：狗是無辜的；原告是“敲竹杠”。作出判定的根據——有人說“這好像”是“將軍家的狗”。

第三次判定（14—17段）：狗是“下賤胚子”;“原告”是受了害，要教訓狗的主人。作出判定的根據—巡警說“這不是將軍家裡的狗”。

第四次判定是（18—20段）：稱是嬌貴的動物，用自己的名義派人把狗送到將軍家去；“原告”受斥責。作出判定的根據—有人說：“沒錯兒，將軍家的狗！”

第五次判定（21—23段）：“這是條野狗”，“弄死算了”。作出判定的根據—將軍家的廚師說“我們那兒從來沒有這樣的狗”。

第六次判定（24—27段）：小狗“怪伶俐的”，咬人咬得好，“好一條小狗”。作出判定的根據—廚師說“這是將軍哥哥家的狗” 。

奧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幾分鐘內，經歷了五次變化，而對狗的稱呼及態度就變了整整六次。善變是奧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徵。作品以善於適應周圍物體的顏色，很快地改變膚色的“變色龍”作比喻，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麼他嚴懲小狗，株連狗主，中飽私囊；如果狗主是將軍或將軍哥哥，那麼他奉承拍馬，邀賞請功，威嚇百姓。他的諂媚權貴、欺壓百姓的反動本性是永遠不變的。因此，當他不斷的自我否定時，他都那麼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變色龍”——奧楚蔑洛夫已經成為一個代名詞。人們經常用“變色龍”這個代名詞，來諷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對立的觀點間變來變去的反動階級代表人物。對他們說來，毫無信義原則可言。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為我所用。

《變色龍》是契訶夫的許多短篇小說中膾炙人口的一篇。它沒有風花雪月的景物描寫，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個警官偶然審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幾筆，就極其簡練、鋒利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個靈魂醜惡，面目可憎的沙皇走狗——警官奧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著一個發人深思的主題。

契訶夫所創造的奧楚蔑洛夫這個典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反映出當時俄國“警察國家”的黑暗與反動。但契訶夫對這種現象不是直接採取忿怒的揭發和深刻的批判，而是運用幽默和諷刺的卓越藝術技巧，揭露了這個封建專制國家在華麗莊嚴掩蓋下的醜惡與卑劣。

小說運用社會環境描寫。烘託了冷清、凄涼、人情冷漠、勢利的社會氛圍，這正是軍警憲兵當道的沙皇統治的真實寫照。多次運用細節描寫，形象具體地凸現了警察奧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徵。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社會黑暗。本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對話描寫。它通過個性化的語言，鮮明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徵，具有十分強烈的諷刺效果。

《變色龍》中的對話描寫，以奧楚蔑洛夫為中心，可以分為五組：奧楚蔑洛夫與赫留金的對話描寫，奧楚蔑洛夫與圍觀群眾的對話描寫，奧楚蔑洛夫與助手的對話描寫，奧楚蔑洛夫與將軍家廚師普洛柯爾的對話描寫，奧楚蔑洛夫與小獵狗的對話描寫。契訶夫通過這五組對話描寫，一方面起到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變色龍》中涉及到的人物的性格，揭示了奧楚蔑洛夫及周圍眾人的心理。奧楚蔑洛夫對不同的說話對象採取不同的態度，其對話內容有時是漸變的，有時卻是突變的；對人如此，對狗亦如此。漸變時靠“脫加”或“穿大衣”的動作過渡，突變時乾脆、果斷，直接用語言和面部表情顯現。

比如，普洛柯爾說：“瞎猜，我們哪兒來這樣的狗！”奧楚蔑洛夫馬上就從罵赫留金、稱獵狗是“嬌貴的動物”中來了個急轉彎，他講“那就用不著白費再上那兒去問了”，“這是條野狗”，“弄死它算了”。精彩的是奧楚蔑洛夫與小獵狗的對話描寫，既寫他對小獵狗的讚美之情，又寫他對小獵狗的諂媚之態，因為小獵狗的主人是“貴人”，諂媚到肉麻。作者在不露痕迹、不動聲色的自然對話描寫中，充分表現了對奧楚蔑洛夫的嘲諷與批判，既批判他對市民的“無禮”，又寫他對達官的“獻媚”，充分展現了契訶夫高超的寫作水平和愛憎鮮明的態度。

作者在文中中四次寫了奧楚蔑洛夫的大衣，通過對“脫大衣”與“穿大衣”的細節描寫，揭示其誠惶誠恐的心態。他面對將軍家的狗，如同面對將軍，惟恐照顧不周，殷勤不夠；衣服成了他出爾反爾的遮掩之物，是他“變色”的最好工具。面對小百姓時，奧楚蔑洛夫的大衣似乎威風八面、作威作福的象徵，穿著這大衣，就有了藉助的權力，可以對小百姓兇橫霸道；對位高權重者奧楚蔑洛夫的大衣又成了權力的衛道士，極力袒護那些位高權重者。契訶夫通過“大衣”細節的設置，出神入畫的刻畫了奧楚蔑洛夫的內心。

契訶夫寫奧楚蔑洛夫的語言明了了他對人物性格的深刻，所以他描寫人物的語言完全是個性化的，充分體現了“變色龍”的個性。奧楚蔑洛夫的語言多變。有罵人語言，如“豬崽子“、“你這混蛋”、“你們這些鬼東西”等。有訓問語言，如“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誰在嚷？”你在這兒幹什麼？”等，這些審問似的語言往往連用，讓奧楚蔑洛夫的身份與性格得到充分展示。命令的語言，如“把手放下來！”“馬上去辦，別拖！”“把狗帶到將軍家裡去，問問清楚。就說這狗是我找著，叫人送上的”等。有恐嚇語言，如“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

這些語言可以揭示出他官架子施官腔的特點，也表現他庸俗、空虛的心靈。奧楚蔑洛夫的語言又是多變的，對不同的對象可以說不同的話；對同一對象說不同的話，語言明快，其隨心所欲、見風使舵的技巧可說是純熟無比，顯示出官場“老油子”的心態，更表現出他是沙皇忠實走狗。

《變色龍》是俄國作家契訶夫的代表作，“變色龍”已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該作已被收入初中語文課本。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qì）訶（hē）夫（俄文：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國作家，劇作家。

187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后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並開始文學創作。1880年至1884年，發表了300多篇文章，其中包括《變色龍》《外科手術》等。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遊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10000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使他創作出表現重大社會課題的作品。1890年至1900年，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遊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莊園並轉向戲劇創作。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4年7月2日契訶夫因肺病惡化而辭世。最終，他的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是俄國19世紀末期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20世紀世界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之一，與法國作家莫泊桑和美國作家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