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憲武

孔憲武（1897——1984年），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人，北京高等師範博物系畢業。歷任練習員、研究生、教員、副研究員、教授，獲博士學位。孔憲武1942年起任西北師範學院教授、生物系主任、植物研究所所長、甘肅師範大學副校長等職，兼任《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委員、甘肅省植物學會理事、名譽理事長等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人大第一至四屆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主席團成員。

孔憲武一生致力於植物分類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學術精湛，造詣極深。他60年如一日，孜孜以求，銳意著述，共發表、出版論文和專著24篇、部，對我國植物科學的發展起了奠基和推動作用，也為我國農、林、牧、醫藥方面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受到國際學術界的讚譽。

1962年以來，他編寫的《蘭州植物通志》、《甘肅豬飼料植物介紹》、《甘肅野生油料植物》、《中國植物志·黎科》、《甘肅林木志》、《中國植物志》第25卷先後出版問世。經過他和同事們的辛勤勞動，籌建了一個藏有9萬多件植物的標本室，成為反映西北乃至全國植物區系的重點標本室之一。他的科研教學和著述活動，一直繼續到健康狀況完全不允許時候才停止。

孔憲武，字毅亭，1897年6月25日出生於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正在清末民初，啟蒙教育以讀古書為主，具有堅實的文學基礎。在中學時代接受了有關數、理、化和生物學的教育。和當時的有識之士一樣，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受列強的欺凌、掠奪和瓜分，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腐敗，科學技術上的落後，要使民族復興，國家昌盛，必須走“科學救國”、“教育救國”之路。因此，1917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系。博物系是以研究大自然的生物和非生物為主要目標，開設有植物、動物、生理和礦物學四門課，使他入迷的是植物學。積極地參加了有名的五四運動。

1921年，孔憲武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高師畢業，在校刊上發表了《植物之群落與其適應》和《我國北方之五大雜草》兩篇論文，他在植物學上的研究才能初露端倪。畢業后，先後在山東第七中學和山西第一師範任教兩年。1923～1925年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系研究科學習。1925年發表了《Canegica gigantea（仙人掌科之一種）花之分佈與發展次序對日射之影響》。將光照和植物形態建成聯繫起來的研究，這在當時國內外並不多。1925～1926年任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助理員。1926～1929年任河北大學教授，講授植物學和植物生理學，並編寫植物生理學講義，供學生使用。他在教學中最感痛苦的，就是所有的教材都是講外國的植物和外國人的研究工作。在大學里，一些留學歸國的教師，在講課中也多以外國植物作例子，沒有反映出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1929年秋天，他毅然放棄了教授頭銜和高薪待遇，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作了一名練習生。他決心要從頭做起，作一個中國植物科學界的小卒子，全力開拓和研究祖國的植物寶庫，為建立中國人的植物學奉獻一切。植物研究所所長劉慎諤對他的學識和志向非常器重，不久就提升他為助理研究員，以後又晉陞為副研究員。

孔憲武進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如魚得水。1929～1936年，儘管國難當頭，軍閥混戰，盜匪遍地，他卻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做了大量調查和採集植物標本的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時，他正在吉林長白山一帶考察，深入原始森林，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採集了大量植物標本運回北平。日本侵略軍入東北后，孔憲武便在河北、山西、河南一帶採集標本，不僅採集林區植物，也採集田間雜草，將採到的標本及時整理和鑒定，並以論文形式發表。1933～1937年共發表論文和專著12篇（部），重要的有《中國北部的藜科植物》（英文，1933）、《吉林小白山的松柏科植物》（英文，1934）、《小五台山有花植物志》（與王作賓合著，英文，1934）、《中國北部植物圖志》第四冊（1935）和第五冊（1936），《中國北部的幾個新種》（英文，1936），《北京之禾本植物》（1937）。這些論文和專著都是中國植物分類學的重要文獻。他所發現的植物新種有河南蓼、太白蓼、細葉蓼、細穗藜、東亞市藜、硬枝鹽蓬以及新屬苞藜屬等。

隨著東北的淪陷，華北和北平的形勢越來越緊張，實在難以繼續工作。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決定將部分人員西遷陝西武功，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為鄰，因而，1936年孔憲武隨所來到武功。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研究所經費無著落，便和西北農學院合辦西北植物調查所。這個調查所事實上也不能開展工作，孔憲武不得不去西北農學院教書。他於1936～1939年受聘為該校副教授，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也是一位植物分類學家，他們兩人友情甚篤。他在辛樹幟授意和支持之下，利用課餘時間跑遍了陝西關中18個縣和秦嶺、太白山，採集了大量標本。1938年在該院學報上發表了《陝西渭河流域之雜草》。這是一部對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的著作。1954年該院又將此文抽出印成單行本，作為教學參考書。

1939年，在蘭州成立了西北技藝專科學校，教師主要來自西北農學院，孔憲武亦被調入該校任教授。學校位於遠離市區的西果園，是一個南北走向的狹長山溝，生活非常不便，但因其靠近林區，孔憲武亦樂於在此工作，並且開始了他對蘭州地區植物的調查和研究，為編寫《蘭州植物通志》打下了基礎。

1941年，西北師範學院開始從陝西城固搬遷到蘭州，1942年孔憲武受聘為該校博物系教授。從此，他再也未離開這個學校，共43年，並曾先後長期擔任生物系系主任和校植物研究所所長，還擔任過代教務長、副校長等行政職務。195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30多年中，曾被選為甘肅省第一屆至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代表、主席團成員。另外還有著不少的社會兼職，如曾兼任中國植物學會理事、甘肅植物學會理事長、《中國植物志》編委、《甘肅植物志》主編等。

孔憲武進入80高齡之年，還親自領導並參加《甘肅植物志》的編寫工作，病篤時尚關心此事。

1984年10月16日9時，終因年老體衰長期住院醫治無效而逝世，享年87歲。臨終遺言“喪事從簡，不保留骨灰”。遵照他的遺言，於1984年10月20日將他和夫人的骨灰撒於興隆山的東山坡上，讓松濤、花香、鳥鳴永遠陪伴著他們。

為了紀念這位中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孔憲武的生前友好及學生集資於1987年他逝世三周年之際，在西北師範大學樹立塑像，並出版了紀念文集和學術專刊。

1897年6月25日 出生於河北省高邑縣。

1917～1921年 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系並畢業。

1921～1923年 任山東第七中學、山西第一師範教員。

1923～1925年 北京師範大學博物研究科學習，獲理學士學位。

1925～1926年 任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助理員。

1926～1929年 任直隸省立河北大學教授。

1929～1936年 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員、副研究員。

1936～1939年 任西北農學院副教授。

1939～1942年 任西北技藝專科學校教授。

1942～1949年 任西北師範學院博物系教授（1946年後兼任系主任）。

1949～1984年 任西北師範大學（原名西北師範學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植物分類研究室主任、植物研究所所長、兼教務長、副校長、顧問。

1984年10月 逝世於蘭州。

1、孔憲武。植物之群落與其適應。博物雜誌。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出版，1921，4：15-22.

2、孔憲武。中國北部之藜科植物。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出版，1933.

3、孔憲武。小五台山有花植物志（英文）.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叢刊，1934，2：227-421.

4、孔憲武。中國北部植物圖志第4冊。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出版，1935.

5、孔憲武。陝西渭河流域之雜草。西北農林，1938，3：1-22.

6、孔憲武。蘭州植物通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62.

7、孔憲武等。中國藜科植物。植物分類學報，1978，16（1）：99-123.

8、孔憲武編著。中國植物志—藜科，25卷2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9、孔憲武。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藜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10、孔憲孔。中國高等植物圖鑑補編第1冊（藜科）.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11、孔憲武編著。中國植物志—紫草科，第64卷2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無論是在科研機構，還是在教學崗位，孔憲武都是孜孜不倦地堅持科研工作。在蘭州，他的科研重點可粗略地分為兩個段落：1939～1959年從事甘肅及毗鄰地區的植物調查和分類；1959年以後則以參加編寫《中國植物志》中的藜科、蓼科、紫草科等科為主要活動。1939～1949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又緊接著是解放戰爭，政局動蕩，經濟困難，民不聊生，幾乎沒有搞科研的條件。可是孔憲武憑著一根採集杖，一副標本夾，踏遍了蘭州的河灣灘地、平川農田和南北兩山，並把距蘭州百餘里的興隆山當做植物寶庫，10年中去了多次。因而，他在1946年前就完成了《蘭州植物通志》的初稿和《興隆山木本植物》的手稿。他並不滿足於對甘肅中部植物的了解，而要掌握整個西北地區的植物，1946年秋，他派張鵬雲去青海林區採集標本。1948年夏，他和張鵬雲參加裴文中、王德基等著名學者組織的河西綜合考察團，考察了武威、民勤、張掖、臨澤、酒泉、敦煌等地的森林、草原和荒漠植物，行程西達陽關。此行，他的收穫很大，並把研究的重點轉向荒漠植物。1950年夏，甘肅解放后約有半年多，他就帶著西北師院和蘭州大學的師生10餘人，徒步300餘里去洮河中游的蓮花山實習，跋山涉水，風餐露宿都壓抑不住他解放后喜悅的心情。同年秋，為了探明中國西北橡膠植物的資源，欣然接受國家委託，獨自一人遠赴新疆昭蘇地區調查橡膠草，並攜回種子試種。1957年，孔憲武年已花甲，但仍然帶著學生去天水地區實習，根據所採集到的標本寫出了《麥積山植物初步報告》。

1959年，學校及省領導得知孔憲武早已完成《蘭州植物通志》的初稿，便一再敦促及早付印，經過他認真地修改，這本50餘萬字的巨著終於在1962年面世，為甘肅的工農業生產及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1959年以後孔憲武參與《中國植物志》的編寫工作。他認為這是關係到國家學術水平以及國際聲譽的頭等大事，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一再教育與其共事者千萬馬虎不得。1966年他所承擔的藜科部分終於定稿，1978年出版《中國植物志》第25卷第二分冊。他寫的《中國藜科植物》一文於1978年登載於植物分類學報上。60年代初，他數次帶領王慶瑞等前往甘肅河西走廊考察治沙工作，採集了大量的沙區植物標本，並對治沙工作提出建設性意見。

從大學畢業到逝世，孔憲武在學校里生活和工作了50年，凡是和他接觸過和受教於他的人，都認為他是一位最受愛戴的老師。這種發自肺腑的讚揚，不僅僅是因為他學識淵博，態度和藹，教學方法精湛，更為重要的是他師德高尚。他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剛直公正，不畏強暴；他處世謙誠，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最厭惡自我吹噓、阿諛奉承、爾虞我詐的醜行；他對待學業和工作總是認真負責、勤勤懇懇、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孔憲武的道德觀的形成與其家庭影響和幼年所受教育有著密切關係，一方面受父兄的熏陶，以孔夫子的後裔嚴格要求自己，絕不做有辱於祖先之事；另一方面，他幼年所受的教育，使他接受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道德概念，用這些概念規範自己的行動，時間長了就自然地表現在待人接物上。他以身作則，時時處處給學生作出了榜樣。“身教重於言教”，自然地受到學生的敬仰和熱愛。

孔憲武對待教學工作非常認真，儘管他學識淵博，造詣很深，植物分類學講了多遍，但是在每次上課前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首先要寫出詳細的講授提綱，然後安排教法，在講台上他會把那些枯燥無味的科、屬、種特徵生動地介紹給學生，正如呂忠恕回憶文中所說的：“孔老師教這門課時並沒有用傳統的‘滿堂灌’的老方法，而是首先引導學生同大自然接觸，熟悉自然界中各種各樣的植物，觀察其特點，了解其生活。教師重點介紹其特徵，並附帶介紹這種植物的功能、用處、醫藥價值及有關的故事、傳說等，使大家感到有意思，而且產生進一步研究它的決心”。凡是聽過孔憲武講課的人都有同感，認為他把植物分類學教“活”了，時隔四五十年回憶起來猶如昨天。他的教學效果所以能如此之好，正是他付出了巨大勞動和心血的結果。

孔憲武教學還有一個更為突出的特點，就是把自然界作為課堂，讓學生自己學，互相教。往往利用上課或課外時間，有目的地將學生帶到野外，讓他們採集標本，進行細心的觀察研究，比較其異同，自己先進行分科、分屬或分種，最後由教師或其他同學給以訂正。這樣的活動充滿情趣，獲益不少。因而在歷屆學生中對植物分類學產生濃厚興趣的人很多，有的人把植物分類作為終身研究的目標，有的人已成為分類學方面的知名人物。

孔憲武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他認為生命對一個人來說是短促的，一個人對社會來說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要使人民的事業興旺發達，必須動員更多的人參與。因此，他把培養人才看得比個人成名成家更為重要，他以鋪路石子的精神用自己的軀體為後來者鋪平了前進的道路，他像明燭一般，點燃了自己，而給人們帶來了光明和溫暖。1945年蘭州大學成立了，生物系沒有植物分類學教師，希望他去兼課，他慨然答應。當時市內沒有公共交通車，學校里也沒有車接送，因此，他去該校上課不是乘馬車、坐羊皮筏子就是步行，行程10餘里，風雨無阻，連續達六七年之久，此時他已年過半百。他為蘭州大學的教學和植物標本室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增強了兩校兩系之間的友誼。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學校中缺乏教師，為此，他一個人擔起了幾個人的工作，支持青年教師去外校進修提高，任課最多時間每周達到27學時，還要做繁雜的行政工作。為了事業的興旺，儘管很累，但他總是說：“這是我當系主任應該做的。”這種甘當人梯的精神是多麼寶貴，使聞之者無不為之感動。

孔憲武性格內向，面孔嚴肅，不苟言笑，使一些初識之人感到拘束。事實上他非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直來直去，從不以勢凌人。所以師生們都樂意和他談心。在交談中他會慈祥地肯定對方的長處，誠懇地指出短處，使聽者心悅誠服。他生活簡樸，從不亂花一分錢，但當師生們因經濟困難向他伸出求援之手時，他總是慷慨解囊相助。孔憲武是位堅持原則嫉惡如仇的人，如果誰真的做了錯事醜事，他批評起來也是很嚴肅的。說他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是當之無愧的。

孔憲武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他承認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他更承認科學家是有國界的。當一個科學家首先要熱愛自己的國家，用自己的知識才能為人民服務。因此，他在青少年時憂國憂民，“五四”運動挺身參與鬥爭，義無反顧地投身科學事業，繼而又以執教為生，立足西北原野，通過科研和教育開發這一地區。這些具體活動無一不說明他是多麼地熱愛自己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認識到中國從此得到新生，因之以千倍萬倍的熱情迎接解放，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1956年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一個共產黨人的心胸和實際行動來實現強國富民的願望，奮鬥終生。他認為做一個中國人是光榮的，在外國人面前應是揚眉吐氣，不要妄自菲薄。他一生從未出國，與他同齡的植物分類學家幾乎都是留過洋的。和這些科學家在一起共事，他從不自卑，由於他的學問和人品也受到這些專家的敬重。

中國的西北地區歷來被人們看成是落後之地，很多人不願意去那裡工作。可是孔憲武1936年到西北后，就紮根在這塊黃土地上，發誓要為建設大西北貢獻自己的一切。抗日戰爭勝利后，有人動員他回北京，他搖搖頭，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他認為自己的事業是在西北。他用50年的時間基本上摸清了西北的植物資源，並為西北培育了大批人才，奠定了這一地區現代植物學發展的基礎。

孔憲武對事業可以用“刻苦、務實、嚴謹”幾個字概括。所謂刻苦就是學習和工作上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孜孜不倦、鍥而不捨。他認為學問到處有，只要鑽研探索就會有收穫；工作條件固然很重要，但人的主觀能動性更為重要。因而他走到那裡就要熟悉和調查那裡的植物。1942年在城固任教時，對每天所走過的道旁、地埂和田野上的植物開花期作了觀察記載，寫成了《城固植物開花隨記》。孔憲武生平無特殊愛好，幾乎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用於看書和研究上。他很重視知識的積累，所以學識淵博，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所謂務實就是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在科研和教學上孔憲武總是真實無偽，他最討厭的就是有弄虛作假的行為。1939～1949年間他在蘭州工作，因參考文獻缺乏，對許多植物他只鑒定到屬，學生問他為什麼不定種名，他說：“在沒有充分的依據下，我是不能亂定的”。所謂嚴謹就是對科研成果的發表特別慎重。他一貫認為科研成果一經發表就要和廣大讀者見面，如果其中有不成熟甚至錯誤之處所造成的影響將是非常惡劣的。《蘭州植物通志》的初稿於20 世紀40年代中期即已完成，遲遲未發表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考證清楚其中的一些植物學名。直到1959年，在大家一再敦促下，他才對初稿經過認真修改之後交去付印。當時有人問他，書名為什麼不寫成《蘭州植物志》，卻叫《蘭州植物通志》？他解釋說：《通志》在內容、編寫規格及文獻引證等方面均不如植物志全面，其收載的植物種類是以地區性為主。由此可以看出孔憲武治學態度的嚴謹和謙虛。

孔憲武從來不把知識私有化，只要那裡需要，他就會非常樂意地奉獻出來。解放前後，經常有學者、學生和生產部門將採到的植物標本送來讓他進行無償的鑒定，他從來未推辭過，總是送多少鑒定多少，為此而佔去了他很多的時間。有人勸他少做這樣的事，他總是說：“人家送上門來的活兒怎麼好意思推辭，再說我通過鑒定也認識了一些從未見過的植物，對我也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