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江南水鄉某鎮。五十多歲的老包忠厚、善良，但很懦弱。他在秦府當差三十多年別無所求，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從小失去母親的獨生子包國維身上。包國維是省立志誠中學三年級的學生。老包平時省吃儉用，望子成龍，而兒子卻不爭氣，整日與紈絝子弟廝混。寒假裡，學校發來了通知，小包因幾門功課不及格而留級。為了替兒子交納高昂的學雜費和制服費，老包四處奔走，最後，在秦府下人們的幫助下，才勉強湊齊。盼小包能繼續上學，日後出人頭地的熱望，又在老包心中翻騰。可是當他在街上告訴兒子學費已經落實的喜訊時，小包卻不願在眾人面前認他這個窮酸父親。小包一味模仿闊少，追求虛榮，甚至連頭上抹的油也要和闊少的一樣。為此，一生沒做過虧心事的老包竟去偷東家少爺的頭油。開學第一天，小包因在假期里攔截女同學一事遭到訓育主任的訓斥。大年三十，老包正在與上門討債的人周旋的時候，學校又派人來通知：小包在球賽中受闊少唆使打架傷人，被學校開除，還要罰交五十元醫療費。儘管老包還試圖極力挽回，但為時已晚，老包望子成龍的期望成了泡影。

該片攝製組在蘇州拍外景時，劇組工作人員偶然在路上碰到了蘇州滑稽劇團的演員沈小妹，她笑的樣子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就請她扮演片中女學生呂等男一角。但開拍時，和她配戲的演員因病不能上場，劇組臨時從蘇州大學找了個學生救場，沈與新來的搭檔不熟悉，很緊張。導演謝鐵驪啟發她，讓她和搭檔談滑稽戲，逗他笑就可以。

在拍攝中，劇組需要一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禮帽盒子做道具，但是市場上買不到，劇組人員決定用蛋糕盒子改裝。為此，導演謝鐵驪親自帶人到蘇州觀前街的食品店要求買蛋糕盒子，食品店沒有不賣蛋糕光賣盒子的先例，就介紹他們去食品加工廠。工廠的人聽說是拍電影要用後主動免費送給他們六個盒子。

片中扮演老包的同鄉理髮師戴老七的演員是謝鐵驪從蘇州請的真正的理髮師。

徠原作中老包一著急就摸下巴，在管宗祥提議下，改成用手拽袖頭抹鼻子的習慣。

戛納電影節組委會來中國選片時，選中了《包氏父子》，但由於當時電影局的領導不同意，該片未能入圍戛納電影節。

謝鐵驪青年少時代就讀過張天翼的小說《包氏父子》，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早就產生了有機會把小說搬上銀幕的想法。1982年下半年，他正好沒有拍攝任務，便著手改編原作。劇本完成後，得到張天翼的首肯，北京廠的領導汪洋、於藍等也支持他拍攝。但是就在準備開拍時，當時的電影局局長卻要求停拍，後來由於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陳荒煤的干涉，停拍令才沒有下達。

在選擇演老包的演員時，謝鐵驪相看了許多人，其中包括與他合作過多次的管宗祥。管宗祥多年前就讀過原作，很希望能得到扮演老包的機會。謝鐵驪一開始覺得管宗祥的眼神太兇惡，但在山東、河北、浙江等地試了十多個演員后，經過比較，覺得還是管宗祥更適合。當時有人認為管宗祥常用演反派、壞人，與老包的性格相差太遠。而謝鐵驪認為管宗祥體瘦、臉部蒼老，而且管很早就離家在外流浪，氣質上的滄桑感也很有時代氣息，只要控制好他的眼神和嘴，他就可以勝任這個角色。

演小包的劉昌偉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但謝鐵驪認為他有悟性，為他分析角色心理，特別指出小包不僅窮，連鼻子也長得不好看，可以在鼻子上做點文章。劉昌偉受此啟發設計了一個情不自禁摸鼻子的動作。

管宗祥從小失去父母，逃荒在外，對舊社會的“下等人”生活比較熟悉，但他認為不能把自己的苦難經歷照搬到角色身上。所以，他除了原作和劇體之外，還瀏覽了張天翼在20世紀30年代發表的其它小說、散文，又查閱了二三十年代的各種畫報，研究故事發生的時代江南小鎮的風土人情和市民生活習慣，為創作積累素材。分析了角色性格、經歷、職業后，管宗祥認為老包的形體動作、語言節奏必須是遲緩的，這是角色逆來順受的性格決定的，同時也不能演成渾渾噩噩的傻瓜。他決定從眼睛的運用上下功夫。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帶一點凶光。這種眼神不適合當了三十多年傭人且窮困潦倒的老包。所以，他在表演時讓眼睛處於半睜狀態，讓瞳孔失神散光。另一方面，管宗祥性格活潑敏感，與老包的性格差異較大，為了體驗人物心理、縮短與角色之間的差距，謝鐵驪導演和管宗祥都要求劇組人員無論拍戲與否，一律稱呼管宗祥為“老包”，而且他天天穿著老包的破棉袍鑽研角色，在蘇州、同里拍戲的三個月里，他都沒有脫掉那件衣服，也不出去逛蘇州的園林。在處理老包的台詞和語音語調時，管宗祥覺是自己嗓子不好聽，希望找人配音，但謝鐵驪導演主張用管宗祥的原聲。管宗祥分析后發現，原作中老包有些口吃，但語言遲緩是表象，該如何待人接物老包心裡是一清二楚的，他的語言表達總是顯得困難吃力，但稍覺愉快時說話也會流暢些，痛苦時便口吃語塞。所以，管宗祥在生活中著意剋制自己，改愛說愛笑為寡言少語，使用遲緩的語調說話，以便在表演時讓語調符合人物性格。

謝鐵驪對片中的道具、服裝、建築要求嚴格，老包的棉袍、針線包、豬胰子，理髮館的椅子、磨刀條子，都要求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樣。對於店鋪的幌子，一般電影是寫“某某店”的字樣后，剪了字往布上一粘，而該片則是讓裁縫師傅用縫紉機把字縫上去。片中老包穿的棉袍也是劇組在鄉下淘渙到的舊衣，蒸過後給演員穿。

該片是一出讓人慾哭不能、欲笑不得的悲喜劇。編導在片中兩個人物——老包和他兒子包國維身上傾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感情。創作者描寫這兩個人物的立場頗有點像魯迅對待他筆下的人物阿Q，一邊鞭撻他、嘲諷他，一邊寄予深深的同情與嘆息。該片所勾畫的社會，對觀眾認識舊社會很有好處。從老包身上人們可以領略許多生活的哲理，引起對人生的思索。而包國維無疑是一面鏡子，青年中似包國維者可從這個形象中照見自己的醜惡，從而警惕起來。導演對於張天翼刻畫人物的特有諷刺手段的理解令人欽佩。原小說寫人物採用漫畫家筆法，在改編時，謝鐵驪對於這一特徵做了加強和發揮，在採用原作中極有概括意義的細節、特徵的基礎上，把原作中反覆出現的小包抹頭髮的細節改成揉鼻子，比抹頭髮更生動。作為一部改編之作，該片在體現時代特色、原作的文學性及悲喜劇風格、樣式上有許多成功之處，值得細細玩味。 （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評）

該片的成功之處在於比較準確地掌握了原著的精神，真實地再現並豐富了原著所反映的時代歲月和風土人情，豐富、深化了原著人物形象，在保留原著藝術風格的同時，編導的藝術個性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是，影片把老包從期冀、幻想、歡樂到幻滅的過程表得細膩、曲折，使老包這個人物更多地帶有悲劇色彩，令人同情。而原著對老包的態度是諷刺多於憐憫的。倘使影片能加強對老包的針砭和諷刺，無疑會更加符合原著精神，深化影片主題，並且在藝術風格上也能更為完整。 （《電影藝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