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貝婁

北京時間4月5日，美國猶太作家索爾·貝婁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的家中安靜地逝世，享年89歲。去世時，他的妻子和小女兒守候在身邊。

索爾·貝婁出生於一個猶太家庭，童年在加拿大度過，9歲時隨全家遷居到美國芝加哥，從此以芝加哥為第二故鄉。他先後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後來則在芝大、普林斯頓大學等高校長期任教。

1941年，索爾·貝婁發表了小說處女作《晃來晃去的人》，隨後一直保持穩定的創作產量，逐漸登上文壇巔峰。他是唯一一位三次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的作家，也是第八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獲獎原因是“對當代文化富於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索爾·貝婁的一生大多數時間在教席上度過，是位以描寫知識分子見長的知識分子型作家。戰後美國政治腐化，城市衰敗，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衣食無憂，但深陷異化和沉淪的誘惑，既苦悶又不知所措。貝婁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反映這個人群的內心苦悶。長篇小說《奧吉·瑪琪歷險記》（1953）標誌著他形成了自己的獨立風格。瑪琪是芝加哥貧民窟的猶太少年，從小到大，他一直在抵抗周圍人的控制，一發現他人有所企圖，就為維護自己的人格立即抽身而出。但是逐漸步入中年之後，瑪琪發現自己雖然不受任何人限制，卻成了一個什麼都不是的空白。

《歷險記》揭露了美國社會存在的“自我本質危機”，瑪琪無法在成年以後找到“自我本質”，就成了與自己相對立的異己。生活優裕的大學教授赫索格，在60年代的社會動蕩中陷入困惑。他外不能忍受不公正的社會，內不能應付家庭分裂的現實，只得感嘆半輩子的孜孜治學一無用處，不時提筆給古人和今人寫一些不曾發出的書信，訴說自己的痛苦和希望。

索爾·貝婁的許多人物自身中都有典型的現代性特徵：極端的倦怠無聊，把周圍世界看作不必要的東西，以至於有評論家把他的人物說成是“慢性憂鬱症”患者。《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加劇了陰鬱下的崩潰感。而到了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禮物》時，他的矛頭指向現代美國整體的社會環境對於精神文化的壓迫和破壞。洪堡早年曾是紅極一時的詩人，后以文人的理想主義支持斯蒂文生競選總統，不料後者被艾森豪威爾擊敗，洪堡抑鬱至發瘋而死。與洪堡形成對照的是他的朋友西特林，他躲開潦倒瀕死的洪堡，躊躇滿志地出席美國總統的晚會，歆享當代文明的種種財富。但最後，西特林卻發現他在這個物質主義的社會裡失去了創作靈感，再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

《洪堡的禮物》為貝婁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成就得到了世人公認。而在文學領域之外，貝婁還深切地關注著美國當代的精神生活、高等教育乃至政治形勢，經常發表隨筆時評，接受媒體採訪。他對權力掌控下的教育和學術體制尤其有著深刻的反省，許多文章矛頭直指體制化知識分子的依附性、自命不凡和虛偽浮誇。

1993年，索爾·貝婁離開了他生活、執教了大半生的芝加哥和芝大，來到波士頓繼續教書。年輕時以風流才子著稱的他曾結過五次婚，最小的孩子納奧米·貝婁是在他84歲時降生的。近年來，雖然貝婁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但他的好友沃爾特·波森透露，貝婁的思維一直非常敏捷。2000年，貝婁出版的平生最後一部小說《拉維爾斯坦》，主人公是以畢生摯友、美國知名學者艾倫·布魯姆（1930—1993）為原型的。

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思盛讚貝婁是美國現代小說歷史上的兩名巨人之一，他說：“20世紀美國文學的主幹是由威廉·福克納和索爾·貝婁這兩位小說家建立起來的。”

貝婁的逝世震動了國際文學界。法新社在訃文中，讚揚貝婁“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和海明威等人一起構建了美國文學的基礎，而當時美國文化正逐步佔領全世界”；“他最擅長描寫的就是大都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心態，探索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出路，多層次、富有質感地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文筆輕快跳躍。”英國作家V.S.普萊契特則說他最欣賞貝婁文字中的那種“狂歡感”，“同時也訝異於他與眾不同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