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藜

福建同安人。原名圖地，筆名還有許流浪、許徒弟，魯家等。生平多憂患，自稱“憂患的寵兒”。

魯藜3歲隨家僑居越南，少年時期做過小工、小販、流浪者。

1932年春回國考入集美鄉村師範實驗學校，發表處女作《母親》於《廈門日報》副刊。這以後接觸共產黨地下組織。1933年5月因紀念“五卅”被捕。1934年春到上海。1937年到安徽從事教育工作。

1938年7月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同年秋創作組詩《延河散歌》用散文化的筆調錶達對革命的嚮往和對獻身者的讚頌，清新而且有哲理意味。這些詩1939年在重慶的《七月》上發表后引起反響。

1942年參加整風后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后在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北方大學中文系工作。

1949年隨軍到天津，任天津市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主編《文藝學習》月刊。1955年後因胡風問題一直蒙冤，被迫停筆，參加農業勞動。

1979年冤案平反，重返文壇。曾在中國作協天津分會從事專業創作並擔任領導工作，為《詩刊》編委。

魯藜的關於平凡與偉大的名言：老是把自己當成珍珠，就時時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

魯藜最擅長寫作長短詩（包括敘事詩）、哲理詩，永遠秉持著一顆不停燃燒的心靈。雖然個性溫和如水，內心卻熾熱似火。縱觀其詩歌，格調清新明麗，兼有浸潤著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相交融的詩情韻味，自成一家。因之，不但得到朱自清、聞一多、胡風、艾青等名家的稱讚，文學史家王瑤的推崇，在社會各界讀者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歡迎，這才是最難得的創作回應，很值得當今詩人共同研讀之。

在中國現代詩壇上，魯藜的成功應是一個殊例。他出身於貧苦華工家庭，自幼失學，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僅初中程度），主要憑藉刻苦自學成材和藝術天分的賜予。那種坎坷不平的命運，熱愛祖國與人民的高尚情操，賦予他靈性。他僅在故鄉廈門從事地下工作時發表了一篇小散文習作，從未做過當詩人的美夢，而成名的契機還是在抵達延安之後。這位愛國歸僑青年，在這裡尋到了一條自主創新的大眾化詩路。1939年冬發表組詩《延河散歌》，採用新的思想與表現手法，立即震驚了全國。接著主動請纓奔赴華北抗日根據地，由於主體意識與新生活的巧妙遇合，使之成為解放區的著名詩人和“七月派”的代表人之一。如果不是後來受到那場政治風暴的衝擊，可以預見魯藜將在詩藝術上獲取更加輝煌的成就。

魯藜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他的詩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為海內外廣大讀者所喜愛。建國前出版《醒來的時候》《星的歌》《鍛煉》等詩集，解放初出版詩集《毛澤東頌》《紅旗手》《英雄的母親》等。1955年因受“胡風集團”事件株連蒙冤入獄26年。1994年10月，天津市為詩人80壽辰舉行祝壽會，稱他是“我國當代卓有成效的著名作家”（林默涵語），“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經漫長歲月冶鍊，你屬於純金”（艾青語）

魯藜的詩篇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富有象徵主義的歌詠，充滿浪漫主義的情調，具有哲理的內含；某些短詩有時超越他所寫的某些較長詩篇直抒胸懷的成就，含有豐富的內在的感情，蘊含深刻的哲理，感人至深，受到讀者的欣賞和熱愛。

魯藜一生就是一首悲壯的詩，在他痛苦的深淵裡“浮出彩霞的光彩”。

胡風集團事件1955年發生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與胡風有過往來的人受到株連，魯藜沒有倖免。人民日報1955年5月13日公布了所謂《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將胡風逮捕，屠梅志（胡風夫人）也同時被捕。中共天津市委在5月13日人民日報公布第一批信件當天布置逮捕阿壠、盧甸，他們早有思想準備，事先將與胡風來往信件全部銷毀。魯藜和胡風只是作者與編者關係，也有信件往來，他未燒毀而把20多封信整理好，準備上交。天津文聯秘書長張學新和天津市公安人員到魯藜家去，並未逮捕，請他搬進天津文聯機關住，進行檢查，魯藜主動把胡風信件交給組織。人民日報5月24日發表第二批材料，公安人員才把魯藜從文聯機關帶走，定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在公安機關關了一年，沒有審查出和胡風問題有什麼關係，也無其他政治歷史問題，被釋放了。天津市委要他寫一篇檢討文章發表，就可以不開除黨籍。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鐵骨錚錚，寧願暫時不恢復黨籍，也不向錯案低頭，更不落井下石，拒絕撰寫檢討文章。於是分配他到南郊區任合作辦公室副主任，后又調到天津拖拉機廠和農場勞動。“文革”十年，他在劫難逃。粉碎反革命“四人幫”之後，直到1979年才恢復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決定凡是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複名譽。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1981年中共天津市委對魯藜一案做出“三恢復”（黨籍、工齡、工資）決定，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