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金璋

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輔導員、赤水縣民教館館長、新正縣政府科長、赤水縣三區區委書記、三原地委組織部科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高陵縣委書記，陝西省委組織部處長，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一等秘書，西藏外交處副處長，外交部釣魚台國賓館主任，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政務參贊，延安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西安市副市長兼外事辦公室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1993年離休。

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土金璋感言“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我見證了這一路走過的跌宕起伏。國慶來臨之際，作為一位老革命，我心中有無限感慨。我祝福祖國更繁榮，社會更和諧，生活更美好。”

土金璋是典型的敢講真話的領導幹部；1973年6月9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回到延安，聽說延安人民吃不飽肚子的情況，立即找土金璋個別談話：“金璋同志，你到延安快十年了，延安人民還吃不飽飯。請告訴我真實情況。”土金璋據實彙報：“延安有14個縣、130萬人口、南邊7個縣群眾生活還可以，北邊7個縣十分貧困。子長縣李家岔區的群眾，包穀面都吃不飽，有些人家幾口人蓋一床被子。”

總理眼圈紅了：“戰爭年代都沒這麼苦，現在為什麼這麼苦？”土金璋回答：“總理呀，我琢磨著，這可能和我們的政策有關係。群眾種的一點南瓜、包穀，割‘資本主義尾巴’都割掉了。”

總理立刻嚴肅起來：“你為什麼不阻止？”土金璋欲言又止，望著總理嚴峻的目光，他如實地說：“總理呀，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

總理說：“不阻止是不對的，是錯誤的。一定要阻止，要讓群眾吃飽飯。”土金璋立即回答：“好，堅決按總理指示辦。”

吃飯時，有人問總理：“喝酒嗎？”總理沉著臉說：“不！”並招呼延安的同志同他一桌吃飯，席上，總理問：“我讓北京支援你們，延安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原人均糧食250公斤），能不能做到？”大家說：“行！”總理說：“我就等你們這句話，拿酒來！”他一一和在座的延安同志碰杯……

這個情節後來被搬上熒幕，在電影《周恩來》中再現，而且攝製組專門邀請土金璋飾演原角色的土金璋，拍戲時，土金璋忘了是在拍戲，好像回到與周總理在一起的難忘時刻；事後，他還誇獎王鐵成扮演的總理像極了。

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書記，負責外事和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工作紀念館陳列方案，報經中共北京向黨中央彙報，並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徵求意見，以便最後定案。

時值盛夏，萬木蔥蘢，我們到了北京心情格外愉快。為了工作方便，我們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確定由我負責和中央辦公廳、中宣部聯繫彙報事宜，其他同志則每天出去走訪老同志，徵求他們對陳列方案的修改意見。

7月2日下午3時左右，毛主席辦公室汪東興主任派車將我接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並問延安有無幹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況。我打聽到你從延安來，想請你向主席簡要地彙報一下延安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聽到這話，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能又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緊張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調到延安工作，因到延安時間短，對工農業生產正處於熟悉情況階段，隨身又未帶材料，擔心向毛主席彙報不好。因此，我建議說：“我們一同來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參加主席接見，大家都談，你一句，他一句，這樣談就全面些，不僅能滿足主席了解情況的要求，也能滿足主席見到更多延安人的願望。”汪說：“這個意見可以考慮，今天不定，過兩天再說。”

當時在我腦海里就映出4年前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工作時，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過幾次飯和談過話的情景，特別是一天上午在國賓館12號樓大 客廳的一次談話，給我印象最深。當時，主席坐在大沙發上，我坐在左邊小沙發上，主席叫我也坐在大沙發上，長時間拉著我的手，和藹親切地笑著，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說：“我是陝西淳化縣，原陝甘寧邊區赤水縣人。”主席說：“赤水縣就是淳化縣和原三水縣(后改為旬邑縣)的各一部分。”主席又講到旬邑縣的職田鎮、崔家河、土橋鎮，淳化縣的馬家山、通潤鎮、爺台山等地，以及原陝甘寧邊區的這兩個縣與國統區邊境線上的村、鎮。毛主席由西北講到東南，提起這些村鎮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可見主席記憶力強得驚人。

6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打來電話，告訴我們，延安來的同志7號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由於我事先未告訴大家主席接見的事，大家聽了不要外出的消息，立刻議論起來。有的說：“明天可能有重要報告。”有的說：“可能是什麼重要會議要咱們去參加吧！”延安黨校校長黑振東同志說：“我看怕是毛主席要接見咱們延安來的同志吧！”說到要和毛主席見面，大家異常興奮。黑振東同志夜晚睡不著覺；有的同志買了新衣裳，有的同志買新皮鞋，有的同志一整天不離開招待所，有人出去理髮也要說清楚在哪個理髮館，怕耽誤了良機。

7月7日上午毛主席辦公室的同志又來了電話，指名要我接電話。拿起了聽筒，同志們都把我圍了起來，大家的視線集中在我的臉上，屏聲靜氣地看我的表情。我放下聽筒后，立即激動、大聲地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延安人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大家先是一愣，頃刻猛然醒悟過來，都興奮地歡呼跳躍著。大家在自己房子眼巴巴地瞅著鐘錶，恨不得把指針撥快一點。同志們急切地盼望著那激動人心的時刻。

下午5點鐘，一輛乳白色的小麵包車從招待所大門駛進，服務員同志禮貌地來到我們坐等的小會議室，興奮地說：“中辦來車接延安的同志們。”黑振東、張茂遠、劉克廉、黃高謙、馮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車。

小麵包車在賓士，大家顧不上欣賞窗外的景緻，一顆顆焦急的心已早早飛到人民大會堂，飛到毛主席身邊。當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時，汪東興同志告訴我們：“主席正在接見外賓，很快就要來了！”我特意看了一下手錶：6點20分。幸福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汪東興同志帶我們到湖南廳前廳。驀然間，我們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現在我們面前。同志們又驚又喜，只見主席微笑著、邁著穩健的步履向我們走來，汪東興同志上前告訴主席：“延安同志來看望您了。”主席聽到后滿面笑容地點點頭，同大家一一握手。

我第一個和主席握手，我仔細地端詳著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寬闊的額頭，溫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無一不顯出偉人的風采。握著主席那溫暖寬厚的大手，我激動得心呼呼直跳，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汪東興同志介紹說：“他們都是從延安來的。”由於我和主席在釣魚台國賓館見過幾次面，這時主席一直握著我的手不放，打量著我，搖了搖頭連聲說：“不不不。”汪東興同志忙作解釋說：“金璋同志原在釣魚台賓館工作，後來調到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工作，因延安這幾年外賓去的多，陝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主席聽罷，一邊點頭一邊說：“這就是了，這就是了。”我說：“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主席慈祥地笑了：“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們都在延安工作嗎？”我介紹說：“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和延安黨校工作。”主席又問：“延安現在怎麼樣？”我說延安有不小變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介紹著延安的情況。我接著又說：“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這時，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遠處，緩緩地說：“我來北京之後，還沒有回過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應該回延安看看，應該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要謝謝延安人民啊。”

聽到主席這番話，大家心中一熱，熱淚幾乎從眼眶裡涌流出來。接著主席又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眾星拱月般地簇擁在主席周圍。不少同志同主席握了幾次手。這時汪東興同志走過來對主席說：“延安的同志們想同主席照個像。”主席笑著說：“好！好！大家照個像留念。”同志們又熱烈的鼓掌起來。主席連連招手，關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毛主席，以至於攝影師按下快門時，馮芝桂同志還未將雙手放下。照完像，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別，同志們對主席說：“祝願主席身體健康。”主席也笑著說：“好！好！謝謝大家。”大夥用熱烈的掌聲歡送毛主席，主席一邊招手一邊說：“謝謝你們。”

第二天上午，我們12人在招待所開了個談感想座談會，每個同志都滔滔不絕。說不完的感想，談不完的體會，千言萬語，歸納起來一句話：做好本職工作，以實際行動回答主席對延安和延安人民的關懷。

這真是終生難忘的一幕啊！過了幾天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同志送來了16張放大的照片，傳達了一位領導同志的意見：除給每個同志一張外，西北局、陝西省委、延安地委也各給一張，給了我兩張。黑振東同志把他那張照片放在房間的桌子上。招待所的服務員一面驚奇地看照片，一面羨慕地說：“你們延安人就是特殊，我們住在北京還沒有和毛主席照過像，你們剛來北京幾天，就見到了毛主席，還合了影。”黑振東同志得意地說：“延安就是不一樣嘛，是黨中央、毛主席住了13年的地方嘛！”

當時，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同志正在北京醫院住院，我們把毛主席接見的情況給他做了彙報，他看了我們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后說：“照片上主席這樣滿面笑容，這樣高興，看來主席可能要回延安一趟。恐怕要做些準備，你們回去給省委、延安地委彙報一下。”按照張德生書記的指示，我們當即打電話，向陝西省委和延安地委作了彙報。

後來，據說毛主席準備先到井岡山，然後再回延安。1965年5月，毛主席回到井岡山，由於國事繁忙，加之國內外形勢的驟變，毛主席回延安的願望未能實現，成為主席生前的一件憾事。

這張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一直掛在我書房裡，每當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上挫折和不順心的事，我便會情不自禁地凝視著那張照片，凝視著毛主席那親切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於是我的心中就產生了一股熱流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