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於法蘭克福鎮（位於黑森州）的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小時候，父親是嚴厲的、嚴肅的。而母親則用不同於父親的那種溫柔、體貼的母愛安撫、保護、激勵著歌德，引導他對學習的興趣，並竭力培養歌德掌握對於文學的正確理解能力。

母親常常把他放在自己的膝頭，講述各種各樣有趣的故事給他聽。母親的語言表達能力很強，言辭新奇而豐富，歌德常常聽得如醉如痴。也許正是傳承了母親的這種才能，歌德成年以後母親仍是跟他像朋友般共同探討問題。對於兒子的作品，母親是凡有必讀，並總能給予恰如其分的評論。歌德悟性很高，媽媽一點就通，並能很快完善自己暴露出來的不足。

除了1750年12月7日出生的妹妹科尼麗亞·弗里德里柯·克里斯蒂娜之外，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很早夭折了。

1758年，歌德染上了天花。歌德受到父親和家庭教師的教育，也學習騎術和擊劍。

歌德很早就已經對文學產生了興趣。在這方面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克洛普斯托克和荷馬。14歲時，他就想參加一個田園詩協會。同時，他也喜歡戲劇，因此在法國佔領期間他頻頻造訪法國劇院。

1763年他在一場音樂會上見到了當時年僅7歲的莫扎特。

1765年9月30日他離開法蘭克福，到萊比錫學習法學。

1765年10月至1768年8月年間，歌德在萊比錫學習。他聽了作家蓋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的詩藝講座，並參加了他的寫作風格練習。同時他也接受了萊比錫學院院長安瑟的繪畫課程。他愛上了凱特馨·勛考普夫（Kaumlthchen Schoumlnkopf），並在歡樂、輕快的詩句中，以洛可可風格傳統歌頌了這段愛情。（詩集《安內特》（Annette））萊比錫市最著名的和擁有第二長歷史的飯店：奧厄巴克斯·凱勒飯店和這裡的浮士德的故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於奧厄巴克斯·凱勒成了他在戲劇《浮士德》的第一部中涉及的唯一的真正存在的地方。一次大咯血使得歌德不得不中斷學業，於1768年8月28日返回法蘭克福。

1776年，歌德作為樞密公使館參贊開始為薩克森-魏瑪-埃森納赫公國（魏瑪公國）服務，並獲得了更多的政治任務。他在大公送給他的帶花園的房子（歌德屋）中住了六年，並按照公園的規格親自設計和建設了房子周圍的花園。他也在圖林根（Thüringen）的伊姆河（dieIlm）邊的自然風景公園的設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希望上帝使我成為園丁或實驗員，這樣我該多幸福啊。”

1779年他被提升為樞密顧問。他接受比他年輕8歲的大公卡爾·奧古斯特的讓他在微型小國魏瑪任職的建議是為了進行政治上的改革。在議會中歌德的職權越來越大。政治——即使在他不再擔任公務之後——一直是他關注的領域。

這一年他開始進行深入的自然科學研究。1780年6月23日，他成為魏瑪共濟會分會：阿瑪利亞（Amalia）分會的學員，1781年6月23日，歌德成為正式會員。

1782年4月2日升任會長。在他升遷的幾周后，阿瑪利亞分會不得不停止工作，因為當時共濟會的活動遇到了敵對情緒。

1782年大公把一所婦女廣場（Frauen plan）邊的房子租給歌德，1792年它最終被送給了歌德。在這裡歌德一直居住到去世。婦女廣場邊的花園也是詩人自己建設的。（1885年，歌德的最後一名孫輩後代和繼承人去世后，這所婦女廣場邊的房子就被宣布為國家博物館。二戰後這所房子遭到嚴重破壞，所以園藝師、作家卡爾·福斯特（Karl Foester）來到魏瑪並重新建設了花園。）

1777年歌德進行了第一次哈爾茨山之旅。12月10日，他登上了布羅肯山（der Brocken），這被認為是首次冬季攀登此峰的行動。

1783年他進行了第二次哈爾茨山之旅。

此後的1784年他進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哈爾茨山旅行。

眾所周知，歌德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和傑出的思想家。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科學研究者，而且涉獵的學科很多：他從事研究的有動植物形態學、解剖學、顏色學、光學、礦物學、地質學等，並在個別領域裡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就。

1784年歌德在人類的顱骨旁發現了顎間骨。雖然法國科學家魏克·達蘇在此之前四年就已經發現，但歌德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歌德還是一位畫家，更準確地說，是一位有相當造詣的畫家。歌德的天性極其活躍，他的求知慾非常強盛。他把他的精神觸角伸向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認識外部世界的所有手段。他的智慧、他的勤奮，他那深邃的目光、他那敏銳的感官，以及他長達82個春秋的高壽，使他在不同領域裡——首要是在文學創作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繪畫藝術上，並幾乎一直熱情地進行實踐，畫了2700幅之多，這其中絕大多數是風景畫，也包括他進行科學研究時所繪下的畫圖以及他對人體進行的臨摹等。

1786年6月歌德前往義大利，專心研究自然科學。從事繪畫和文學創作，陸續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寫了《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節。在魏瑪，只有他親密的侍從兼秘書賽德爾（Philipp Seidel）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地。在義大利，歌德自稱“菲利普·米勒”（Filippo Miller）。他給家裡寫的第一批信件沒有署明日期。到了羅馬，歌德才向親友報告了自己真實的決定和打算：他要在義大利呆相當長的時間。

歌德在《義大利遊記》中描述了他的義大利之旅。1786年他在羅馬結識了畫家緹士拜恩。

1787年他同緹士拜恩和其他人到那不勒斯旅行。同年緹士拜恩的著名油畫“歌德在義大利”誕生了，畫中描繪了在羅馬的丘陵地帶的旅人歌德。歌德也在那裡認識了安格莉卡·考夫曼。

1788年回到魏瑪后只任劇院監督，政治上傾向保守，藝術上追求和諧、寧靜的古典美。

1794年與席勒交往後，隨著歐洲民主、民族運動的高漲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他的思想和創作也隨之出現了新的飛躍，完成了《浮士德》等代表作。

歌德的晚年，歐洲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發過革命掀起了全歐洲性的革命高潮，先進國家的工業革命突飛猛進，工人運動已經興起，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廣泛流傳，浪漫主義文學運動遍及全歐。這些情況促使歌德的眼光突破德國的狹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歐洲、甚至世界的變化，更多地接受社會新思潮。這些都有助於他克服前一時期思想上的狹隘性。大約從40歲起，歌德的身體就變得僵硬和難以行動。他受到嚴重的椎間盤損傷和多根胸椎變形之苦。

1798年歌德寫下了哀歌“植物的變形”。

在埃爾富特（Erfurt）召開諸侯大會之際，拿破崙一世接見了歌德，並授予他榮譽軍團勳章。

從1813年10月始，歌德把興趣集中到了遙遠的中國。他先後在圖書館借閱了10多種有關中國的書籍。其中有中國遊記和中國哲學方面的著作。他通過英法文譯本讀了一些中國小說和詩歌，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今古奇觀》等。他—直想把《好逑傳》，寫成一部長詩；讀過《趙氏孤兒》之後，受到啟發，他又計劃寫一部戲劇。

1827年至1829年間，他便寫了14首題名為《中德四季晨昏吟詠》的抒情詩，抒發了他對東方古國的憧憬。通過接觸中國的文學作品，歌德從中看到人類共同的東西。他在同助手愛克曼的談話中闡述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樣；只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更合乎道德……”他從中國文學談到德國文學與法國文學，進而提出了“世界文學”，這一全新概念。他說：“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使它早日來臨。”值得一提的是，20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另一思路也提出了“世界文學”這—概念。

1814年歌德到萊茵河和美因河地區旅行。

1817年他開始寫作“我的植物學研究的歷史”，創辦“談自然科學，特別是形態學”雜誌（直到1824年）。結成和礦物學家、植物學家施坦博格和音樂家菜爾特的友誼。

他認識了貴族婦女夏洛特·馮·施泰因。他們保持了一段十年之久的親密關係。

1795年他開始了與席勒的友誼。席勒最初是作為歷史學教授來到耶拿的。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1805年席勒去世。

1806年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福爾皮烏斯結了婚。歌德從1789年起與她同居，兩人生有一子：奧古斯特。

1832年3月22日11點半，星期四，歌德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給我更多的燈吧！”這體現了他作為大文豪的樂觀精神。3月26日葬於諸侯墓地。

歌德不僅善繪畫，對自然科學有廣泛研究，其創作囊括抒情詩、無韻體自由詩、組詩、長篇敘事詩、牧童詩、歷史詩、歷史劇、悲劇、詩劇、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教育小說、書信體小說和自傳體詩歌、散文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最著名的是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詩體哲理悲劇《浮士德》（1774～1831）和長篇小說《威廉·麥斯特》（1775～1828）。《少年維持之煩惱》因反映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聲，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使歌德從此享有世界聲音。《浮士德》取材於德國16世紀關於浮士德博士的傳說，給以加工改造。是歐洲資產階級上升時期資產階級先進人士不斷探索、追求的藝術概括。悲劇不但結構宏偉，色彩斑斕，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象徵手法為一體，且讓主要人物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的整個思想言行都形成善與惡、行與情、成與敗的辯證發展關係。

歌德一生尤其是後期創作的輝煌成就，是同他對這一現實主義原則的恪守分不開的。歌德早年曾領導過狂韌突進運動，傾向於浪漫主義。但以後意識到當時浪漫主義的“病態”，轉向古典主義。歌德所倡導的古典主義，實質上便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問題是歌德後期理論思考的一個焦點。在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歌德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稱得上是一座里程碑，曾給予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以直接而有力的推動。興起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運動，顯然受到過歌德文藝思想的深刻影響。

他並不企圖在作品中“體現某種抽象的東西”，而只是把自己從生活中獲得的“感性的、生動的、可喜愛的、豐富多彩的”“印象”，“用藝術方式”進行加工，通過“生動的描繪”提供給人們。歌德在這裡雖然沒有指明“印象”的來源，但聯繫整段話的內容，不難理解，所謂“印象”，不是別的，而正是客觀外界的現實生活在作家主觀意識中的反映，而作家在社會實踐中對客觀生活的一種“觀照”。因為他認為這才是文藝創作的真正的基礎和根據。

歌德在同愛克曼談到《浮士德》的創作時，他一方面承認其中“沒有哪一行詩不帶著仔細深入研究世界與生活的明確標誌”，另一方面他又說道：“我如果不先憑預感把世界放在內心裡，我就會視而不見，……我們周圍有光也有顏色，但是我們的眼裡如果沒有光和顏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顏色了”。他所說的“預感”以及眼裡的“光和顏色”，即是指作家能動地感應和預測生活的心理條件，或者說是創作主體所應具備的一種宏闊、靈勁、富有張力的心理形式。從這裡可以讀出這樣一層意思：文學創作者對特定外界事物的感受與把握，依賴於相應的主體條件，如不具備這方面條件，客觀存在的事物即使再有意義也不會成為他的對象，因而也不能引發他的創作衝動。

《浮士德》作品跟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並列為 歐洲文學的四大古典名著，《威廉·邁斯特》分《學習時代》和《漫遊時代》兩部。

歌德對世界文學影響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譯成48種語言，是各國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歌德通曉多種語言，熟悉歐洲國家各歷史時代的文學作品和形式，他翻譯、戲仿或用這些作品的風格寫作。《浮士德》簡直是歐洲文學傳統的彙集。歌德還對世界各地的民歌有著濃厚的興趣，積極搜集歐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參與“世界文學”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兩本詩集《西東詩集》和《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前者受波斯詩人哈菲茲影響，後者受中國戲劇和小說影響。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來提高寬容度，他的“世界文學”應該稱之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對話和交換。在這些對話和交換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趨明顯，個性卻也並未被抹殺。歌德通過廣泛的學術閱讀、文本翻譯來了解世界上各種文化的觀點，並寬容地對待這些觀點，平靜地接受或忽略它們。歌德贊同康德藝術和科學相互啟發的觀點。他的科學實踐以及“世界文學”實踐都是為了尋找一切生命體在不同中體現出的統一和和諧。

歌德作品傳入中國大概是在戊戌前後。1922年，郭沫若全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正式出版，其後他又陸續譯出《浮士德》。值得一提的是，歌德的作品對中國啟蒙運動發揮過積極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德文化交流的發展，歌德及其作品像一顆閃爍的明星，在中國放射出愈加燦爛的光芒。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彙集中國三代歌德研究者和翻譯家學術成果的十卷本《歌德文集》，成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20世紀30年代《浮士德》已走進大學課堂，在有的學校開設的“西洋名著選讀”課上被研讀。到抗戰爆發前夕，短短十幾年，歌德的主要作品除《威廉·曼斯特的漫遊時代》和《親和力》兩部長篇未譯外，幾乎全有了中文譯本。歌德在中國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

人物思想

他認為藝術家應該表現自己熟悉的生活。歌德宏觀地審視了人類的文學創作，得出“整個世界都是他的題材，”“真實的題材沒有不可以入詩或非詩性的”結論。但他同時看到，就每一位作家的具體創作活動而言，又必然會有其特定的選材範圍：任何作家要想獲得創作的成功，在選材方面必須力戒旁馳博騖，而要以自己的生活實踐為基礎，著眼於那些為自己所熟悉從而有能力駕馭的生活現象。

其次，歌德指出，作家在感受體驗生活的基礎上進入創作過程，應當從對生活中個別事物的把握開始。他認為，對於個別事物的把握和描述是文學藝術的生命所在。所謂個別事物，在歌德看來，既包括現實生活中的個別人物、事件、情境，也包括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某種傳說、故事等。歌德要求作家把對生活中個別事物的把握作為創作過程的起點，是對傳統的文學創作思想的一個重大突破，在西方文論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歌德生活的時代，在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中張揚自由、表現個性的呼聲與傳統的文學觀念之間的衝突日益尖銳。歌德基於自己對文學特徵的深刻體會，沿著前人的方向繼續探索，終於在創作理論上完成了從“類型說”到“個別說”的轉換，轉換的重要標誌，便是從個別出發的創作主張的提出。歌德從理論上對“類型說”給予了有力的否定。這裡所傳達的基本精神，同樣貫穿在歌德的其他不少言論中。

在歌德生活的中晚期，即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以至整個西歐和俄國，瀰漫著一股消極浪漫主義的逆流。不少人鼓吹藝術必須從詩人的內心世界出發，拒絕接近生活和反映主活。面對這股極其有害的文藝思潮，歌德獨立不移，力挽狂瀾，表現出對現實主義原則的堅信。他說：“我和整個時代是背道而馳的，因為我們的時代全在主觀傾向籠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卻是客觀世界。”他把那些與世隔絕，沉湎於冥思苦索，向壁虛溝的詩人稱為“主觀詩人”，認為他們不配稱為真正的詩人。他深刻地指出：“要是他只能表達他自己的那一點主觀情緒，他還算不上什麼；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達出來，他憂是一個詩人了。此後他就有寫不盡的材料；而且能寫出經常是新鮮的東西。至於主觀詩人，卻很快擾把他的內心生活的那一點材料用完，而且終於陷入習套作風了。”在當時消極浪漫主義的浪潮中，與歌德交誼甚篤的席勒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以至兩人在文藝觀上發生了分歧。歌德指出：“我主張詩應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認為這種創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認為只有他那種方法才是正確的。”診“我不免想，席勒對哲學的煩向損害了他的詩，因為這種傾向使他把觀念看得高於一切自然，甚至消滅了自然。”歌德在這裡明確指出的“從客觀世界出發的原則”，正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那種“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把觀念看得高於一切自然，甚至消滅了自然”的創作傾向。則是同這一原則相違背的。

基於對文藝與現實的審美關係的正確而深刻的理解，歌德總是一再告誡作家“要面向現實”，善於到浩瀚無際的生活海洋中去汲取創作的素材。歌德認為，生活中到處有詩，關鍵在於作家是否善於不懈地去探求和發現。“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詩人的本領，正在於他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必須由現實生活提供做詩的動機，這就是要表現的要點，也就是詩的真正核心。”他囑咐愛克曼：“我只勸你堅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現實生活。”從上述基本思想出發，歌德把真實性看作是現實主義文藝的首要的審美特性，是現實主義作家所應遵循的首要準則和追求的首要目標。他說：“對天才所提出的頭一個和末一個要求都是：愛真實”。、“對藝術家提出的最高要求就是：他應該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並且應該創造出一種畢肖自然的作品。”

歌德指出：“藝術要通過一種完整體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實，或者說，是一種豐產的神聖的精神灌注生氣的結果。”所謂“合智”，是指藝術家的感情、思想、智慧、秉性、意志、願望等等，即藝術家主觀的心靈世界。藝術家在對人世間提供的材料進行藝術加工的過程中，必然“灌注”著自己的主觀意識。真正的藝術，“它是一件精神創作，其中部分和整體都是從同一個精神熔爐中熔鑄出來的，是由一種生命氣息吹噓過的。”藝術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藝術家用自己的生命的乳汁哺育起來的。歌德指出，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所寫的人物都顯出那位偉大詩人的高尚心靈”，“莎士比亞所寫的劇本全是吐自衷曲·一莎士比亞是一個偉大的心理學家，從他的劇本中我們可以學會懂得人類的思想感情。”歌德自己的創作也同樣如此。在談到創作《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體驗時，歌德說：“我像鵲鵬一樣，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來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東西，大量的感情和思想，足夠寫一部比此書長十倍的長篇小說。”關於《浮士德》這部代表作，他說：“不僅主角浮士德的陰鬱的、無膺的企圖，就連那惡魔的鄙夷態度和辛辣諷刺，都代表著我自己性格的組成部分。”歌德甚至稱《塔索》“這部劇本是我的骨頭中的一根骨頭，我的肉中的一塊肉。”正是由於藝術家的生氣灌注，使主觀心靈與客觀生活相融合，才能使藝術作品成為一種“第二自然。”

再次，藝術要服從“較高的意旨”。所謂“較高的意旨”，是指人作為社會的人所特有的意旨，也就是道德的意旨。歌德所理解的道德不是狹義的，而是指顯示人的精神實質或社會性的，它和單純的自然是對立的。他指出：“現實的東西如果沒有道德的關係，我們就把它叫做平凡的東西。”“造形藝術所涉及的是可以眼見的東西，是自然的東西的外在現象。純然自然的東西只要同時是在道德上使人喜愛的，就叫做純樸的，所以純樸的對象才是藝術領域的。”又說：“藝術應該是自然的東西的道德表現。同時涉及自然和道德兩方面的對象才是最適宜於藝術的。”歌德認為藝術家從事創作應具有偉大的人格。優秀的藝術家，“他們是憑著自己的偉大人格去看待自然的。”然而，“我們的守舊派藝術家們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憑著人格的軟弱和藝術上的無能去摹仿自然，自以為做出了成績。其實他們比自然還低下。誰要想作出偉大的作品，他就必須提高自己的文化教養，才可以像希臘人一樣，把狠瑣的實際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把自然現象中由於內在弱點或外力阻礙而僅有某種趨向的東西實現出來。”一鄉在歌德看來，希臘藝術家們縱使在刻劃動物時，也能夠達到“不僅妙肖自然，而且超越了自然”的境地，便是由於他們能“把很瑣的實際自然提高到他自己的精神的高度”。可見，“關鍵在於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做出什麼樣的作品。”

總之，歌德關於藝術家既是自然的奴隸，又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藝術創作中主觀和客觀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既反對了消極浪漫主義，又同自然主義劃清了界限。這是歌德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他對現實主義理論發展作出的卓越的歷史貢獻。

恩格斯說過：“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恩格斯甚至曾經把歌德和黑格爾並提，給予高度的評價，稱“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哲學家黑格爾對歌德的思路有著及其深刻的理解，他準確地指出，“歌德的初始現象並不已經意味著一種理念，而是意味著一種精神——感性的本質，在純粹的本質概念和感性世界的偶然現象之間進行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