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理論

產業政策理論是產業經濟理論中又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產業政策的概念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但在此之前產業政策的思想及其實踐就已經出現了。19世紀40年代，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李斯特（F.Liszt）發表了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從歷史的角度對各國的經濟與政策進行了比較分析，並特別對比了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與海外擴張政策，以及美國的關稅保護與產業扶植政策，提出國家應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經濟政策。

日本是世界公認的提出並實施產業政策且卓有成效的國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遭失敗，戰後日本經濟危機重重，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日本政府面臨著恢復經濟的考驗。通過實施產業復興政策與產業合理化政策，日本成功實現了鋼鐵、煤炭、海運、電力、合成纖維等許多工業部門產業重建與經濟復興的目的。1955年以後，日本經濟開始振興並迅速接近歐美髮達國家水平。這一時期的產業政策主要是規劃產業結構高度化目標和發展序列，確定戰略產業並通過政府的經濟計劃、經濟立法、經濟措施扶植戰略產業成長，帶動整個經濟起飛。由於產業政策的有效作用，日本經濟在2O世紀六七十年代獲得高速增長，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隨著日本經濟奇迹的出現，產業政策越來越引起各國實業界與經濟理論界的廣泛關注。1970～1972年，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經編寫其14個成員國有關產業政策的系列研究報告，使產業政策第一次在世界範圍內被普遍接受。當時日本經濟學界為了給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理論依據，對產業經濟理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如小宮隆太郎的《日本的產業政策》、筱原三代平的《產業結構論》、宮澤健一的《產業經濟學》等。日本學者將以往的西方產業經濟理論高度概括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編撰出第一本以《產業經濟學》命名的著作，這標誌著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產業經濟學的誕生。

到目前為止，產業政策理論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不僅如此，對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適用性也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看法。因此，產業政策理論作為一門新興的應用經濟理論還很年輕，一般都偏重於經驗研究和實例論證。特別是從日本，德國、新興發展中國家等一些成功範例的分析研究中尋找規律，進行理論概括和經驗總結。

一般認為，產業結構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是構成整個產業政策理論的兩大主要部分，其中結構理論是核心。產業結構理論的基本論題是，發達國家如何保持本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領先地位，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趕超目標，以儘快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論題是，在生產要素投入既定的前提下，通過什麼途徑能夠增加產出，擴大有效供給和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涉及到生產要素如何合理地、有效地組織，企業的組織結構如何調整，企業的生產效益和積極性如何發揮等產業組織問題。由於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產業內部各企業之間會形成一定的相互關係，這種相互關係的結構(即產業組織)是否合理，就成為上述課題能否解決的關鍵。西方產業組織理論研究表明，保護有效競爭和充分利用規模經濟是政府調節企業之間相互關係，使產業組織趨向合理的兩大法寶。與此相應的產業組織政策包括反壟斷法，中小企業保護法，促進企業聯合政策等等。

此外，從產業角度考察的供給理論，其基本論題是供給如何創造和引導需求，特別是如何擴大有效供給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供給創造和引導需求，可以從技術進步發展新產品和改變價格結構引導需求兩個方面來論證。無論從經濟發展歷史來考察，還是從當前的現實看，任何一項科學技術進步，都可以直接創造出需求。

有效供給論可以從總供給和有效供給之間的差額來論證。在發展中國家，落後和具有改變落後的強烈願望往往會產生趕超狂熱，經濟偏離本身的發展規律，使大量投資和所形成的實際供給能力之間出現差額，表現為投入要素中有一部分發揮不了效益，形成無效供給。因此，發展中國家要走上供給發展的良性循環，不僅要解決資金積累機制，而且更要解決提高有效供給問題。

以結構理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理論是一門充分體現產業發展決策計劃化的應用經濟理論。結構理論和結構政策研究不僅為政府決策機構制訂產業發展規劃提供科學依據，而且十分具體地指明哪些產業應當優先發展，怎麼優先發展；哪些產業不應當鼓勵或者讓其自我發展 哪些產業要限制發展，怎麼限制 在順序選擇上，提出第一順序是什麼，第二順序是什麼，現階段應該怎麼做，下一階段又應該怎麼傲。產業政策理論研究在我國還剛剛起步，要為政府決策機構提供嚴密，合理，有效，成熟，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產業發展政策建議，還需要一段時間。

一、“市場失靈”理論

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即使在市場機制十分健全的情況下，仍存在著不少缺陷。產業政策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機制可能造成的失誤，而由政府採取的一種補救措施。日本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一針見血地指出：“產業政策的中心課題，就是針對在資源分配方面出現的‘市場失靈”採取對策。”

二、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有兩個理論來源：一是李斯特的“動態比較成本理論”；二是弗農的“產品循環理論”。傳統的“比較成本理論”源自李嘉圖的“國際分工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生產條件不同，生產各種產品的成本不同，每個國家都應生產它最具成本優勢的產品。如果一個國家各種產品都有成本優勢，則在其中選擇最具優勢的產品，“兩優取其重”；如果一個國家各種產品都處於成本劣勢，則選擇劣勢最小的產品，“兩劣取其輕”。這樣進行國際分工、合作，各國都能獲得利益，實現國際資源的最優配置。從靜態的觀點看，李嘉圖的國際分工理論是有道理的，稱為“靜態比較成本理論”。按照李嘉圖的“國際分工理論”，先進國家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後進國家生產低附加值產品，後進國家永遠處於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因此，該理論受到後進國家的非議。當時尚處於後進地位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對此提出挑戰，他認為，比較成本優勢不是絕對的，是可以變化的，如果後進國家對尚處於“成本劣勢”的“幼稚產業”進行保護、扶持，“成本劣勢”可以轉化為“成本優勢”，從而臍身於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行列，改變自己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因為李斯特從動態的觀點看待“比較成本”，他的受傷樹砍為“動態比較成本理論”。

三、結構轉換理論

結構轉換理論也叫“產業結構高級化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思想體現在，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必須不斷實行從低級向高級的適時轉換，才能真正實現趕超和保持領先地位。產業結構設能實現及時轉換，是歷史上一些老脾的發達國家趨向衰落的基本原因之一。英國的克拉克、德國的霍夫曼和美國的庫茲涅茨等人都對經濟增長與收入提高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變化規律進行過深入探討和研究，並提出了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霍夫曼比率”和“庫茲涅獲增長理論”等學說。更為重要的是，結構轉換是一個重要的利益再分配過程，需要有政府的產業政策干預，才能適時和順利的完成。例如，對衰退產業的調整過程就需要政府的援助政策，並且結構轉換不應是一個被動的結果，需要在產業政策的指導下主動實施。

四、主導產業的選擇理論

經濟學家在研究產業結構演變規律時還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往往存在一個或幾個“主導產業”或“主導部門”。這些主導產業或主導部門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一時期產業結構特徵及其發展演變的趨勢。因此，主導產業或部門的選擇便成為產業結構政策的重要內容。

五、產業生命周期理論

經濟學家經過研究發現，產業的發展與人的生長過程相似，也有一個從幼稚到成熟，從成熟到衰老的過程。產業發展的這一過程“產業生命周期”分為五個階段：新興階段、朝陽時期、支柱時期、夕陽時期、衰落時期。

六、規模經濟理論

西方經濟學所闡述的規模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是，由於生產費用中固定費用和可變費用的構成受市場開闢過程性等因素的影響，產業發展客觀上存在著生產費用最低的最優經濟規模。在達到最優經濟規模之前，單位產品生產費用處於遞減過程，繼續擴大規模是有利的。在西方國家，產業政策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反壟斷，對規模經濟理論並沒有給予很大的重視。但日本的經濟學者則充分利用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他們認為，產業內部客觀上存在著工廠規模和企業規模的區別。前者決定生產費用，後者決定競爭秩序。在趕超階段，當兩者發生矛盾時，國家應當利用產業政策首先保證工廠規模達到最優，寧願暫時容忍發生寡頭壟斷和犧牲競爭活力，使社會獲得最大發展的好處。同時，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初期，生產規模往往較小，尚未充分利用規模經濟，通過規模擴張，能夠取得更多收益。如果單憑市場力量來集聚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將耗費時日，耽誤時機，失去發展機會。政府應該實施組織合理化政策，採取各種措施，促進企業合併、聯合，迅速達到最佳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發展新興產業。

七、技術開發理論

技術開發理論是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這一理論的基本內容是，技術是一種難以按一般市場原則進行交易的知識財富，其特點：一是技術本身一般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徵；二是技術開發伴隨著技術與市場的雙重風險；三是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具有學習過程和規模經濟的特徵。因此，技術開發過程或開發結果經常存在著社會收益率大於企業收益率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會削弱企業技術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在技術開發過程中，政府的產業政策干預是保證技術不斷進步的必要條件。

楊治教授較早將產業結構理論引入我國併產生了廣泛影響。近年來，他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產業政策的研究上。這似乎說明，促進產業結構本身及地區間的產業協調發展還得通過產業政策的制定及其運作來實現，加強產業政策的研究對於產業結構優化和協調是很有意義的。此外，我國一些學者對經濟周期中產業結構變動及周期波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機制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例如周振華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一書中對產業結構機理作了系統的分析，他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揭示了結構關聯效應、結構彈性效應、結構成長效應和結構開放效應；孫尚清、魏后凱、郭克莎、李悅、王述英等人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實際狀況及其存在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結論。

雖然各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產業政策，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園家更是以產業政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產業政策所依存的理論觀點一直受到來自不同角度的批評。

以發展理論作為推行產業政策依據的觀點，受到的批評意見主要來自對產業結構“可選擇性”的懷疑。批評者認為，雖然有一些有關產業結溝演變規律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研究是粗線條的，產業的劃分非常籠統，對產業政策的制定並沒有什麼指導意義。例如，配弟和克拉克只指出三次產業之間關係的變動規律，程夫曼只指出消費品：[業和資本品工業之間關係的演變規律。可是，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只講勞動力將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再轉移到服務業這種規律，並不能給人多少啟發，因為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具體有哪些行業和產品應該成為產業政策支持或限制的對象。進一步講，即使再加上一些其他標準，例如比較優勢標準，也萬能解決這些具體的問題。又例如．同樣是促進技術含量高的產業的發展，為什麼要選擇汽車製造業而不是飛機製造業或通訊設備製造業？實際上，如果深入列具體的行業和產品層面，各個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有明顯的差異，已有的產業結構理論卻並不能有效地解釋這些差異。這種批評觀點認為，實際上政府無法選擇應該發展和不匝發展的產業、應該開發印不應該開發的技術等，這些過程只能夜市場競爭中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