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

他的第一項聖職是在紐約的波多黎各移民區擔任助理神父。他五年的任職中，他獻身於這些文化經濟不利的少數民族的社會福利問題上。其後，他遠赴美國屬地波多黎各的首府波思斯（Ponce），在天主教波多黎各大學擔任副校長。如同大多數的加勒比海國家，波多黎各的經濟不隱定，生活水平低落，農人和非技術工人的貧困因為高出生率而愈形惡化。

回到美國后，伊里奇被任命為天主教福德大學（Catholic FordhamUniversity）的教授。在此他提出建立一個中心來的構想成功獲得福德大學、紅衣主教協會（CardinalSpellman）和美國的拉丁美洲委員會等三個單位的支持，因此，1961年他在墨西哥的庫爾那娃卡（Cuernavaca）成立了文化交流信息中心，后更名為文化交流文獻中心（Center forInterculture Documentation，簡稱CIDOC）。它的創始宗旨是透過西班牙文的方案和拉丁美洲研究，來培育將到拉丁美洲工作的天主教神父和俙道師。CIDOC後來變得越來越“世俗”，其目的演變成認清人類問題（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開發中國家的問題），搜集相關的資料，刺激和喚醒大眾對這些問題的知覺，並謀求可能的解決途徑。

伊里奇的這些活動，使他和天主教會的衝突持績不斷。1968 年他被傳回羅馬，接受梵諦岡的秘密調查。

了解他的思想，需要注意兩點

1）他關注的是社會問題。由於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認為問題出在教育身上，引起他對教育的思考；

2）結合其天主教徒這一身份。

（一）社會批判性。

“非學校化社會”不僅是對教育、學校的批判，更是對貧困文化進行反思，對造成貧困的各種因素進行批判性分析的產物，它揭示了製造貧困和產生異化現象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價值商品化、機構化，並對這些機構的作用過程——隱蔽結構進行了剖析，最後指出，只有當技術知識不再成為商品時，技術和知識才能為每一個人提供一種能力，只有廢除這些價值機構，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在中南美洲的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一是大學畢業生，而是在美國的人口中卻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大學畢業生。一個美國公民可接受十二到十六年的教育，而在中南美洲卻能接受二至三年的教育。

他認為以很高的代價去設立學校，建立教育制度，在富有的國家因財政充裕，所以不在乎；在貧窮的國家因財政困難，所以成問題。因此學校教育的使命每一個國家不同。今天的困難之處是把學校當成制度來看待，工業化國家對於學校教育可以把它訂出目錄的方式逐步實施，其產生的結果是特殊的機構和教學的工具隨處可見，但貧窮的國家只能希望教會幫助其解決一些教育問題。貧窮國家的人的能力在入學前就已經形成了，然而富裕國家的人在入學后才去塑造能力。

（二）烏托邦式的宗教性

伊里奇所說的革命性是和平的，採用投票之大多數表決方式，不是由一個政黨或是一個宗教所操縱。從以上的論點可以獲知：伊里奇是基於宗教觀點來看革命的，他說：「社會批判主義才是真正激進的論點，而基督教的預言是獨立的與自由的。」在伊里奇革命理論中，最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革命」（culturerevolution），他認為參與「文化革命」顯示出宗教的十字軍的象徵。當他在一九七一年在秘魯利馬對一群人演說時，預言文化革命的到來，然後創造一個「陶然自得的社會」（convivial society）。這個社會是由多數人所認可的，是沒有暴力的社會。

Deschooling Society, 1971

Medical Nemesis, 1975

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