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消費

卡斯特認為，城市作為一個集體消費的單位，可以在集體消費的過程中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衝突、發展和演變。一方面，在城市這個空間里，資本家的利益來源於資本積累，他們希望國家大量投資於社會性生產過程(如投資於有助於其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建設)，而把集體消費投資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勞動者階級則要求國家加大對集體消費的投資，現代化社會大生產的發展對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生產也提出了日益高漲的要求。在這種雙重要求的夾攻下，國家一方面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採取一定的措施緩和矛盾。隨著資本的市場運動，政府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組織集體消費過程(主要表現為各種城市規劃的方案)，不僅對城市社會衝突的發展有影響，也對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產生影響(夏建中，1998)，城市空間的變化不再是生態學中描述的由經濟競爭決定。后工業時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權已成為一股凌駕於社會生產方式之上的獨立力量，並直接影響著城市發展的進程(鄧清，1997)。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的干預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對維護資本主義整個體系產生了影響：再生產出資本主義各個方面所要求的勞動力；通過對下層階級群體的一些經濟上的讓步緩和了階級衝突，使政治統治關係得以穩定；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了經濟需求，防止了消費不足和供給過剩的危機；通過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投資，從而保障了私人資本的獲利。通過以上理論努力，看到卡斯特實際是把從當代資本主義系統結構分析集體消費作為都市社會學的任務。卡斯特的這一思想被桑德斯所接受和拓展，桑德斯贊同卡斯特將消費作為城市社會學主要研究對象的觀點，針對一些批評卡斯特忽視生產等其他城市過程的觀點，桑德斯指出，強調消費並不意味忽略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聯繫，恰恰相反，強調消費這一要素在城市中的特性是以承認消費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性為前提的。退一步說，生產和消費兩個領域的相關性並不意味著兩者同屬於一種邏輯，也並不意味著就要以對生產的研究來取代對消費研究。因此把消費認定為研究的一個特殊的專門的領域是具有合理性的。當然桑德斯與卡斯特也存在區別。卡斯特將集體消費與城市這一特定的空間聯繫起來，將城市看作是集體消費的空間單位。而桑德斯主張與特殊的空間傾向決裂，發展一種新的消費社會學。

無論對於卡斯特還是桑德斯來講，集體消費的提出其意義遠不止於重新界定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試圖圍繞集體消費的分析，對資本主義城市社會中的社會分層、社會不平等展示一個與傳統社會學分析不同的新圖景。在早期資本主義，市場化消費模式(即消費品是通過市場購買獲得) 佔主導，人們的購買力或者說生活機會一般取決於其在生產中的地位，即人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因此在馬克思時代，階級權力都是造成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統治的基本因素。但隨著政府開始在生產和消費領域進行干預，階級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機會的因素，資源分配不僅僅以市場為基礎，同時也會根據政府權力行使的政治邏輯來分配。在桑德斯看來，影響消費能力的因素有三個：家庭成員掙錢的能力；享有政府公共服務的權利；家庭成員自我供應的能力。由於家庭成員掙錢能力反映了在生產領域這一正式社會體系內的參與能力，所以這三個要素反映了人們獲取生活機會的能力實際上來自於兩個系統：一個是勞動或市場系統，一個是政府系統(Saunder,1986，292)。基於此，公眾消費能力的高低就同時受到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公眾參與市場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與此相應，社會分層與社會不平等也不再只沿著生產地位或市場能力展開，或者說，政府對消費的干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生產領域造成的不平等，但一種新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出現了，即圍繞著消費，主要是集體消費供給形成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從消費分層的觀點來看，一個人所處的階級地位並不必然等同於一個人所處的消費地位，換句話說，消費分層可以在同一階級內發生，比如擁有住房的工人與沒有住房的工人。同樣，作為集體消費品的消費者，不同階級地位的人們也會有著某些共同的消費利益，比如不同階級的家庭對政府提供子女教育的需求，消費分層可以在不同階級間形成。

因此，政治利益群體形成的基礎不再只是生產階級，也包括消費利益群體。桑德斯根據英國的情況指出，圍繞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集體消費項目形成的政治集團的基礎不是階級，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齡層、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費群體。伴隨消費分層出現的是各種各樣的消費者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矛盾逐漸成為城市社會分化的主要因素。“都市研究應該關注消費問題裡面的利益群體”(sauders，1986，308)。與傳統階級分層一樣，消費分層在形塑人們生活、決定社會關係、影響社會衝突模式方面同樣重要。具體而言，消費分層在以下三方面起著作用：形塑物質生活機會 (shaping material life chance)、建構政治聯盟(structuring political alignments)、形塑文化體驗和個人身份(shap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dentities)(Sauders，1986，319)。

就經濟意義而言，住宅擁有者可以通過住宅的租賃來謀取個人利益，也能夠以住宅為抵押去謀求更多資本。如此一來，住宅擁有者通過住宅這一消費資料的佔有獲取了新的優勢，並獲取了更多生活機會，顯然這種優勢的獲得與其在生產領域的獲取能力並無關聯。這是一種由消費資料佔有權帶來的新的不平等。桑德斯認為，考慮到住宅為其所有者所帶來的資本積累方面的好處，消費分層在經濟效果方面的影響甚至可能超過階級分層。就政治意義而言，桑德斯引用了鄧力維 (Dunleavy)的論述，認為政府福利供給導致的分化已經在逐漸改變政黨的社會支持基礎，並進一步影響到整個政治過程(Dunleavy， 1985)。例如，左派的支持者已不僅僅是工人階級，同時也有政府部門工作者和集體消費者的聯盟。政治分化不再是單純意識形態取向的產物，它反映了建立於真實經濟利益之上的分化。消費分層也增強了資本主義“一體化”趨勢，因為工人與資本家欣賞著同樣的電視節目，閱讀著同一張報紙，甚至擁有同樣牌號的小汽車，工人階級在消費過程中“同化”。

就文化意義而言，由於大眾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財產展示抽象的自我和將個人身份識別具象化，並通過所消費的商品和享受的服務的品牌等級獲得社會等級，因此，消費領域私人產權經常與個人身份識別(personal identity)相關聯，或者說消費提供了一種符號系統的意義。桑德斯批評那些仍然沿用19世紀的階級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在20世紀晚期情況的學者，認為基於生產和消費過程所產生的不同的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實際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形式，他將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形式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政治模式”(Sauders，1956，306)，並希望以此可以揭示城市乃至整個國家政治過程的不同層面。在桑德斯看來，生產政治和消費政治存在如下不同之處:

1.社會基礎。生產政治的社會基礎是不同階級的利益，而消費政治的社會基礎是不同消費部門的利益。

2.進行利益動員的模式。生產政治的利益動員模式是法團主義，而消費政治的利益動員模式是競爭主義。

3.政府干預的層次。生產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層次是中央政府，而消費政治所反映的政府層次是地方政府。

4.主導意識形態。生產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基於資本主義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消費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基於公共部門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5.所反映的國家理論。生產政治反映的是工具主義的階級理論，消費政治反映的是不完全的二元主義的利益群體理論。

雙重政治形態的存在也使政府產生分化，政府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均質實體，政府系統的不同部門有可能遵循不同的政治邏輯來運行。有些部門是私人利益的代言人，有些部門則必須向選民負責，還有些部門直接受官僚的控制。桑德斯通過對英國健康護理和供水部門的研究發現，健康部門的官員趨向於從社會利益的目標出發看待水的問題，而供水部門趨向於從市場交換的立場看待水的問題。不同政府部門的價值差異會滲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對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等產生影響。

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集體消費需求增長與私人資本生產供給短缺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政府對集體消費品供給進行干預，這種干預對資本主義城市社會系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隨著政府日益成為集體消費品的組織和管理的責任人，新的基本矛盾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系統中產生，即政府支付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而私人資本獲取了這些勞動力創造的利潤。換言之，政府供給集體消費品的結果是“供給成本”的社會化(集體消費品供給的成本來自於政府面向整個社會的稅收)和“所得利潤”的私有化(利潤被私人資本所佔有)。政府供給集體消費品越多，政府對勞動力再生產承擔的責任就越多，這也意味著資本家雇傭勞動力的工資成本會越低。而且政府對公共領域投入的越多，也越有利於私人資本的發展，這不僅因為政府通過對非營利部門的投資保障了私人資本的利率穩定，還因為它為私人資本尋求新的投資市場提供了基礎。例如私人轎車業的發展依賴於政府對快捷、高速的交通網路的建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刺激需求的增長對私人資本是最重要的，而它是通過一系列機制來實現的，比如信用制度、財政政策、政策宣傳等，而每一種機制實際上都是一種對公共品的消費和組織模式。但是，政府對集體消費承擔的責任大小是以政府的財政支出能力為基礎的，承擔的責任越大，財政支出就越大。由於政府不可能強迫資本家投資不獲利的公共領域，增加政府財政能力的途徑就是增加稅收。但這樣做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稅收過高直接影響私人資本的獲利並引發投資轉移或減少投資，結果是通脹和衰退。而面對通脹和衰退，政府的反應是削減開支，尤其是公共服務領域的開支，結果是集體消費的供給產生問題。如果說集體消費供給是一種對勞動力的支持形式，那麼政府從對勞動力的支持轉向對資本家的支持，從而引起集體消費供給的危機：住房匾乏、學校不足、文化設施短缺、交通條件惡劣等等，政府始終在二者之間擺動。

不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決定了政府最終必須保護私人資本的利益，與馬克思揭示的資本家將工人的工資維持在低水平上一樣，政府對集體消費水平也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是，政府干預越深人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日常生活領域就越政治化，城市消費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日益成為政治問題，集體消費越來越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競爭的直接內容，都市問題與權力問題聯繫起來。在發達資本主義的城市，社會衝突不再只是圍繞生產階級而展開，還圍繞消費利益群體展開，這種社會衝突並不必然引發和加劇階級鬥爭，它往往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卡斯特在《城市與民眾》這本書里，把都市社會運動定義為“由於社會的統治利益已經制度化並且拒絕變遷，所以在城市角色、城市意義、城市結構方面發生的主要變化一般來自於民眾的要求和民眾運動，當這些運動導致都市結構變遷時，就把它稱為都市社會運動”(castoll， 1953，xvn7)。都市運動一般圍繞三個方面展開：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提供的集體消費；與某一特定邊界相聯繫的文化認同感的保護；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角色定位方面的政治運動。卡斯特在《城市與民眾》這本書中提供了許多都市運動經驗研究案例，以此證明社會運動是對社會統治的反抗，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對城市和社會產生了主要的影響”(Castells，1953，329)。

由於人們的消費利益往往是與他們所在的社區緊密地相聯，因此同一社區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階級界限組織成不同的利益政治團體，為保護社區的共同利益進行鬥爭。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區提供足夠的集體消費資料，這些社區團體便會通過社會運動、社區運動或市民運動的形式表示不滿並進行反抗。這些基層群眾的社會運動對於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城市的發展過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捲入集體消費問題的並不是哪一個階級，比如交通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人，受污染的空氣不會只停留在窮人的房屋前，因此集體消費問題提供了一個使多階級聯合起來反抗的基礎，都市社會運動成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會動力之一。不過卡斯特也清醒地意識到，雖然都市社會運動能夠在運動者之中造就更高的認同感，對都市規劃、都市政策、都市政治產生影響，但不可能成為整個社會系統變遷的力量，“都市運動確實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但它不是結構性社會變遷的行動者”(Castells，1983，331)。這是因為都市運動一般只是在整體社會系統的某一個方面展開，而且往往具有地域性特徵。而一個有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系統變遷的社會運動必須能在更宏觀的層次上將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聯繫起來。要想圓滿地解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生產和分配，就必須重新組織生產、消費、流通的關係，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這一任務不可能在一個地方社區範圍解決；要想保持和發展維繫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主的溝通形式，社區必須承受來自大眾傳媒技術和“形象生產帝國”的壓力，但地方性社區不可能能夠抗衡這樣一個由強大經濟實力和政府支持的高科技的傳播網路；大多數以社區為基礎的都市運動其矛頭都指向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權力。對於資本主義整體社會系統而言，無論是水平還是內容，都市問題都是第二位的結構問題，他自身無力直接挑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 (Castens，1977，376)。

卡斯特認為，區域性的都市社會運動要對整體社會體系的變遷產生影響就必須滿足以下兩點要求：一是各種社會運動能夠聯合起來；二是各種社會運動能夠作為一個整體置於更廣泛的階級鬥爭背景下。而能夠滿足這兩個要求的前提是政治組織的產生和階級鬥爭的實踐(Castens，1977，271一272)。面對必然產生的集體消費品供給危機，桑德斯提供了另一種更為溫和的理論思考。桑德斯認為，要避免集體消費供給危機帶來的社會不穩定，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是加強社會底層的消費能力，支持和加強政府福利部門的發展。但是，如果考慮到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這一途徑並不現實。結果，集體消費品供給始終只能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上，許多人開始逃離集體消費，追求私人消費。比如，不願乘坐公共交通而去購買私家小轎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市場購買能力的，逃離的結果是一部分無力逃脫的人停留在集體消費中，他們成為一個社會邊緣群體(margin-alized minority)，不得不靠低水平的集體消費品供給維持生活。是否依靠集體消費生活成為社會分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桑德斯提出，要解決集體消費品供給危機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有效可行的途徑是將現有集體消費品的社會化模式轉化成私人化模式。

桑德斯的討論基於20世紀70年代后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變化。1974年後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向衰退，但與此自相矛盾的是，即便遭遇了持續的經濟衰退，城市中卻出現了持續的消費膨脹。在衰退形勢嚴重的英國，居民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比其他國家的比例都要高。這一消費膨脹的浪潮其實是喬謝力 (Gershuny)所說的“自我服務的經濟(self－service economy)”的發展(Gershuny，1978)。喬謝力指出，沒有看到嚴重的消費萎縮，是因為70年代后許多歐洲國家不再購買服務，而是直接購買可用於服務替代品的具體物品，而這一部分的支出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例如，人們不再去電影院享受電影院的服務，而是購買影碟機在家裡自娛自樂; 人們不再去洗衣店洗衣服，而是直接購買洗衣機在家裡自我服務；人們不再請人修整花園，而是購買工具自己修整花園。喬謝力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主要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生產效率不同。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製造業的生產效率開始超過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居民們直接購買影碟機和洗衣機自我服務的費用相對而言越來越低，去電影院看電影和去洗衣店洗衣的費用越來越高，而通過自我他們仍然能夠享受到同樣的服務。於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去購買服務，而是購買各種物品來進行自我服務。這種“自我服務經濟”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促使更多的人意識到自身勞動力的潛在價值。對這種新的自我服務的模式，桑德斯稱之為消費的私人化模式。桑德斯認為，對於許多工人來說，自我供給能力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由於經濟衰退和報酬降低所帶來的損失，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自治權利。桑德斯進一步指出，實現集體消費的私人化模式就是要讓使用集體消費品的選擇權最終掌握在個人手上(尤其是依靠政府福利生存的弱勢群體)，而實現這一轉變的途徑是政府的福利供給從實物形式 (provisions in kind)轉換為現金形式(provisions in cash)。以英國為例，政府提供集體消費資料的支出在英國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5%，其中只有一小半是以現金形式支付的，主要是養老金、各類補貼和兒童、失業者救濟金，而剩餘的大部分都是以實物形式進行分配的。按照桑德斯的觀點，如果現有以實物形式支配的那一部分集體消費品能夠以現金形式進行再分配，使人們可以拿現金直接購買他們真正急需的商品和服務，這種再分配勢必會兼顧到每個家庭的不同需要和收人的不同狀況，顯得更為科學和合理。這樣一來，處於社會邊緣的那部分人可供直接支配的相對收人勢必會大幅度增加，如此將會保證每個人都能夠用適量的貨幣購買到他們在實物分配形式下所得到的同樣的服務。以道路設施為例，如果政府採取實物供給的方式，則政府會直接去修路，但會看到最多享受道路這種集體消費品的人正是那些有車的富人；但如果政府將修路的錢折算成現金，而後根據居民的不同收人狀況進行現金分配，就會看到，拿到現金的人會有更多主動權去購買他最需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