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

學院成立

一戰後的十年，滿目瘡痍的歐洲百廢待興，電影業進入低谷。美國電影以此為契機，開啟了好萊塢第一個黃金時代。1927年5月，“好萊塢之王”——米高梅公司總經理梅耶（Louis B. Mayer）在一次晚宴上，向在座的同行提出了一個設想：“應該把好萊塢的精英分子們都集中起來，組成一個團體。它包括演員、導演、編劇、攝影師，當然還有製片人。使他們成為好萊塢的支柱，讓他們調解糾紛，或者在製片廠里起疏導作用。”一周之後，梅耶草擬了一份關於成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提案，學院的首任主席是米高梅旗下的當紅影星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

應運而生

1927年5月4日，在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成立的宴會上，由與會者提議發起，並於1929年5月16日在好萊塢舉行第一次授獎典禮。當時參會的人約270人。第一個奧斯卡金像獎頒發給了埃米爾·傑林斯（Emil Jannings），他獲得了第一屆奧斯卡最佳演員獎。奧斯卡獎從頒發的最初開始，就受到了電影業及大眾的高度關注，傳媒也積極參加轉播。在第二屆典禮上，洛杉磯電台進行了一小時的實時現場轉播。從此，每年的頒獎會都有媒體進行相應報道。1929年五月十六日第一屆奧斯卡獎舉辦一直到今天，奧斯卡獎就成為美國影藝學院的“主營業務”和該機構的代名詞。

說法一

1931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圖書管理員瑪格麗特·赫里奇（Margaret Herrick）第一次看到這個獎盃時表示，這個小金人讓她想起了自己的叔叔奧斯卡，隨後被記者用在了新聞稿中。根據埃曼努爾·利維得書籍《奧斯卡大觀：奧斯卡獎的歷史和政治》，專欄作家西德尼·斯科爾斯基（Sidney Skolsky）當時在場，他在1934年新聞稿中首次使用“奧斯卡”這一稱呼，並寫到“工作人員親切地稱呼小金人為奧斯卡” 。

說法二

美國演員貝蒂·戴維斯表示，是她最早命名奧斯卡的，因為小金人讓她想起了丈夫哈蒙·奧斯卡·納爾遜早晨下雨時的身影，於是在領獎時無意中叫了聲丈夫的名字“奧斯卡”，隨後被現場採訪的記者聽到，便流傳開來。註：貝蒂·戴維斯於1935年首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

說法三

好萊塢專欄作家史柯爾斯基在第六屆頒獎儀式結束的當晚用打字機寫一篇報導時，竟忘了小金像（Statuette）的拼法，他突然想起自己過去看過的某歌舞劇里的一場戲。那是一群喜劇演員走到樂池跟前，打趣地對指揮說：“奧斯卡，要香煙么？”指揮伸出手欲取，哪知這些喜劇演員不給香煙而躲開了。這引起了哄堂大笑。史柯爾斯基認為金像獎座象徵著慾望，應該具有喜劇性色彩。於是他在報導中寫道：“凱瑟琳·赫本以《驚才絕艷》里艾娃一角贏得了奧斯卡。”

說法四

據西德尼·斯科爾斯基（Sidney Skolsky）於1975年出版的回憶錄《Don’t Get Me Wrong, I Love Hollywood》，他並未認同埃曼努爾·利維的說法。他表示，由於他厭倦了使用“學院金像獎”這一勢利的稱呼，所以在觀看一個涉及“奧斯卡”這一名稱的喜劇節目后，他於1934年報道凱瑟琳·赫本獲得最佳女主角時，首次使用了“奧斯卡”這一稱呼，以表示對“學院金像獎”這一名稱的諷刺。該份報道已被證實於1934年3月16日發出，也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官網所承認的第1份提及“奧斯卡”的報道。《時代周刊》於1939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也認同了這一說法。

據各方面的分析來看，上述第一種說法較為可信。因為蓓蒂·台維絲首次獲最佳女主角獎是在一九三五年，而那時奧斯卡這一別名早已家喻戶曉了。至於史柯爾斯基認為金像獎座應具有喜劇性色彩，這樣的看法未必為廣大電影界人士所接受。

奧斯卡金像獎，學院獎（英語：The Academy Award of Merit），通稱奧斯卡金像獎、奧斯卡獎或奧斯卡（The Oscars；2013年2月20日起成為正式名稱）“奧斯卡金像獎”的正式名稱是“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英文縮寫為AA，1928年設立，每年一次在美國洛杉磯好萊塢舉行，半個多世紀一直享有盛譽。

獎盃造型

奧斯卡金像獎獎盃的主體為一座13.5英寸高、3.9千克重的鍍金男像，由美國雕塑家喬治·斯坦利設計。按照奧斯卡獎評選規則：一項獎的獲得者只能領取一個金像獎座，如果一項獎有兩人或多人共獲，則應分別授予每人一個金像獎座。

奧斯卡青少年獎

是由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理事會裁定並頒發給十八歲以下且「在熒幕上有傑出表現」的青少年表演者。

青少年獎的獎盃是一個縮小版的大概7英寸高的奧斯卡小金人。這個榮譽獎最早是在1935年頒給了當時6歲的秀蘭·鄧波兒。這個獎項有間斷的持續頒發了25年，一直到1961年，12歲的海莉·米爾斯因在《小福星》中的表演成為最後一個獲得此獎的演員。

首屆奧斯卡頒獎的項目只有七項：

①最佳影片、②最佳男演員、③最佳女演員、④最佳導演、⑤最佳編劇、⑥最佳攝影、⑦最佳美術設計。

奧斯卡獎可分成就獎和特別獎。

成就獎

成就獎主要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劇本、最佳導演、最佳表演（男女主、配角）、最佳攝影、最佳美工、最佳音樂、最佳剪輯、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化妝、最佳短片、最佳紀錄片、最佳外國語影片等。

最佳外語片獎

前十九屆奧斯卡獎只評美國影片，從第二十屆起，才在特別獎中設最佳外語片獎。其參選影片必須是上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下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某國商業性影院公映的大型故事片。每個國家只選送一部影片，這部影片由該國的電影組織或審查委員會推薦，且須加蓋英文字幕，送交學院外國片委員會審查。然後進行秘密投票選出五部提名影片。觀摩完五部影片后，再由四千名美國影界權威人士組成的評審委員會，選出一部最佳外國語片。該項獎只授予作品，而不授予個人。到2012年奧斯卡頒獎禮之前為止，義大利和法國分別以13次和12次獲獎，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

中國目前只有台灣地區選送的《卧虎藏龍》獲得了200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特別獎

特別獎則有榮譽獎、歐文·撒爾伯格紀念獎、瓊·赫肖爾特人道主義獎、科技成果獎和特別成就獎。

在上述眾多獎之中，最具影響的為最佳影片獎，而最佳男女角獎屬表演主獎，獲獎人有“影帝”與“影后”之稱，是男女演員們嚮往的殊榮。

奧斯卡金像獎從1929年開始每年評選頒發一次，從未間斷。凡上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演的影片均可參加評選。金像獎的評選經過兩輪投票：第一輪是提名投票，先由學院下屬各部門負責提名（採用記名方式），獲得提名的影片，將在學院本部輪流放映，觀後學院的所有會員再進行第二輪投票（採用不記名方式），最後以得票的多少決定影片是否獲獎。

2013年5月4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宣布，根據它即將實施的一項新規定，所有會員均有權參加一年一度的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和最佳紀錄短片獎最終表決，從而為會員參加影藝學院組織的所有活動提供便利。

2020年6月13日，奧斯卡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宣布新計劃“Academy Aperture 2025”，力求增加奧斯卡的多樣性，促進平等和包容，將在2020年7月31日前建立針對此的工作組。並出台新規則和措施。

2020年6月，奧斯卡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今年“招新”名單出爐。多個分部共819人受邀成為學院成員，除一名合作方成員Associates等之外都有奧斯卡評委資格。

舉辦地點

前十五屆，頒獎典禮都是在酒店以宴會的方式進行，但後來由於參與的人數不斷增加，頒獎只好改在劇院進行。並先後在中國大劇院（即好萊塢中國劇院）、洛杉磯神聖大禮堂、梅爾羅斯街劇院、潘太及斯劇院、桑塔莫尼卡公民大禮堂、洛杉磯音樂中心等處舉行。由2002年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開始，柯達劇院成為奧斯卡第一個永久固定頒獎地點。

成龍是首位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華人，同時也是第四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在他之前日本導演黑澤明、印度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和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分別在1989、1991、2014年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奧斯卡權威的樹立並非一蹴而就，它這一方面依賴於其本身對規則的嚴格執行和對電影藝術的尊重；另一方面，則完全是沾了政治的光。奧斯卡舉辦初期，力主把自己定位於民間組織形式，對官方一直保持敬而遠之的態度。1920年代，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被置於金融寡頭摩根集團和企業財閥洛克菲勒控制之下，而此時電影工業在美國也開始嶄露頭角，兩大財團竭力企圖在各方面控制好萊塢八大影片公司，華納和福克斯兩家電影公司曾為此不惜花費時間和金錢提出訴訟，皆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兩大財團也通過白宮作為總代理名正言順地表達了自己對學院獎的關注，在第四屆學院獎，不僅送來了會務費，而且副總統還親臨會場。此舉雖說是財團控制下的白宮為滿足一己之私的自作多情，學院不一定領情，但在壯大學院聲勢和樹立學院威信方面卻起了很大作用。

此後，又曾有過兩位總統親臨奧斯卡頒獎現場，第13屆（1941年）羅斯福總統和第39屆（1986年）里根總統，但里根總統光臨現場和當年羅斯福總統的出席性質已經完全不同了：羅斯福的出席是為了表彰好萊塢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起到的特殊作用，而里根則是來看望老朋友的。

奧斯卡雖說是站在電影流行藝術的風口浪尖，但卻極少標新立異，大部分時候都選擇順勢而行，特別在特殊年代，這一傾向就尤為明顯。二戰期間的第15屆奧斯卡（1942年）把六項大獎授予了應時之作《忠勇之家》，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美越戰爭的開火，國內反戰情緒日漸增高，第51屆（1978年）奧斯卡把五項大獎授予了反越戰題材片《獵鹿人》，這還引發了國際輿論界的軒然大波，同年三月，在柏林電影節上，蘇聯代表團為了抵制《獵鹿人》的放映，率領古巴、東歐等國代表團退齣電影節。又如《阿甘正傳》，它曾橫掃第67屆（1994年）奧斯卡，獲13項提名（最後獲六項大獎），《阿甘正傳》其實是奧斯卡順應美國社會長期瀰漫的強烈的反戰情緒和撫平越戰傷痛呼聲的產物。最後要提出的是，奧斯卡的“順勢而行”僅針對影片的題材而言，對於影片的藝術要求，並未降低評判標準，以上所提幾部影片，在題材上可圈可點，而且在藝術水準上，亦屬佼佼者。

絕大多數最佳影片是在美國以外拍攝的，這說明了電影製作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也模糊了所謂好萊塢電影的定義。事實上，1999年的《美國麗人》是自1976年之後23年裡唯一在好萊塢完成全部拍攝的最佳影片。

英國人每年獲得的奧斯卡提名比例大約是50%。曾有記者煞有介事地聲稱:“美國幫助英國贏了二戰，但不應該幫助他們贏“我們的奧斯卡””奧斯卡影后梅麗爾·斯特里普評價英國演員時說：“一想起英國演員我就膽戰心驚。我們美國演員跟他們比起來簡直就是一群懶鬼，他們個個能把莎士比亞倒背如流。”英國演員在奧斯卡表演獎項中始終表現突出，有勝過影片獎項。奧斯卡和英國演員之間其實雙贏關係，奧斯卡使演員成為國際明星，演員反過來以自身的演技證明奧斯卡不愧是一個識英雄重英雄的一流電影獎。

電影藝人們把獲得奧斯卡獎作為莫大的榮譽，從同行那裡獲得的最高讚美，是他們事業的終極目標。正如索菲亞·羅蘭曾說：“在我演出《母女情》之前，我是一個戲子；在那之後，我成了一名女演員。不管是好是壞，獲奧斯卡獎已經成為選擇電影題材的一項重要動力，標準就是那些電影具有‘奧斯卡潛質”。

評定優秀影片時，在“藝術”與“商業”之間何去何從？這也是奧斯卡歷年引起的最大爭議之一。通常情況下，奧斯卡評委對此採取折中手段，選取的影片一般既“藝術”又“商業”，兩者達到最佳結合點，既非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又避免了庸俗賣乖之嫌。但也有繞不開的年份，偏偏出現極端“藝術”卻也是極端“票房毒藥”的影片，在這種情況下，好萊塢評委往往的選擇是放棄。上世紀全美經典影片排名第一的《公民凱恩》就是一例。在第十四屆奧斯卡時，學院對評獎規則還未進行改革，採取的是資深影評人評選制，專家們折服於《公民凱恩》高超的電影技巧，給予了9項提名，但影片上映以來一直平庸的票房成績和在公眾中冷清的反應，讓評委們在最終評定時感到頗為棘手，斟酌再三，把大獎給予了它的對手《青山翠谷》，《公民凱恩》僅獲一項最佳編劇獎。

1940年，從第十三屆（1940年，應為第十二屆）開始，獲獎名單將採用密封方法，在頒獎典禮上主持人不拆開它之前，任何人都無權知道結果。這一做法無疑是奧斯卡的點睛之筆，之後成為國際諸多電影節的借鑒典範。

奧斯卡猶如一潭深水，浪花飛濺之下是涌動的暗流。奧斯卡被推到舉世矚目的地位，除了它本身的“軟硬體”和諧匹配外，還有更深的一層原因，那就是——利益。據內行人估計，一部影片如果獲得奧斯卡提名，其票房增加值在3000萬美元左右，而如果一旦獲獎，票房收入還將增加2000萬美元。而且，影片獲獎后，對演員的回報也相當豐厚，不僅身價攀升，能得到實質性的物質回報，本人甚至還可以憑藉奧斯卡的權威在世界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出於以上這些原因，好萊塢各大製片公司幾乎每年都要押寶於某部電影，為其耗費巨大的廣告投資。從五十年代早期開始至今，好萊塢的兩份定期刊物《聯合演出日報》和《好萊塢報道》成為了各大製片公司爭奪的主要陣地，它們買斷其中的多頁版面刊登電影廣告。除此而外，各大製片公司在電視台黃金時間插播的電視廣告上也得花大筆費用。時至今日，網際網路也成為了他們進行影片宣傳競爭的主要手段。

製片公司通過各種媒介方式宣傳影片主要是要在公眾中擴大影響，爭取票房，但是，要想真正獲獎，僅靠輿論影響力是不夠的，因為，奧斯卡獎項的選票是牢牢攥在學院評委的手裡的。製片公司要想穩操最後勝券，必須採用“非常手段”。在奧斯卡評委團里搶佔評委席成了各大製片公司屢試不爽、頗有成效的一個招數。

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演員和電影的風格總是受到歷史和政治因素的影響。電影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媒體，統治精英們總能認識到其戰略地位。奧斯卡與政治發生最密切關係正是美國50年代麥卡錫主義泛濫的時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即查理·卓別林。而相對而言，紀錄片和外語片比主流的美國電影更清晰地顯露其政治傾向。如果用一種特殊的規則來審視這類影片，那些獲得提名的外國影片都是政治化的。（看似與政治無關的《卧虎藏龍》其實也不能免俗）。無論學院是否喜歡，由於影片本身就是政治的傳媒，奧斯卡與政治永遠不可能分離。

在奧斯卡獎角逐的過程中，歷史和政治因素總是會影響影片的類型和表現力。也就是說，在決定奧斯卡獎的歸屬問題上，社會環境、時代精神和主旨比影片本身的藝術含量更為重要。奧斯卡的選擇永遠是安全的、主流的、非爭議性的電影，而且這些電影還要擁有被廣泛接受的價值：如1997年《泰坦尼克號》獲獎，《洛城機密》落選；1998年《莎翁情史》獲獎，《美麗人生》落選；2001年《美麗心靈》獲獎，《指環王》落選。

奧斯卡的主旨是懷舊，主題則在於強調傳統的家庭價值觀。

奧斯卡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娛樂。

會員終身制（已引入淘汰機制）和老齡化是電影學院面臨的兩大問題。在學院成員和電影工作者之間（被提名者）至少相差一代人。而在學院成員和普通電影觀眾之間則至少相差兩代人。

學院會員的偏見最多的體現在獲最佳影片的電影類型中，即節奏溫婉、表現高尚主題，符合中產階級審美趣味，反映主流文化，對於涉及敏感話題或大膽試驗性質的影片者均不予考慮。

形式各異的怪異行為已成為男女奧斯卡獎得主的表演的共同特徵。如嫩臉扮老相；表演一個行為怪異的人，一個天才或者甚至一個瘋子；飾演一位基於現實人物改編的英雄角色；假裝有很重的口音等。

評委們，就像普通的常看電影的人們一樣，傾向於以主題來評判一部電影的優劣。

除了體裁和主題要符合奧斯卡評委的口味外，大多數奧斯卡獲獎影片或題名影片都以宏大的視覺風格及偽實時的畫面來炫耀電影華而不實的製作價值，這一切都體現在影片龐大的製作預算和極長的拍攝周期中。除少數作品外，這些電影都是高預算、大規模豪華製作從第一部最佳影片《翼》到《亂世佳人》一直到《泰坦尼克號》，都是如此。

歸因於奧斯卡金像獎的正面的展示和被廣泛的尊重，各工作室在所謂的“奧斯卡季節”，花費上百萬美元更特地雇傭了記者來推銷他們的電影。這也導致了奧斯卡金像獎被詬病為——其越來越受到市場化的影響，而不是影片的質量。William Friedkin，一位獲得金像獎的導演和前典禮製片人，曾在2009年紐約的一次會議上表達了這種情緒，把它描述為“任何產業為了它們自己曾做過的最大規模的推銷”。此外，一些獲獎者，作為金像獎的批評者，曾聯合抵制其典禮，並拒絕接受所獲得的奧斯卡金像。第一位做這件事情的人是 Dudley Nichols （1935年，在The Informer電影上，獲得最佳編劇）。Nichols 抵制了第8屆金像獎典禮，因為金像獎和美國作家工會有衝突。George C. Scott 成為在第43屆金像獎典禮上第二位拒絕接受其獎項的人（1970年，在電影Patton里，獲得最佳演員）。Scott 把典禮描述為“行屍走肉的典禮“，並說”我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第三位是 Marlon Brando, 他拒絕了他的獎項（1972年，在電影Godfather裡面，獲得最佳演員），引述了的理由是，電影工業裡面的種族歧視，以及美國本土人過於主流化。在第45屆金像獎典禮上，Brando 委派 Sacheen Littlefeather 閱讀了長達15頁的演說來詳細描述他的批評。

Tim Dirks, 作為AMC電影網站 filmsite.org 上的編輯，曾為金像獎寫過這樣一段話：

不幸的是，有價值的評論，藝術家的洞察，文化上的影響力，和許多電影中高質量的創造力，並沒有被給以相同權重的投票。特別是自1980年代起，高成本“公式化製作”，並有著驕人收益的商業大片常常被一哄而起的成為強勢的大贏家（和最佳影片獎的獲得者），但是 它們並沒有偉大電影所具有的深度或者以任何方式被評論家廣泛認可。

典型的對於金像獎中最佳影片的批評，既是，在獲獎者和提名者之中，過多的出現了浪漫的歷史類史詩片，傳記類的戲劇，浪漫的戲劇喜劇，以及家庭類跌宕誇張劇情的戲劇，它們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美國發行的，並且是在新年前三個月中發行的。這也導致了“奧斯卡之餌”專詞的發明，用來描繪這樣的電影。整體來說，學院的頒獎，似乎是經歷了某種周期性的過程：1940年代的早期，是以戰爭為主題的影片；1940年代的後期，1960年代的後期，和2000年的的中期，是“社會問題”的戲劇；而音樂劇和歷史類的史詩劇是在1960年的早期到中期；家庭類跌宕誇張的戲劇和傳記類的史詩劇是在1970年代的晚期，並貫穿了1980年代；一種特定的影片類型（這種前期的電影，現在被認為屬於“B級電影“）位於1970年代的早期和1990年代；浪漫的歷史類的史詩戲劇則位於1990年代的晚期和2000年代的早期；由被評論家認可和讚許的導演所製作的暴力內容的獨立電影位於2000年代的晚期；而20世紀的歷史電影則位於2010年代。[需要引用出處] 這導致了在許多時候，更多特定的批評指出，學院正在和觀眾分裂，例如，由於中意於”奧斯卡之餌“而不是觀眾的喜好，或者是中意於歷史類有著跌宕起伏劇情的戲劇，而不是被評論家廣泛認可的，對於當時生活中的問題有著深刻刻畫的電影。學院似乎為了補償這些電影，而提名這些電影在其它不同的類別裡面，比如，為科幻和動作電影設置了視覺效果獎和影片剪輯獎，為喜劇類設置了劇本改編和輔助表演提名，以及為被評論家認可的藝術電影設置了導演，攝影和外國語言的提名。

表演的獎項在某些年代被批評為，並沒有更多的認可那些高人一籌的表演，而是因為某種憐憫的原因，個人的倍受歡迎，對於過錯的補救而頒獎，或者是為了認可某一個特定的提名者的終生成就而頒布“終生成就”獎。

學院獎頒獎會每年都將按照事先的安排如期舉行，在其歷史上僅有三次因為特殊的原因被推遲：第一次是在1938年，當時的洛杉磯大水災使頒獎典禮推遲了一周舉行；第二次是在1968年，當時學院獎的日程安排與著名的人權運動者馬丁·路德·金的葬禮發生了衝突，故頒獎典禮延期舉行；最後一次是在1981年，因有人試圖暗殺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而導致頒獎典禮推遲24小時舉行。

2021年3月30日，舉行的奧斯卡提名會議上，頒獎典禮製作人史蒂文·索德伯格宣布，他們將在倫敦和其它地區為那些因為新冠疫情限制而無法出行的提名者增設頒獎典禮場地，目前具體場地還未完全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