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緒

劉建緒，湖南省醴陵縣(今醴陵市)人。

1892年生於醴陵縣清安鋪。

辛亥革命后就讀於陸軍第二預備學校。

1914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科學習。

1916年畢業后回湖南，加入湘軍，與北洋軍作戰，由排長遞升為團長。

1926年隨唐生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參加北伐，任第二師第四旅旅長。北伐軍進駐武漢后，第二師擴編為三十五軍，任副軍長兼師長。馬日事變后，隨何鍵投靠蔣介石。

1929年1月，第三十五軍擴編為第四路軍，任第二十八軍軍長，跟隨何鍵配合蔣介石嫡系部隊“圍剿”紅軍，屠殺工農群眾。

1935年9月，任第四路軍總指揮。1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后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6年9月晉陞為陸軍上將。

七七事變爆發后，第四路軍改編為第十集團軍，任總司令，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不久，兼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任職期間，剋扣軍費，在長沙創辦復興銀行，自任董事長。抗戰勝利后，先後在上海、廣州、武漢、香港、醴陵等地設分行。曾從復興銀行撥款資助醴陵的湘東和蘭誼兩所中學，並被推舉為兩校的董事長。

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此時政治、經濟形勢日趨惡化，他既非蔣介石的嫡系，又與福建各派勢力素無淵源，面對這種情況，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與地方士紳、海外華僑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逐步傾向開明。將幾個“反共”骨幹分子調出省政府，暗中掩護過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聘請著名學者王亞南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共地下黨員、國際問題評論家楊潮為研究員；對中共地下黨員余志宏和進步人士陳公培、馬子谷等人以禮相待。

1948年春，福建發生學潮，他暗中通知協和大學，使一批學生領袖及時轉移，避免了特務的迫害。在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政權即將垮台、福建省地方勢力要求“閩人治閩”的形勢下，他辭職回湘，對程潛等醞釀起義暗表贊同。

1949年春攜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與劉斐、龍雲、李默庵等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委員40餘人，發表《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聯合宣言，表示與國民黨劃清界限，擁護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不久，托劉運升攜親筆信回湘找程星齡，商討日後行動。程轉達周恩來意見：“歡迎劉建緒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他卻猶豫不決，在香港觀望一年之久。

1950年6月，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他對形勢估計錯誤，不僅立場沒有轉變，1951年初在報上發表“反共”啟事，隨後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逝於巴西，終年88歲。

劉建緒從遂川回湖南的路上，曾同歐陽烈談論過對共產黨的看法。他認為這次共產黨革命，與歷史上寫的燒殺擄掠的歷次農民造反不同。首先，共產黨有主義，有組織，有它自己的一套政策，可以號召群眾，逐漸擴大它的政治影響。其次，中國社會是富人少，窮人多，其中最多的是農民，共產黨採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削富濟貧，製造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仇恨，容易裹脅群眾，以壯大自己的勢力。再其次是，它有一股經過訓練的紅軍，雖然武器不好，卻有相當的作戰能力。在大量地方赤衛隊的配合下，可以惑亂進剿部隊，從而取得戰場上的便利。針對這些情況，最好的對付辦法，應該是：

(一)嚴密民眾組織，加強地方武力，鞏固社會治安，使共產黨所到之處，無糧可搶，無民可裹，以限制它的生存和發展。

(二)同時派此幾路精銳部隊，尋找紅軍主力，分進合擊。猛打窮追，使它沒有喘吸的機會，只要擊破紅軍主力，其他的烏合之眾，便會紛紛逃散，不攻自潰。這樣，就容易收拾了。

劉建緒並且堅信，採用這種古來打擊流寇的一貫戰略，來對付脫離根據地進行流竄的紅軍，是一定會奏效的。

湖南的老牌軍閥劉建緒在福建當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後，於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復興銀行宿舍，企圖繼續遠逃，找個“安全”之地。他是湖南復興銀行的大股東，有權處置香港復興銀行產權。香港復興銀行前身僅是一個辦事處，沒有香港政府的營業執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國重新佔領時，才領到正式的營業執照。內地解放后，許多有錢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機買賣，這時向英國政府申請營業執照，不僅要花很多錢，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張銀行執照，在當時的香港就很值錢。香港復興銀行只有兩間房子連一個騎樓，場面不大。業務範圍也僅做些國內黑市匯兌和吸收少數存款。在湖南的總行並無多少資金撥存香港，因此與各省在香港所設的商業銀行相比，復興銀行確是相形見絀的。因為調不出錢來，劉建緒很感惱火。劉建緒見沒法外調資金，就逼著江國章將香港復興銀行出賣。開始時要價30萬港幣。這時，正巧袁德泉從江西南昌逃到這裡，想在香港做投機買賣，這塊銀行招牌對他很合適。但他只肯出15萬港幣。經過討價還價，另加了1萬港幣，作為房屋傢具費，就此成交了。袁德泉就是這樣成為香港復興銀行經理的。劉建緒拿走了這筆錢中的大部分，於1950年底，遷居到巴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