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遺址

鄭州西山仰韶晚期城距今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區最早的史前城址，圓形，最大徑180米，面積約34500平方米，城內建築基址多有奠基坑，用瓮棺葬埋葬兒童，已發現窖穴與灰坑2000餘座，出土大量各類遺物。遺址面積大、堆積厚，時代跨越了仰韶時代早、中、晚三個時期，是豫中地區為數不多的經大規模科學考古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遺址出土數量眾多、錯綜複雜的遺跡、遺物，為我們研究仰韶時代豫中地區考古學文化面貌特徵、文化性質、聚落形態、社會組織、喪葬習俗、生態環境、與周邊文化關係等諸多問題提供了詳盡的實物資料。西山城址距今約5300年至4800年，是當時國內發現年代最早、建築技術最為先進的早期城址。這在中國古代建築發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開啟了後代大規模城垣建築規制的先河，其建築方法、形制結構無疑對中國古代城址的建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顯示了巨大的進步和創造力。西山城址的發現不僅僅對於探討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對於研究華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區在其中所起的歷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西山城址距今約5300年至4800年，是當時國內發現年代最早、建築技術最為先進的早期城址。這在中國古代建築發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開啟了後代大規模城垣建築規制的先河，其建築方法、形制結構無疑對中國古代城址的建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顯示了巨大的進步和創造力。

西山城址的發現不僅僅對於探討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對於研究華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區在其中所起的歷史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城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聚落形態，是歷史文化的特殊產物。作為一種宏觀的地理現象，又是一種大規模的永久性的防禦設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現象，被稱做“城邑文化”或“防禦文化”。

城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聚落形態，是歷史文化的特殊產物。作為一種宏觀的地理現象，又是一種大規模的永久性的防禦設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現象，被稱做“城邑文化”或“防禦文化”。據已公布的考古資料，我國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共約40餘處，主要分佈在黃河和長江兩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為：河套地區的內蒙古包頭市阿善和涼城縣老虎山；中原地區的河南安陽市后崗、淮陽縣平糧台、登封市王城崗、郾城縣郝家台、輝縣市孟庄；海岱地區的山東章丘市城子崖、壽光市邊線王、鄒平縣丁公、臨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縣的教場鋪、大尉、東平鋪、尚庄、東阿縣王集，以及陽谷縣的景陽崗、王家莊、皇姑冢；巴蜀地區的四川郫縣、新津縣寶墩、溫江縣魚鳧、都江堰市芒城；江漢地區的湖南澧縣城頭山、湖北天門市石家河、荊州市陰湘城、荊門市馬家垸、石首縣走馬嶺等。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王家莊大汶口龍山文化城、城頭山大溪屈家嶺文化城及長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嶺文化城外，其餘均為龍山文化或相當於龍山時代的古城。在諸多的城址中，相比之下，西山城址的年代較早，它堪稱“中原第一城”。

史乘所載，我國城的出現時間甚早。主張神農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漢書·食貨志》載晁錯的話：“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汜勝之農書》亦云：“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或謂炎黃始築城邑，如《路史·后紀》云：“[炎帝]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而守之。”《史記·封禪書》謂：“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事物紀原》引《黃帝內傳》說：“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闕。“又引《軒轅本紀》云：“黃帝築邑造五城。”《漢書·郊祀志》載：“黃帝為五城十二樓”。《淮南子·原道訓》云：“黃帝始立城邑以居。”認為鯀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經·河水注》引《世本》云：“鯀築城。”《廣韻》卷五引《世本》謂：“鯀作郭。”《禮記·祭法》正義引《世本》云：“鯀作城郭。”《路史·后紀一》注引《世本》謂：“鯀置城郭。”《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云：“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說：“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載：“處士東里隗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從有關資料來看，考古發現的屈家嶺和龍山文化城址，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唐堯、虞舜時代，處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的是鯀或禹作城郭的史實。考古發現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中的炎帝、黃帝時代，處在華夏文明曙光初現之時，它所反映的是黃帝築邑造城的史實。有的學者主張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為黃帝時代古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視作空穴來風。

據已公布的考古資料，我國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共約40餘處，主要分佈在黃河和長江兩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為：河套地區的內蒙古包頭市阿善和涼城縣老虎山；中原地區的河南安陽市后崗、淮陽縣平糧台、登封市王城崗、郾城縣郝家台、輝縣市孟庄；海岱地區的山東章丘市城子崖、壽光市邊線王、鄒平縣丁公、臨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縣的教場鋪、大尉、東平鋪、尚庄、東阿縣王集，以及陽谷縣的景陽崗、王家莊、皇姑冢；巴蜀地區的四川郫縣、新津縣寶墩、溫江縣魚鳧、都江堰市芒城；江漢地區的湖南澧縣城頭山、湖北天門市石家河、荊州市陰湘城、荊門市馬家垸、石首縣走馬嶺等。

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王家莊大汶口龍山文化城、城頭山大溪屈家嶺文化城及長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嶺文化城外，其餘均為龍山文化或相當於龍山時代的古城。在諸多的城址中，相比之下，西山城址的年代較早，它堪稱“中原第一城”。史乘所載，我國城的出現時間甚早。

主張神農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漢書·食貨志》載晁錯的話：“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汜勝之農書》亦云：“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或謂炎黃始築城邑，如《路史·后紀》云：“[炎帝]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而守之。”《史記·封禪書》謂：“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

《事物紀原》引《黃帝內傳》說：“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闕。“又引《軒轅本紀》云：“黃帝築邑造五城。”《漢書·郊祀志》載：“黃帝為五城十二樓”。

《淮南子·原道訓》云：“黃帝始立城邑以居。”認為鯀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經·河水注》引《世本》云：“鯀築城。”《廣韻》卷五引《世本》謂：“鯀作郭。”《禮記·祭法》正義引《世本》云：“鯀作城郭。”《路史·后紀一》注引《世本》謂：“鯀置城郭。”《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云：“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說：“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乃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載：“處士東里隗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從有關資料來看，考古發現的屈家嶺和龍山文化城址，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唐堯、虞舜時代，處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的是鯀或禹作城郭的史實。

鄭州西山城址位於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聚落群的中部，東距大河村遺址約17公里，西距青台遺址約12公里，點軍台遺址約9公里，秦王寨遺址約17公里，南距後庄王遺址約6公里，陳庄遺址約15公里。還有鄭州市區的須水鄉白庄、溝趙鄉張五寨、杜寨、金水區勝崗、古滎鄉石河、滎陽市區的汪溝、豎河、池溝寨、陳溝、閻村、張河、楊寨北等諸多遺址，都距西山城址不遠，其時代均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類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於諸聚落遺址，是這一地區的中心要邑。近年來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有女神廟、祭壇、原始殿堂、高台冢、龍虎塑、古城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古城。“古城是大概念，它可包括廟、壇、殿、堂、冢、塑之類的建築。目前所說的古城，雖大多數主要指遺址中的城垣，但城垣的發現和古城的確定，意味著與之相應的其它重要建築的可能存在，或已破壞，或未出土。因而古城址的出現被認為是人類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社會的基本標誌。”西山古城迄今僅發現遺址中的城垣，與之相應的廟、壇、殿、堂、冢之類雖未出土，或遭破壞，但一葉落而知秋，意味著這些重要建築的可能存在。

約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新時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標誌著這個新時代的開端。“大約開始於仰韶時代晚期，持續整個龍山時代，而迄於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這一段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戰國時代’。西山古城，在聚落髮展史上，它的頗類於八角形的近圓形平面，正處在從傳統的圓形環壕聚落向城牆環團的方形城址的過渡階段，它的出現，宣告了一個舊的時代的結束，開啟了以後持續千年的那種群雄逐鹿，戰爭不已的大動蕩、大分化、大變革的龍山時代的先河。”西山城址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偉大作用。它所扮演的這種角色，絕非仰韶文化的環壕聚落和龍山時代的方形城址所能取代的。

西山城址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雛形城市”。城市是以空間與環境利用為基礎，以聚集經濟效益為特點，以人類社會進步為目的的一個集約人口、集約經濟、集約科學文化的空間地域系統。“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便是一種特殊的構造，它專門用來貯存併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這種構造緻密而緊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最多的設施；同時又能擴大自身的結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社會發展更加繁複的形式，從而保存不斷積累起來的社會遺產。社會權力不是向外擴散，而是向內聚合。社會的各種不同構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廣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傳及更遠的地區，現在都在壓力之下被動員起來並束集在一起，統統進入了城市的高大圍牆的封閉之中。”作為文明諸要素之一的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逐漸創造出一種新的複雜的社會機構和體系。早先，在論及中國文明起源時，人們往往把目光投向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女神廟或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而今中原地區黃河之濱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使我們從西山古城高峻的城垣上空，看到華夏文明的新曙光！

考古發現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約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中的炎帝、黃帝時代，處在華夏文明曙光初現之時，它所反映的是黃帝築邑造城的史實。有的學者主張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為黃帝時代古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視作空穴來風。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一座大體上平面呈圓形的城址，城的西北角和東北角，與交接城垣各呈約135度夾角，頗類於八角形的平面。同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屈家嶺文化城址頗為類似。

城頭山古城位於澹水河濱的徐家崗高地東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圓形，外圓直徑約325米，面積略大於西山古城。以西山古城為代表的圓形城址，屬於從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環壕聚落到龍山時代方形城址的過渡形態。環壕聚落出現甚早，距今8000年前後的山東小荊山遺址和內蒙古興隆窪遺址已有環壕。

仰韶文化時期的環壕聚落，平面大都略呈圓形，如西安半坡遺址，圍繞著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約5〜6米的壕塹，一般稱之為“大圍溝”。大圍溝是為保護居住區和全體氏族成員的安全而挖的防衛設施之一，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其範圍和形狀大致是與居住區的狀況相適應的。

陝西臨潼姜寨遺址，是一處比西安半坡更為完整的仰韶村落遺址，村落的輪廓呈東西長、南北闊的橢圓形，面積約18000平方米，居住區的中央有一片4000平方米的廣場，周圍是一圈排列整齊的房屋，房門都朝向廣場開，半坡與姜寨這種圓形村落形式，被稱為“周邊集團”的規劃布局。西山古城是一座上承“周邊集團”的規劃布局，又具有自身特點的圓形城，堪稱為我國圓形城的濫觴。

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古城，平面規劃頗不一致。如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伊朗的弗拉斯巴等，平面均為橢圓形。埃及的厄爾卡勃，伊朗的塔布里斯、圖斯伊斯法罕、瑪沙德、席拉茲等，平面均為圓形。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達為一個圓形圈，圈內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

如果這在事實上就是一個象徵性的規劃圖，那真是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徵圖。鄭州西山古城同上述世界諸名城在規劃上的一致性，表明圓形布局屬古典城邑之範例。逮至龍山時代，中華大地上出現為數眾多的城池，其平面大都略呈方形，從而形成了我國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際，雖然偶爾也能看到個別的圓形之城，但實屬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從仰韶時代西山城址呈不規則的圓形，到龍山時代王城崗、孟庄諸城均呈方形這種情況，可以反映出遠古人類在聚落規劃觀念上的變化與發展。城是一種“防禦文化”設施，防禦文化的具體表現是：藉各種寨堡、溝洫、障壁、柵欄之助來防衛居住區。仰韶時代晚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財富積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區氏族和部落間以掠奪財富為目的的戰爭日趨激烈，為了防禦外來的入侵，以城垣環圍的新防禦設施應運而生。

西山城堡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西山城堡城垣建造程序和方法是：在經過規劃擬建城牆的區段，將上層文化層堆積全部挖掉直至生土，構成城牆基槽，在經過修整的基底平面上夯築城牆。隨著城牆高度的增加，其所需的土方量則在城牆內外兩側挖溝，就地起取，而以外側挖溝取土為主要的土方來源。

內側的取土溝顯然是城牆築至一定高度，土方轉運不易時，根據內側築牆所需補充土方的數量，就地挖取而形成的。在城牆築起后，內側的溝即予封填，以保護城牆基礎不受破壞，環繞城牆外側的溝則保留下來，成為一種保護城牆的防禦設施。

鄭州西山古城是一座舉世矚目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堡。關於它的性質，學術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意見認為它不能算作城市:“‘城垣’作為一種防禦性設施，在其早期階段不具有階級性。中國最早的城垣建築是河南鄭州西山堡，其文化時代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5000年左右。有城垣建築的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垣建築。前者如上述西亞巴勒斯坦耶利哥城堡和中國鄭州西山城堡，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城堡，雖有規整的城垣建築，但不能算作城市。”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它是一代都城：“黃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鄭。從秦王寨類型遺址分佈來看，有熊國的地域並不限於新鄭，它至少應包括密縣、鄭州和滎陽等地，均可稱為有熊國。在有熊國所轄的區域內（即秦王寨類型文化分佈區），其文化遺址應屬於有熊國文化，當時的氏族部落應屬於有熊國的組成部分，在西山發現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國的城，如果別處沒有第二座城的發現，西山古城必是有熊國國都。”

我們認為西山仰韶文化城的始建年代，雖可定在黃帝時代，但說它是有熊國國都，就現有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而論，都還缺少足夠證據。西山遺址有技術先進的城垣建築，城外環繞著類似護城河的壕溝。在該遺址發掘的200餘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這表明當時家庭結構已經達到父系社會階段。

從一些廢棄的窖穴底部，發現扔棄的人獸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兩具完整的獸骨架，可以認為是舉行某種祭祀的犧牲，表明宗教活動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古城東北角發現城門及貫通城內外的1號道路，道路東西兩側分佈著頗具特色的建築遺存。

凡此種種，充分表明西山城堡已經脫離了村落加圍牆的聚落形態，逐漸發展為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儘管它不一定是有熊國的國都，但卻已擠身於“雛形城市”之列，說它不能算作城市則有欠公允。考古資料證實，我國早期城址“很少或不帶有‘市’的性質⋯⋯

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未必使‘日中為市’的交換進一步發展和商人階層的異軍突起。因此中國城堡的出現並不是商業發達的後果和動因，並不具備貿易中心性質”。換言之，“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它們雖具備了城市的雛形，但算不上真正的城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鄭州西山古城是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雛形城市”。

城牆建築採用先進的方塊板築法，分層逐塊逐段夯築起來。在城牆建造過程中，局部地段可能採用中間立柱固定夾板，四面同時逐塊夯築的方法，因此在局部的板塊與板塊之間，往往保存有埋設立柱而形成的寬約30厘米，深約40〜50厘米不等的基槽，基槽內分佈有直徑12厘米左右的柱洞。在東北角城牆解剖發掘中，可以看到直徑3〜4厘米、窩深0.3〜0.5厘米的圓形夯窩，築城者是用3根一組的集束棍夯，來完成夯築城牆這種浩大的工程。西山城址的建築技術，在當時來說是最為先進的，從而築起一座固若金湯的早期城堡。

考古發現的早期城址中，不少城垣的外圍，未見環繞城牆的壕塹，鄭州西山古城卻發現了這種設施，溝寬5〜5.7米，深約4米，它雖未完全具備後代城牆外圍的城壕性質，但無疑已是護城河的萌芽，實開後世城壕之先河。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往往城池並稱，就是指城牆與壕溝而言。關於城，《說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古今注》說：“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篇》謂：“內之為城，城外為之郭。”漢劉熙《釋名》謂：“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劉氏所言，系後起之論，其所說的城帶有明顯的階級印痕。從金文“城”字的結構考察，像是以武器守城一樣。由此看來，古代築城的目的在於自守。護城河就是城外的壕溝，中國古代把它稱做池。《說文》云：“池，陂也。”又說：“沼，池也。”或謂之隍，《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

無水曰隍矣。”城牆與壕溝的關係極為密切，修城與挖溝往往同時進行，從壕溝中挖出來的泥土，用來修築城牆，一正一負，從而構成了雙重的防禦體系。秦蕙田《王禮通考·社稷篇》云：“而城隍所以衛人，且浚隍為城，亦土之功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孟子·梁惠王》云：“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可見城池的防禦功能。西山古城的城牆與壕溝，實為我國最早的雙重防禦體系設施。

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一座大體上平面呈圓形的城址，城的西北角和東北角，與交接城垣各呈約135度夾角，頗類於八角形的平面。這種情況，同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屈家嶺文化城址頗為類似。城頭山古城位於澹水河濱的徐家崗高地東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圓形，外圓直徑約325米，面積略大於西山古城。以西山古城為代表的圓形城址，屬於從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環壕聚落到龍山時代方形城制的過渡形態。環壕聚落出現甚早，距今8000年前後的山東小荊山遺址和內蒙古興隆窪遺址已有環壕。仰韶文化時期的環壕聚落，平面大都略呈圓形，如西安半坡遺址，圍繞著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約5〜6米的壕塹，一般稱之為“大圍溝”。大圍溝是為保護居住區和全體氏族成員的安全而挖的防衛設施之一，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其範圍和形狀大致是與居住區的狀況相適應的。陝西臨潼姜寨遺址，是一處比西安半坡更為完整的仰韶村落遺址，村落的輪廓呈東西長、南北闊的橢圓形，面積約18000平方米，居住區的中央有一片4000平方米的廣場，周圍是一圈排列整齊的房屋，房門都朝向廣場開。半坡與姜寨這種圓形村落形式，被稱為“周邊集團”的規劃布局。西山古城是一座上承“周邊集團”的規劃布局，又具有自身特點的圓形城，堪稱為我國圓形城的濫觴。

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古城，平面規劃頗不一致。如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伊朗的弗拉斯巴等，平面均為橢圓形。埃及的厄爾卡勃，伊朗的塔布里斯、圖斯伊斯法罕、瑪沙德、席拉茲等，平面均為圓形。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達為一個圓形圈，圈內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如果這在事實上就是一個象徵性的規劃圖，那真是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徵圖。”鄭州西山古城同上述世界諸名城在規劃上的一致性，表明圓形布局屬古典城邑之範例。逮至龍山時代，中華大地上出現為數眾多的城池，其平面大都略呈方形，從而形成了我國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際，雖然偶爾也能看到個別的圓形之城，但實屬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從仰韶時代西山城址呈不規則的圓形，到龍山時代王城崗、孟庄諸城均呈方形這種情況，可以反映出遠古人類在聚落規劃觀念上的變化與發展。

城是一種“防禦文化”設施，防禦文化的具體表現是：藉各種寨堡、溝洫、障壁、柵欄之助來防衛居住區。仰韶時代晚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財富積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區氏族和部落間以掠奪財富為目的的戰爭日趨激烈，為了防禦外來的入侵，以城垣環圍的新防禦設施應運而生。西山城堡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的。

西山城堡城垣建造程序和方法是：在經過規劃擬建城牆的區段，將上層文化層堆積全部挖掉直至生土，構成城牆基槽，在經過修整的基底平面上夯築城牆。隨著城牆高度的增加，其所需的土方量則在城牆內外兩側挖溝，就地起取，而以外側挖溝取土為主要的土方來源。內側的取土溝顯然是城牆築至一定高度，土方轉運不易時，根據內側築牆所需補充土方的數量，就地挖取而形成的。在城牆築起后，內側的溝即予封填，以保護城牆基礎不受破壞，環繞城牆外側的溝則保留下來，成為一種保護城牆的防禦設施。

城牆建築採用先進的方塊板築法，分層逐塊逐段夯築起來。在城牆建造過程中，局部地段可能採用中間立柱固定夾板，四面同時逐塊夯築的方法，因此在局部的板塊與板塊之間，往往保存有埋設立柱而形成的寬約30厘米，深約40〜50厘米不等的基槽，基槽內分佈有直徑12厘米左右的柱洞。在東北角城牆解剖發掘中，可以看到直徑3〜4厘米、窩深0.3〜0.5厘米的圓形夯窩，築城者是用3根一組的集束棍夯，來完成夯築城牆這種浩大的工程。西山城址的建築技術，在當時來說是最為先進的，從而築起一座固若金湯的早期城堡。

考古發現的早期城址中，不少城垣的外圍，未見環繞城牆的壕塹，鄭州西山古城卻發現了這種設施，溝寬5〜5.7米，深約4米，它雖未完全具備後代城牆外圍的城壕性質，但無疑已是護城河的萌芽，實開後世城壕之先河。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往往城池並稱，就是指城牆與壕溝而言。關於城，《說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古今注》說：“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篇》謂：“內之為城，城外為之郭。”漢劉熙《釋名》謂：“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劉氏所言，系後起之論，其所說的城帶有明顯的階級印痕。從金文“城”字的結構考察，像以武器守城狀。由此看來，古代築城的目的在於自守。護城河就是城外的壕溝，中國古代把它稱做池。《說文》云：“池，陂也。”又說：“沼，池也。”或謂之隍，《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城牆與壕溝的關係極為密切，修城與挖溝往往同時進行，從壕溝中挖出來的泥土，用來修築城牆，一正一負，從而構成了雙重的防禦體系。秦蕙田《王禮通考·社稷篇》云：“而城隍所以衛人，且浚隍為城，亦土之功用。”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孟子·梁惠王》云：“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可見城池的防禦功能。西山古城的城牆與壕溝，實為我國最早的雙重防禦體系設施。

鄭州西山古城是一座舉世矚目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堡。關於它的性質，學術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意見認為它不能算作城市:“‘城垣’作為一種防禦性設施，在其早期階段不具有階級性。中國最早的城垣建築是河南鄭州西山堡，其文化時代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5000年左右。有城垣建築的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垣建築。前者如上述西亞巴勒斯坦耶利哥城堡和中國鄭州西山城堡，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城堡，雖有規整的城垣建築，但不能算作城市。”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它是一代都城：“黃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鄭。從秦王寨類型遺址分佈來看，有熊國的地域並不限於新鄭，它至少應包括密縣、鄭州和滎陽等地，均可稱為有熊國。在有熊國所轄的區域內（即秦王寨類型文化分佈區），其文化遺址應屬於有熊國文化，當時的氏族部落應屬於有熊國的組成部分，在西山發現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國的城，如果別處沒有第二座城的發現，西山古城必是有熊國國都。”我們認為西山仰韶文化城的始建年代，雖可定在黃帝時代，但說它是有熊國國都，就現有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而論，都還缺少足夠證據。西山遺址有技術先進的城垣建築，城外環繞著類似護城河的壕溝。在該遺址發掘的200餘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這表明當時家庭結構已經達到父系社會階段。從一些廢棄的窖穴底部，發現扔棄的人獸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兩具完整的獸骨架，可以認為是舉行某種祭祀的犧牲，表明宗教活動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古城東北角發現城門及貫通城內外的1號道路，道路東西兩側分佈著頗具特色的建築遺存。凡此種種，充分表明西山城堡已經脫離了村落加圍牆的聚落形態，逐漸發展為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儘管它不一定是有熊國的國都，但卻已擠身於“雛形城市”之列，說它不能算作城市則有欠公允。考古資料證實，我國早期城址“很少或不帶有‘市’的性質⋯⋯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未必使‘日中為市’的交換進一步發展和商人階層的異軍突起。因此中國城堡的出現並不是商業發達的後果和動因，並不具備貿易中心性質”。換言之，“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它們雖具備了城市的雛形，但算不上真正的城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鄭州西山古城是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雛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