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廬山

匡廬山，其勢俊極，壯極。山為東北西南走向，長約50華里，寬約華20里，周圍綿亘約500餘華里。其北緊接九江市，南傍星子縣，西南臨德安縣。山為古老變質岩斷塊山，屬淮陰弧形山系，約在8千萬年前，由一次強烈的地殼運動而形成，經冰川的作用，其山岩峭壁，幽谷飛泉，巍峨多姿。

廬山峰美、谷美、瀑布美，雲霧也極美。由於三面臨水，以及封閉的地形，江湖水蒸發，不易擴散，隨山勢上升即成雲霧。廬山雲霧千變萬化，神秘莫測。無數文人墨客對此作了大量的描繪。試舉其一：“曉起，推窗四望，煙霧瀰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世界。微風東來，雲氣舒捲，忽而一峰乍見，忽而絕壁半開，忽而千巒中斷，忽而萬壑合寞，恢奇秘幻，不可摹擬。少焉，陽烏漏光，雲收入軸，憑欄俯眺，見白雲乍凝，有團團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橫塞山麓罅隙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形，或隱或現，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嘗，無過於斯，觀止矣。”春夏之交，雲霧最重，變化萬千。整個廬山隱現在虛無縹緲間，難怪蘇軾要發出“不識廬山真面目”之嘆了。

宋代歐陽修曾讚歎說：“廬山高哉，千萬仞兮。根盤幾百里，峨然屹立於長江”。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評價是：“匡廬奇秀甲天下”。李白也曾說：“予行天下，所遊覽山川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真天下之壯觀也。”廬山奇峰峻岭約有90餘座。其中漢陽、香爐、五老等峰最為著名。大漢陽峰為最高峰，海拔1474米，高聳入雲。徐霞客登此峰時說：“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峰頂有石砌的漢陽台。登漢陽峰，真可謂：“聳身縹渺，八荒皆顧”，“每風收霽放，仰眺列星，俯窺萬派，迥然獨辟者矣。”漢陽峰有峭壁，被稱為禹王崖，相傳大禹治水時登此，故名。在大漢陽峰的石柱上，有清代王以敏心撰寫的聯句：“峰從何處飛來，歷歷漢陽，正是斷魂迷楚雨。我欲乘風歸去，茫茫禹跡，可能留命待桑田。”五老峰位於廬山東端，石山骨立，突兀凌霄，如五老人並肩而坐。徐霞客在其遊記中說：“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為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惟登一峰則兩旁無底，峰峰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商丘漫語》寫到，登此峰，“東南州郡，數百千里軒然呈露，可指顧而盡”。李白寫過《五老峰》詩，對此大加讚頌，他吟道：“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山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后李白果來此隱居，太白書堂就構築在五老峰旁的屏風疊。廬山各峰無不秀美，至山南，又覺“廬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在秀峰”。秀峰是香爐、雙劍、文殊、鶴鳴、獅子、龜背等峰的總稱。群峰競秀。“雙劍嶄嶄眾峰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峰，直山頭圓阜耳”；“孤峰拔起”，四望無倚，絕頂為文殊台、頂有文珠塔。此峰“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台僅隔一澗”。群峰間還有瀑布多處。其中一支從鶴鳴、龜背兩峰間瀉出，噴薄數十百縷，稱為馬尾水。另一支從雙劍峰東面凌空直瀉至大壑中，懸掛數十百丈。李白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即詠此。人們至此，無不驚嘆造化何至如此神奇。

廬山自古系佛國凈土，史載：“迨東晉末，山之南北名剎迭興，遠公居東林，陶淵明居栗里與陸修靜輩日見稱述，然後廬山之勝昭著人耳目矣。”可見名剎，名僧與名山的關係。東晉南朝至唐宋時期，廬山興建了大量的寺院，遍及各峰。對此，唐宋詩中多有敘及，如：“僧屋五百住廬峰”、“廬山三百寺”、“宋時三百六十寺”，可見寺院之多。明人張率見佛寺遍布，賦詩曰：“廬山到處是浮圖，若問凡家半個無。只為淵明曾好酒，至今有鳥號提壺。”據載，至清代初年，知道名稱的寺觀還有200多處。廬山最早的寺院當推歸宗寺：歸宗寺位於廬山南面金輪峰下、玉簾泉附近，原為王羲之別墅，東晉咸康六年(340)舍給西域僧人達磨多羅作為寺院。唐元和中(806—820)，智常禪師復興重建，遂成禪院。詩人白居易、李渤等曾至寺訪道。至太平興國九年(984)，釋道詮主持寺務，為本寺第十二代住持，此時，寺中法事，極為興盛。此後相繼任住持的僧人是克文、正賢、曇華、慧南等。《歸宗寺志》稱：此寺之壯麗，“甲於南山諸剎”。其山門書有“江右第一名山”六字橫額。蘇轍曾賦詩詠嘆：

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峰。

墨池漫壘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

徠佛宇爭雄一山甲，僧廚坐待十方供。

欲游山北東西寺，岩谷相連更幾重。

此外，還有宋王十朋《宿歸宗寺》詩和清周體觀《歸宗寺》詩。王詩謂：

好山無數不知名，路入禪林氣更清。

岩石不時開鏡面，溪流入夜作鸞聲。

臨池墨客餘風韻，拭眼高僧避寵榮。

安得清風生兩腑，紫霄峰頂望寰瀛。

周詩謂：

坡前錯落寺門古，山氣蒼涼秋日斜。

九月懸泉猶瀑布，重陽野菊盡開花。

雲霓飛閣臨丹壑，翡翠香煙出絳紗。

何處伽藍曾舍宅，至今傳是右軍家。

影響最大的要算慧遠和他的東林寺了。慧遠(334—416)，本姓賈，晉雁門樓煩(今山西崞縣東部)人。早年於儒、道學說都有根底，后從道安出家。晉哀帝興寧三年(365)，他南遊至潯陽(今江西九江)，愛廬山峰林清靜，定居下來。初住龍泉精舍，后在其師兄、西林寺主持慧永幫助下，另闢禪林。新寺建在原西林寺東，“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為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東而西，驛路界其間。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為虎溪橋”，寺院“規模甚大”。西林寺、東林寺是廬山北部最早、最主要的兩座寺院。當年，慧遠在東林寺率眾行道，倡導念佛法門。鑒於當時江東於禪法無聞，律藏殘缺，故令弟子法凈、法領到天竺尋訪。太元十六年(391)，請南遊潯陽的賓沙門僧加提婆入山，譯《阿毗曇心》、《三法度》兩論，並為兩論作序，推重提倡，開南地毗曇學之端。安帝隆安五年(401)，西域僧人鳩摩羅什到長安，他即遣人前往致書通好，並就大乘要義往複問答，又節錄羅什所譯《大智度論》為《大智論抄》。元興元年(402)，他率眾於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期生凈土，結白蓮社，以期專修往生阿彌陀佛凈土，後世稱之為凈土宗，又稱作蓮社。凈土宗立祖之說起於宋代，慧遠被推為凈土宗的始祖。慧遠隱居廬山30年，其行止不過虎溪，潛心研究，弘揚佛法。其弟子有慧寶、法凈、法領、僧濟、法安、曇邕、曾徹、道汪、道祖、慧要、曇順、曇銑、法幽、道恆、道授等。現在，東林寺內最著名的是神運殿，殿內供奉釋迦、觀音、文殊、普賢等佛像。

廬山著名的寺院還有大林寺、棲賢寺、開先寺、圓通寺等。大林寺在廬山北端的雲頂峰，系晉慧遠弟子曇銑所建。據說曇銑法師於雲頂峰講經台東南雜植花木，郁然成林，故云頂峰又稱大林峰，寺稱大林寺。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寫道：“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寺前有樹，甚壯偉，“鐵干銅膚四十圍，隔逢猶自望孫枝。滌雲抹日空山裡，曾見東林行道時”。據說此樹種為西域僧人帶來，曇詵手植，似娑羅木，被稱為寶樹。寺久圯壞，歷代曾多次修復。今廢圯。

棲賢寺位於廬山東南棲賢谷中。建於南齊。唐代智常禪師為紀念曾在此讀書的李渤而命名。棲賢寺唐宋時最為興盛，僧房多達數百間，寺僧多達五、六百人，殿堂樓閣極為壯麗。寺周風景古迹薈萃，有著名的激流奔涌的三峽澗、深不見底的金井、玉淵潭和被稱為天下第六泉的招隱泉。泉旁還有著名的陸羽亭、飛跨峽谷兩岸的三峽橋。智常禪師系禪宗傳人馬祖道一的弟子。道一派在廬山影響也很大，不少寺院曾由道一或其弟子任住持。開先寺位於廬山南麓鶴鳴峰下，建於後唐初，南唐中主李王景即位前，以萬金置地建讀書台，來此讀書。即位后，將讀書台舍給寺院，為己有國之祥，故名寺曰開先。經歷代維修擴建，寺“窮壯極麗”，可以“千人宴坐”。寺為香爐、雙劍、鶴嗚、龜背等峰所環抱，東瀑、西瀑飛漱兩旁，蒼松翠柏，掩映其間。圓通寺位於廬山西麓石耳峰下，為南唐後主李煜建造。寺近江州至洪州驛道，香火很盛。人們習慣將西林、東林、大林，稱為“三大名寺”；將歸宗、棲賢、開先、圓通稱為“四大叢林”。此外，千佛寺規模也很宏大。千佛寺位於廬山西南麓黃龍山南金竹坪。明萬曆七年(1579)恭乾仁敬法師始建，后經其弟子續芳智聯禪師擴建，“遂成巨剎，聚僧垂萬”，寺中大雄寶殿“巨麗甲山南北”。寺周環境幽美，所在金竹坪“無徑不竹，無陰不松”。

古代廬山幾乎峰峰有寺，甚或一峰數寺。隨手翻開《古今圖書集成》中的山川典廬山部分，知名的寺院俯拾皆是，數不勝數。現略舉如下。慧遠門人弟子建於晉代的寺院主要有龍池寺、清泉寺、龍泉寺、圓覺寺、中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另外分佈於各處的有，赤腳塔山東南黃龍寺，為明代徹空和尚所建，寺內有藏經閣；金竹坪西南有凈土庵、圓覺庵，會勝庵、寶樹庵；仰天坪有雲中寺；寺東蘆林有五葉寺；萬仞峰南有青蓮庵、硃砂庵；小天池山有小天池寺；石船峰有石船庵；九疊谷有九雲寺；小漢陽峰有匡頂寺；大漢陽峰傍有竹影寺；漢陽之西南有香山寺；黃龍山溫泉上有凈慧寺；屏風山上有宋建屏風寺；開先寺西為黃岩寺，唐僧智常所建；慶雲峰下有慶雲庵，再向下有萬杉寺；五老峰有吉祥寺、頭陀寺、芒山寺；獅子峰有折桂寺、華嚴寺、方竹寺、實竹寺；華嚴寺南有海會庵，其東有石泉庵；石泉庵東有金竹庵；凌霄峰有唐道一禪師所建凌霄院；凌霄岩西南有太平寺；羅漢山有羅漢寺；東古山山上有法輪院，東古之陽有翠微庵，東古之陰有善山寺；西古山有西古寺；東古山南行為能仁寺，宋代大慧日木禪師曾居之；南康郡界有唐天寧寺、宋兜率寺；紫陽堤西北為水陸寺、銅鈴寺；落星墩有落星寺，等等。

廬山不僅寺多，而且許多峰名、地名都被打上佛教的印記，如金輪峰、般若峰、佛頭峰、佛手岩、文殊崖、文殊台、獅子崖、寶陀岩、羅漢岩、羅漢山、普陀岩等即是。佛塔遍布廬山各處，著名的有耶舍鐵塔、天池寺東西舍利塔、赤腳塔、六和塔、文殊塔、觀音塔等。其中般若峰巔舍利塔系東晉佛馱耶舍自西域來，奉佛舍利建塔於此，即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塔之一。在廬山活動的僧人極多，現據《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廬山”部分略舉如下，東晉及南朝，除前已述及的慧遠及其弟子外，還有慧永、慧持、道儀、慧安、山陰、慧靜、慧歸、慧明、佛馱耶舍等；唐代有道一、道明、智常、耶舍等；宋代有居訥、大慧日木、圓悟、太虛等；明代有慧空、靜庵、徹空、恭乾仁敬、高峰耆宿、鏡堂、無染、了宗、慈舟、若昧智明、廣玉等。

在廬山還流傳著許多同佛教有關的傳說神話，其中關於慧遠的最多。相傳慧遠當年於法堂庵撰《涅般木經疏》，疏成而擲其筆，筆卓立虛空不墮，化為擲筆峰。相傳東林寺建成后缺少泉水，慧遠以杖掘地，泉水噴涌而出。再如關於“虎跑泉”的來歷，據說慧遠與名士高僧在東林寺后遊玩，老虎跑來效勞，掘地成泉，供他們飲用，此泉故名“虎跑泉”。又相傳天池山下有巨石障路，慧遠弟子慧持往誦尊勝咒千遍，石忽開裂，路遂通。這些神話傳說固不可信，但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這一佛國凈土濃厚的文化氛圍。

釋子與儒道名流廬山歷來為儒士們所青睞，他們或遊歷，或隱居、或辦學，在這裡留下深深的足跡。這裡重點提及的是白鹿洞書院和濂溪書院。這兩個書院是傳播儒家思想的陣地，也是儒士們活動的主要場所。白鹿洞書院地處廬山五老峰南山谷中。其北靠後屏山，其西倚左翼山，其南為卓爾山。山中林木繁茂、鬱鬱蔥蔥。貫道溪從凌雪峰來，經書院，穿過峽口，向東流去。白鹿洞原為唐代江州刺史李渤讀書隱居處。時李渤養有一隻白鹿，人呼其為白鹿先生，稱其所居為白鹿洞。唐末，為避戰亂，不少儒士來此讀書講學。南唐升元間(937—9 42)，此地開始建學置田，稱為“廬山國學”。宋初擴為書院。宋太宗曾於太平興國二年(97 7)下詔，將國子監印本“九經”頒發給書院。宋真宗則在咸平五年(1002)下詔在書院內塑孔子及其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1008)，禮部郎中孫琛，為學院增建學館十間。時學生“常數十百人”。與睢陽、石鼓、嶽麓合稱為全國四大書院。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戰火連天，白鹿洞書院遭嚴重破壞，以至“屋宇不存”。南宋時，白鹿洞書院的中興得力於朱熹的苦心經營。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守，他接連上書，力主重辦白鹿洞書院，並爭取到宋孝宗的賜額及御書，使書院名聲大振。朱熹為書院制定有“白鹿洞規”，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規定學習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提出“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認為“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關於“行”，提出“修身”、“處事”、“接物”三個方面。朱熹對書院傾注極大的熱情，將這裡作為他傳播和研討理學的重要基地，他在這裡留有眾多的詩文及題名。同時在這裡講學的還有陸九淵、王守仁等著名學者。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書院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一宏大的建築群落。元代，白鹿洞書院為戰火所毀。直至明正統元年(1436)，翟溥福任南康知府時，才開始修復。明弘治年間(1488—1505)，蘇葵任江西提學僉事，重修部分殿堂。明弘治十一年(1498)御史陳詮為書院收回學田900畝。書院得到恢復和擴大。但好景不長，明萬曆七年(1579)，宰相張居正請廢書院，白鹿洞書院也在被廢之列。書院雖終未毀，但征去學田1000畝，變賣后以充邊防軍費。此後，潘志伊任南康知府時，收回學田數百畝，“重構堂廡，召集坐徒”，但也只能勉強維持。明末清初，書院又一次遭到破壞，直至清順治十二年(1655)，江西巡撫蔡士英前來南康，書院才得到重修，並清核田租，使書院每年保有900餘兩白銀的固定收入。此後書院得以多次維修，但僅處於維持狀態。白鹿洞書院現存房舍，基本為清道光年間所修。僅存有聖殿、御書閣、彝化堂等。聖殿西原為啟聖祠，現有碑廊存碑百餘塊，其中有朱熹制書院學規及歷次修建文記、名人書法等。明萬曆間紫霞道人的《白鹿洞歌》為書法珍品。院外有獨對亭、枕流橋等景觀。後山洞中有石鹿，為明代正德年間複製。

廬山著名的書院還有濂溪書院，系宋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周敦頤於宋熙寧五年(1072)所建，位於廬山北麓蓮花峰下。此後書院屢毀屢建，直至清末，為封建社會中國南方一重要學府。儒家與佛家、書院與佛寺長期並存於廬山，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當在必然之中。自古以來僧人中不乏學者大師。這些人往往出身於知識分子隊伍，他們不滿社會的黑暗，深感仕途的艱險，遁入空門以尋求精神的寄託。這些人往往兼通儒、佛、道三家經義，既能談禪又能論政。他們將深奧的佛教哲理同中國文化相結合，弘揚了佛法，並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會地位。東晉南朝直至唐宋，廬山佛門中的慧遠、慧永、智常、居訥等人，正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還有更多的士人，自己雖未投身空門，卻同僧人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並把和僧、道交遊視為一種超逸風雅。在東晉南朝時，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宗炳等士人與慧遠、慧永有莫逆之交。晉元興元年(402)，慧遠邀集劉遺民、周續之等學者居士聚會，研討如何轉生西方凈土世界問題，並請劉遺民撰《發願文》，123人共誓佛前，轉託來世投生西方極樂世界。謝靈運與慧遠交厚，慧遠死後，著《慧遠法師誄》以示悼念。王羲之也崇尚佛教，將自己的別墅舍給西域僧人達磨多羅，是為歸宗寺。在唐代，白居易也同佛門聯繫密切，臨別時，將自己的文集寄存在東林寺，並委託僧友代管在廬山的草堂。在宋代，李常將萬卷藏書寄存在廬山白石庵。歐陽修與圓通寺住持居訥禪師一見如故，坐而論道，成為至交，並贈詩給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為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三蘇(蘇洵及二子蘇軾、蘇轍)同居訥也有交往，相互以詩詞應答。士人投身空門和僧人保持密切的關係，既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但更多的則應視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反映佛教這一異質文化自東漢末年傳入以來，已漸同中國文化相結合，已漸漸得到中國“文化人”知識分子的認同。也正因為這種認同，更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大發展、在廬山的繁榮。除佛教外，道教在廬山也有一定的影響，著名的道觀，要首推南朝時陸修靜創建的簡寂觀了。此外還有祥符觀、先天觀、景德觀以及唐朝的白鶴觀、廣福觀、太平會等。當時的佛教寺院多集中在廬山西北麓，而道觀則集中在東南麓。佛、道兩家的競爭是激烈的，但道家往往處於劣勢。清代文人李漁為簡寂觀書寫一幅對聯，反映了這種狀況：“天下名山僧佔多，也該留一二奇峰，棲吾道友。世間好語佛說盡，誰識得五千妙諦，出我先師。”自古以來，名剎依名山，名山因名剎而更有名，二者相得益彰，這在廬山又得到一次很好的佐證。國際交往廬山同其它一些佛教名山一樣，也和國外有著文化上的交往。僅就佛教而言，其影響遠及朝鮮、日本。唐開元中(713—741)，當南嶽懷讓下二世法嗣智常禪師主法廬山歸宗寺時，新羅僧大茅和尚曾前來從師求法，《景德傳燈錄》和《五燈會元》均錄其機語。宋咸平中(998—1003)，廣濟堅禪師在廬山羅漢嶺下、白鹿書院南建寺，寺成不久，高麗國來獻佛、羅漢像，以章聖皇后曾夢十八應真請求歸住廬山，因詔令將高麗所獻金像供奉於此寺中，寺亦因此稱羅漢寺，寺所在之山亦稱羅漢嶺。廬山在歷史上以慧遠在東林寺弘揚念佛法門而頗享道譽，日本凈土宗中的一些信徒，至今追根溯源至廬山，尊東林寺為其祖庭，不斷有僧前來禮謁，開展各種佛教文化交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