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爾漢

包爾漢·沙希迪（Burhan al-Shahidi，1894～1989）中國穆斯林知名學者、社會活動家。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發起籌建者之一。維吾爾族。祖籍新疆阿克蘇，1894年10月3日出生在俄羅斯西部喀山省的一個小村莊，自幼學習俄語、阿拉伯語，研習伊斯蘭教知識和《古蘭經》。

1912年，包爾漢回到新疆，在迪化（烏魯木齊）當過學徒、店員。

1920年，包爾漢開始在新疆省政府工作。

1922年，包爾漢把全家人接回新疆定居。

1929年，包爾漢因公到德國，後來進入柏林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開始比較系統地自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1933年，包爾漢在蘇聯的中共黨員的影響下，開始參加革命工作，回新疆后，又與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化名王壽成，曾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會長）同志建立聯繫。

1935年，包爾漢參加了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任民眾部副部長，次年又任該會代理副委員長。

1937年，包爾漢被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派往蘇聯當領事。

1938～1944年，被盛世才監禁近7年。

1945～1949年，包爾漢先後任新疆省民政廳副廳長、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專區專員、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國民政府委員、新疆省政府主席。

1946年6月，包爾漢在國民黨政府和三區革命雙方和談組成的新疆省聯合政府中，擔任副主席。

1947年5月，包爾漢被撤銷新疆省副主席的職務，改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同年9月包爾漢飛抵南京，當新疆文化藝術團在南京首場演出時，包爾漢坐在蔣介石旁邊，對節目進行翻譯和解釋。

1948年6月，包爾漢從南京回到新疆，擔任新疆學院（新疆大學）院長。

1949年1月，包爾漢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為了穩定新疆局勢，包爾漢上任后立即著手實施新政舉措：1.實行幣制改革，發行新疆貨幣“銀元券”取代“金圓券”，在金融上切斷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依賴，抑制通貨膨脹使物價漸趨穩定。2.支持、指導革命青年的地下組織，為和平起義做好思想和組織準備。3.同在伊犁的“三區”領袖阿合買提江保持聯繫，以協調民族軍部隊談判維持和平局面。4.爭取一些有影響力的上層人物走和平起義道路，撤換政府系統中堅持反動立場的死硬分子，通緝策動叛亂的美國駐迪化市副領事馬克南，以威懾反動勢力。5.盡量與新疆省警備司令陶峙岳溝通聯絡，爭取國民黨駐軍共同實現和平起義。同時以省保安司令身份（省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安排得力人員擔任保安副司令，組織保安武裝部隊，做好萬一軍方不同意起義或發生叛亂時的應急準備。而我第一野戰軍解放了蘭州、西寧后，第一兵團一軍、二軍直插河西走廊的張掖，挺進酒泉，準備解放新疆。

1949年9月26日，包爾漢帶領新疆省政府通電宣布起義。

1949年12月31日，經王震、徐立清介紹，包爾漢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立即委任他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員、常委。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包爾漢擔任首任主席。

1952年，包爾漢被推選為新疆省民族區域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為落實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為籌建全國面積最大的民族區域自治地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他針對學術界和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錯誤觀點，發表《論阿古柏政權》等論文，對新疆的歷史和維吾爾族歷史正本清源。論文發表后，毛澤東同志給予充分肯定。

1955年9月20日，包爾漢以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在新疆省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二次會議上向大會提交了省人民政府最後一次工作報告：《關於新疆省人民政府6年來工作報告》。

1956年2月，包爾漢帶領中國政府派出的文化藝術代表團訪問了埃及、蘇丹、埃塞爾比亞、敘利亞和黎巴嫩。

1956年7月，包爾漢帶領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的朝覲團到沙特、約旦和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訪問。

1979年，包爾漢在《民族研究》第一期上發表《關於新疆歷史的若干問題》一文。這篇文章用大量歷史事實和文獻資料，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駁斥了歪曲新疆歷史的種種謬論。這篇文章對於人們正確理解新疆歷史和維吾爾族歷史，發揮了積極作用。

1985年，包爾漢作為中央代表團副團長參加新疆30年大慶活動。

1988年10月，伊朗駐華大使布爾傑迪慕名拜訪包爾漢。

1989年8月27日，辭世，享年95歲。

包爾漢同志的一生，是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各民族的發展、繁榮和進步奮鬥的一生。20年代，他與維吾爾族青年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組織了一個爭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組織，開展了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包爾漢同志堅定不移地支持、參加了新疆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同時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企圖分裂祖國的活動。在40年代，他曾說：“新疆兩千多年以來就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個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中國而是各民族的中國一樣。”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擔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時，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建設新疆、開發新疆，促進新疆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不辭勞苦，辛勤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以後，他又擔任了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主任，認真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就民族、宗教政策問題的發言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稱讚。直到晚年，他還十分關心新疆的建設和民族團結。

包樂漢同志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特別是伊斯蘭國家人民的友誼，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過中國印尼友好協會會長、中國阿聯友好協會會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中國非洲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亞非學會副會長等職。作為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他曾出訪了亞、非、歐十幾個國家，多次參加了國際性的和平會議。在對外交往活動中，他始終堅持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熱情宣傳了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促進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

包爾漢同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維吾爾族學者。由於家境貧寒，包爾漢同志幼年時沒有受到正規的教育，但他刻苦自學，奮發向上。1929年他考入柏林大學政經系。他掌握了維、漢、俄、土耳其等多種語言文字，後來在盛世才的監獄里，他以頑強的毅力編纂了《維漢俄詞典》，並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書譯成維吾爾文。他對新疆和西亞的歷史也頗有研究。針對學術界和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錯誤觀點，他在1952年發表了《論阿古柏政權》等論文，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包爾漢同志在解放前曾兩度出任新疆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民族語言研究所所長、民族研究所所長、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長、新疆大學校長、中國政法學會副會長。他的著作還有回憶錄《新疆五十年》、劇本《火焰山的怒吼》等。

1912年，包爾漢獨自回到了祖國和故鄉，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的俄國洋行里工作。包爾漢在1914年向中華民國內務部申請恢復了中國國籍，並且努力學習，在較短時間裡熟練掌握了漢語。

1920年，包爾漢開始在新疆省政府工作，1922年把全家人接回新疆定居。1929年，包爾漢因公到德國，後來進入柏林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開始比較系統地自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1933年，包爾漢在蘇聯的中共黨員的影響下，開始參加革命工作，回新疆后，又與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化名王壽成，曾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會長）同志建立聯繫。此後包爾漢的公開身份，仍然是新疆政府中具有進步傾向的官員，但實際上已經在從事革命工作了。1937年，包爾漢被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派往蘇聯當領事。

1938年，包爾漢回國后就被盛世才下令逮捕，關押在迪化。盛世才手下的公安管理處處長和兩個蘇聯陪審員，給包爾漢安上了“帝國主義的走狗”、“裡通外國”、“依靠德國和日本勢力在新疆搞獨立的回教國家”等罪名。包爾漢堅決否認一切誣陷，他不僅遭受重刑，還被強迫高舉雙手連續站立21晝夜。包爾漢在獄中編纂了《維漢俄詞典》，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全部譯成維吾爾文。解放后，周恩來總理派專人找到了《維漢俄詞典》遺失的手稿，並在195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現代第一本漢維語言交流的工具書。包爾漢還創作了反映1913年吐魯番維漢人民聯合反抗軍閥統治武裝起義的劇本《戰鬥中的血的友誼》（后改名《火焰山的怒吼》），這是新疆第一部革命題材的文學作品。

1944年，國民黨取代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蔣介石任命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為安撫人心，釋放了一些盛世才逮捕的非共產黨員的“有聲望人士”，包爾漢也得以獲釋。1946年6月，他在國民黨政府和三區革命雙方和談組成的新疆省聯合政府中，擔任副主席。

1947年5月，包爾漢被撤銷新疆省副主席的職務，改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同年9月包爾漢飛抵南京，當新疆文化藝術團在南京首場演出時，包爾漢坐在蔣介石旁邊，對節目進行翻譯和解釋。新疆文化藝術團從上海乘船抵達台灣基隆，還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參觀演出，當年維吾爾族舞蹈家康巴爾汗譽滿全台。當時“二二八事件"剛結束不久，在國民黨政府的鎮壓政策之下，台灣本省人對大陸存在一些反感情緒。離開台灣之前，包爾漢特別發表了廣播講話，主要內容是新疆地處西北，台灣雄踞東南，祖國邊疆的兩個省份遙遙相望。兩省人民應該團結一致，親如手足，維護統一，保衛祖國。這樣，包爾漢成為新中國黨和政府的高級幹部中，為數極少的到過台灣的人。

1944年，新疆伊犁爆發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三區革命”，當時，控制了革命領導權的宗教上層伊力汗吐拉公開鼓吹“東土耳其斯坦是我的祖國”，革命者建立的政府竟然自稱“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包爾漢對革命中出現的分裂祖國的逆流深表擔憂和警惕，他認為，用“東土耳其斯坦”這個侵略者的說法稱呼新疆，是對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新疆各族同胞的侮辱。

包爾漢覺察到，三區的武裝鬥爭得到蘇聯的援助，他對蘇聯在迪化的副總領事說：“我是堅決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們脫離中國，成立獨立的國家，我不同意。”

包爾漢從南京回到新疆后，擔任了新疆學院（今天新疆大學的前身）院長，他在批判泛突厥主義者穆罕默德·伊敏散布的謬論時指出：“新疆兩千多年來就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個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中國，而是各個民族的中國一樣。如果說新疆只有維吾爾一個民族，在新疆範圍來說就是犯了大民族主義的錯誤，在全國範圍來說就是犯了狹隘民族主義的錯誤。”解放后，他在繁忙的行政和外事工作之餘，繼續從事新疆地方史研究，與分裂勢力論戰，他撰寫的《論阿古柏政權》等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肯定。

1949年1月，包爾漢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當時，雖然全國解放在望，新疆的局勢仍極為複雜。哈薩克族上層人士烏斯滿和賈尼木汗在美國駐迪化領事包懋勛（Paxton）和副領事馬克南（Mackenan）的支持下，組織“保衛宗教反共反蘇委員會”，發動叛亂。

甘肅軍閥馬步芳控制的騎兵第五軍軍長馬呈祥和七十八師師長葉成、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打算髮動暴亂，殺害包爾漢。包爾漢與陶峙岳等擁護和平解放的軍政要員，與頑固勢力進行巧妙鬥爭，以同意他們長期聚斂的個人財產換成黃金帶走為條件，最終迫使3個頑固軍官放棄指揮，離開新疆出國。這為新疆的和平解放掃除了障礙。

1949年9月上旬，鄧力群奉中共中央命令秘密到達迪化。1949年9月25日，以陶峙岳為首的國民黨駐新疆部隊宣布起義；1949年9月26日，包爾漢帶領新疆省政府通電宣布起義。

1949年12月7日，西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抵達迪化。王震傳達中央指示，對新疆少數民族中經過鬥爭考驗的優秀分子，可以直接吸收入黨，免除候補期。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1949年12月31日，包爾漢光榮入黨。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包爾漢擔任首任主席。

1952年，包爾漢被推選為新疆省民族區域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為落實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為籌建全國面積最大的民族區域自治地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

1955年2月，周總理對包爾漢說：“我國的國際威望正在逐漸提高，我們同伊斯蘭教國家的友好關係正在日益發展，為了做好這方面工作，需要調一個人到北京來。中央認為你比較合適，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有什麼困難？”包爾漢答覆：“我是共產黨員，堅決服從黨組織的決定。黨把我安排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工作。”總理連聲說：“你的態度好，態度好，態度好！”

在北京，包爾漢主要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同時擔任全國人大民委和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領導職務。1956年2月，包爾漢帶領中國政府派出的文化藝術代表團訪問了埃及、蘇丹、埃塞爾比亞、敘利亞和黎巴嫩；1956年7月，他又帶領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組織的朝覲團到沙特、約旦和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訪問。在“文化大革命”中，包爾漢遭受不公正對待，甚至被指責為“外國人”，但是他對祖國、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文革”結束恢復工作后，又不顧年過八旬之身，繼續為黨的民族宗教事業貢獻力量，直到1989年8月27日辭世，享年95歲。

有《維漢俄辭典》、《新疆五十年》、史學論文《論阿古柏政權》、《再論阿古柏政權》、劇本《火焰山的怒吼》、《關於新疆歷史的若干問題》、《泛伊斯蘭主義和泛土耳其主義在新疆的興滅》等。包爾漢·沙希迪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他熱愛祖國和自己的民族，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促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穆斯林兄弟的團結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他在中國人民和各族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包爾漢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始終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始終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包爾漢同志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為黨的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