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勛

1993年從武警部隊退伍后即到深圳，先後干過保安隊長、編輯、記者、宣傳幹事等，現供職於福永商會。10多年來，他邊打工邊創作，發表各類作品逾100餘萬字，成為寶安打工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員。

在武漢當兵的時候，郭建勛痴迷於古典詩詞，他專門拜了一個叫做傅占魁的老師學習，平平仄仄，讀詩寫詩，三年的時間，寫了近千首。退伍后，他把詩稿打進行囊，來到深圳，應聘在龍華一家台資廠做保安隊長。日子長了，他看到了不少“黑暗”，就寫了一部15萬字的紀實小說《打工淚》。1993年，他回家路過長沙，把書稿賣給了黃泥街的一個書商，賺了6000多塊錢，那是他第一次拿到那麼多稿費！

1997年，賺了一點錢回家做生意虧得一塌糊塗的郭建勛又來到深圳做保安，迷茫之間他重新拿起筆，一氣寫了《黑漩》等三個長篇小說。《黑漩》於1999年在《大鵬灣》雜誌連載。這給了他無限的信心，後來陸續寫了《哭也好笑也好活著就好》等十幾個短篇小說，均順利在一些雜誌發表了。1999年底，他被招進《大鵬灣》雜誌作編輯，從此開始了長達6年的期刊編輯生活。

到雜誌社上班后，郭建勛進入了寫作的高峰期，除完成每期雜誌的採訪、編輯外，他還利用業餘時間“瘋狂寫作”，而且，寫作路數也發生改變，專攻紀實和隨筆，他變換著筆名在全國各地的雜誌、報紙上發表文章，有一段時間，光深圳、廣州的一些報紙，他一天就能同時發表好幾篇。在採訪中，郭建勛有些得意地告訴記者：“寫副刊的小文章我寫得熟了，不用計算，一篇寫下來，就是不多不少800餘字，因為這樣篇幅的文章最好發！”

談起這段寫手生涯，郭建勛毫不諱忌地承認自己這種寫作的功利色彩，他說：“這也是無奈之舉，在深圳這地方居之不易，工資又不高，我也就剩了這點特長，只能靠賣文養口養家！”他還為此寫過一首小詩自嘲：“胡拼亂湊是生涯，腹內文章夢裡花。君看孤燈捉刀吏，賣些文字買黃瓜。”

2005年底，生活漸安定了的郭建勛又想寫小說了。“說到底，我內心裡最喜歡寫的還是小說，因為它最能表達！”有天晚上，他同朋友戴斌在陽台上聊天，戴斌說要寫個天堂圍，他就說，你寫天堂圍我就寫天堂凹吧。天堂圍是觀瀾那邊的一個地名，他們都喜歡這個名字，對於打工者來說，深圳是天堂，亦是煉獄，天堂凹就是天堂缺個口的意思。

2006年7月份，利用工作之餘，郭建勛的近20萬字的長篇小說《打工》（原名《天堂凹有落》）脫稿了。他說：“因為有充分的積累，醞釀了很多年，寫得很快。整個小說就是以深圳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作背景，寫一群小人物在虛構的叫做天堂凹這個地方‘撒豆成兵’，說謀生也好，說發展也好，反正原汁原味地寫他們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

小說寫完了，郭建勛開始為自己的小說找“婆家”，這時候，正好一個久未謀面的朋友從北京來深圳，他把小說托朋友帶去了北京。不久，北京有消息了，說是著名演員吳軍看了《打工》之後很感動，“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於是他把小說轉給了著名導演尹力，尹力導演也認為很不錯，就向郭建勛轉讓了電視劇、電影的改編權。今年6月份，由著名編劇王琛把小說改成了電影劇本，7月份，中影集團即組織攝製組前來深圳進行拍攝，該片預計年前能上映。

自己的作品能被如此高規格地搬上銀幕，至記者採訪時，郭建勛仍很激動，但此時他的激動不再為自己，而是為整個打工群落，他說：“中影將《天堂凹》定調為改革開放30周年的獻禮片，這就是為我們成千上萬的打工者樹碑立傳！”

近年，郭建勛又撰寫了另一部反映深圳邊緣文人的長篇小說《深圳，我投降》，接下來，準備創作長篇小說《身份證》，寫打工者追問“我是誰”的問題。

日前，郭建勛正緊鑼密鼓地聯繫《打工》的出版事宜，唯願他的新書和電影《天堂凹》一樣能“叫座又叫好”。

小說展示出來的是一種原汁原味、毛茸茸的社會底層生存狀態，我們的天地色彩斑斕、五味雜陳，往城市繁榮和急速發展的光環下，也有被人忽視的“燈下黑”，也有令人難堪的灰色地帶，所幸的是，郭建勛並沒有著力去渲染打工一族的苫痛、沉淪和怨恨，他極力在汗水淋淋的辛勞中挖掘善良、在一片陰冷中尋覓暖意、在失意迷茫中呼喚掙扎奮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