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洪
朱之洪
朱之洪，字叔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與楊庶堪等組織反清組織“公強會”。同盟會重慶支部成立后負責宣傳、聯絡工作。宣統三年（1911年），重慶成立保路同志協會，朱任會長。曾參與密謀重慶起義。重慶起義成功後任蜀軍政府高等顧問併兼大漢銀行總辦。1912年，作為蜀軍政府全權代表與成都四川軍政府談判並簽署了合併草約。1913年，參與“二次革命”。1925年，任中國國民黨四川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1926年，與溫少鶴等倡議籌辦重慶大學。1933年，任巴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併兼《巴縣誌》協修。晚年致力史學。1951年去世。
朱之洪，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一生光明磊落、善言篤行，事濟不言功，事危不避除。朱之洪歷任辛亥革命時的蜀軍政府高級顧問，四川省議員，眾議院議員，國民參議會議員及孫中山國民黨本部參議等職，但他從不驕傲，總是平易近人，為人方正；他從不隱瞞自己觀點，常於大庭廣眾之中，滔滔不絕，不滿之事亦大聲直說，所以大家也叫他“朱三吵吵”。
朱之洪的俠肝義膽，在他整個革命生涯中多有表現：如他任保路同志會會長時，在成都的總督衙門口，站在三層桌子搭成的講台上演講，慷慨激昂，聽者都為之動容。在密謀重慶辛亥起義時，他兩次冒險翻越城牆，縋城而下，迎夏之時軍入城，促成起義成功。為阻止林紹泉叛亂，他義正嚴辭，袒胸堵槍口等俠烈之事，光照史冊。他的俠義不光表現在對革命的忠貞，也表現在他對革命同志的熱忱救援中。黃花崗之役后，朱之洪獲知熊克武、但懋辛被困於廣州虎門，即漏夜帶病冒風雪，馳騁數千里，趕赴廣州救援。他甘冒風險，營救熊、但二人脫險之事，也在當時傳為佳話。
朱之洪作為一個傑出的教育工作者，他終生都在為發展教育、啟迪民智身體力行。自18歲始辦“正蒙公塾”起，歷任巴縣（今重慶）教育會長，巴縣女子學校校長等職；首倡創辦重慶大學、成都公學、鄒容中學等大中小學校。晚年研究文史，主持重修“巴縣誌”24卷，編撰《蜀中烈士備征錄》6卷。這些史料現在都是研究四川、重慶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朱之洪生前最使人感動的是他那種“一生一世，仍見交情”的古俠風範。他在任同盟會烈士紀念會四川支部負責人時，親赴京、津、滬移奉張培爵、鄒傑、魏榮權、張威、程中權等烈士遺骨，葬於浮圖關烈士墓園。為了更好地培養烈士遺孤，還特地倡議建立了遺愛祠小學等……茶園新城管委會在朱之洪紀念碑中也寫到由朱之洪主持操辦或推動發起，建立起來的滄白堂、鄒容紀念碑，以及鄒容中學、羅斯福紀念館、浮圖關革命烈士墓園等。為重慶歷史文化名城鋪墊了不少基石。
張培爵之女張映書教授在“剛直不阿的朱三爺”一文中寫道：在重慶、成都誰要提到“朱三爺”，人們便知是那個不畏強暴、不欺貧弱的朱之洪。他平生鄙棄名利，自甘淡泊，對社會公益、黨內事務以及同志中的困難處境，總是豪俠而熱情的對待，尤其是革命先烈的歸骨西蜀，烈士事迹的征輯，烈士後裔的教育、生活安排等，都經他細心籌劃，這就是“三爺”為什麼揚名巴蜀深深銘記在我們晚輩心中的主要原因。
朱之洪也是一位敦厚長者，孝敬父母、友愛姐弟。他視諸侄勝已出。諄諄教誨兒孫要“一輩子存好心，做好事，為好人”。凡親戚有難，朋友有求，鄉鄰有災，無不鼎力相助。至今鄉間仍有朱之洪自甘淡泊、廉潔奉公、助人為樂的軼事流傳。
巴蜀名宿趙熙堯老先生在朱之洪50壽辰時的祝壽詩中寫道：
歲寒命分孤松操，天大風濤支手撐。
一脈朱家留俠烈，平生白眼留公卿。
“巴縣誌”記載：重慶解放前夕，汪雲松與朱之洪和溫少鶴等商界代表，為保護城市、維持地方秩序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那時朱之洪已78歲高齡了。解放后朱之洪受到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優遇，劉伯承將軍曾親臨寓所探視，還被特邀為重慶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1951年朱之洪因中風逝世，但黨和人民並沒有忘記他，朱之洪現已被重慶市人民政府確定為重慶名人，並塑像於重慶名人館。
1913年，朱之洪在討袁軍興時任安撫使，事敗，流亡日本。首次謁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對他很器重，常與之商談國事。一日天雨，中山先生冒雨前來，正遇朱之洪在寓所補襪，他正想收拾針襪起迎，中山先生笑而止之曰：“吾輩革命艱苦，實為後人謀百世之福利耳。”乃自取另一隻襪，與朱之洪促膝而坐，一邊補襪，一邊談國事。朱之洪十分感動，中山先生辭去后，即將這些襪子收藏。
朱之洪生性豁達開朗，對陞官發財毫不在意，孫中山對其非常了解，為其書寫了“海闊天空”、“天下為公”兩幅橫額，可惜的是，這兩幅橫額在“文革”時期已被銷毀。
1914年，孫中山還題字“天地本逆旅，道義憑仔肩”贈給朱之洪，勉勵朱之洪堅定信仰，樹立革命的必勝信心。據說，該幅題字目前保存在台灣。
回國后，每年“歲時伏臘”即將中山先生親筆題寫的“海闊天空”、“天下為公”及“天地本逆旅，道義憑仔肩”等墨寶懸掛中堂，那雙中山先生補過的襪子也呈於香案之上，向兒孫們解說當年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