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增熹

趙增熹，中七畢業於聖若瑟英文書院，1986年獲黎小田賞識，進入華星唱片公司任唱片製作助理，后展開其作曲、編曲、唱片監製、演唱會音樂總監及電影配樂等全方位音樂工作，曾與張國榮、梅艷芳、倫永亮、張學友、劉德華等多位知名歌手合作。

生於潮州人家庭，作為獨子的趙增熹童年時過得無牽無掛。“我上有三個姊姊下有三個妹妹，剛好夾在中間，是家況唯一的男孩，全家女人也很疼我，幾乎可以用橫行無忌來形容。在沒有任何刻意栽培或壓力，趙增熹說與音樂掛勾是天生自然的事。“六歲時，我自己走到鋼琴前跟家人說要學，喜歡的時候彈一下，不喜歡就停下來，過一陣子又再拚命彈，不過始終鬧著玩，鋼琴八級試都沒考完。直至中學才真正開始玩音樂，組團、參加校際音樂節，經常四齣表演。”

趙增熹說自己是那種老早立定志向的人：“我感覺現在跟中三時的自己沒有分別，那時候舉辦中五聯校比賽，我在樂隊況負責整理所有樂譜、指導隊員如何彈奏，就跟現在的演唱會音樂總監的工作沒差別，只是規模大很多而已。”而學生時代的組團生活也在預演日後的人生。

現為資深音樂人、香港流行歌曲作曲人，擔任作曲、編曲、唱片監製、演唱會音樂總監及電影配樂等多項工作。

趙增熹自1986年起從事唱片製作助理，當時已開始與多位歌手合作如張國榮、梅艷芳、倫永亮等。其間監製了多首作品，林憶蓮《野花》專輯是其中之一。

趙增熹亦曾擔任香港多個演唱會之音樂總監，及為多名香港歌手擔任唱片監製。他亦參與電影配樂工作，並憑《玻璃之城》及《安娜瑪德蓮娜》獲提名1998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及憑《甜蜜蜜》、《嬤嬤煩煩》及《色情男女》同時獲提名為1996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以《甜蜜蜜》奪得此獎項。

現今流行曲不如往昔人所皆知，於唱片業界黃金高峰期入行的趙增熹，親身經歷樂壇從高處轉型滑落、目睹巨星殞落且後繼無人，錐心感慨註定比行外人入心入肺。

2009年，生肖屬羊的趙增熹，這年牛年六衝犯太歲，人生事業處處遇轉機。刻下的他早計劃轉戰行政管理且已準備就緒，默默期許天時地利碰上人和再造巨星。當觀眾認定低調的趙增熹已停留在昨日輝煌，他忽爾高調登上《超級巨聲》舞台，大吐監製式冷血狠評，與參賽者斗過你死我活，不留情面有話直說的監製式評語贏得不少掌聲，坊間知名度激增。本來為了搜羅人才，誰知道成功捕星前，趙增熹自己似乎已經成為矚目新星，在《超級巨聲》演唱會上演奏鋼琴。

1997年憑《甜蜜蜜》奪得第十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原創音樂獎項，同年為鬨動華人地區的原創音樂劇《雪狼湖》首次擔任指揮工作。2005、2006年替李克勤監製《演奏廳》系列，是為本地破天荒現場演唱、收音、錄影同步進行的唱片製作，業界內外均掀起莫大迴響。熱愛古典音樂和管弦音樂的他，多次為香港管弦樂團和流行歌手籌畫音樂會，如《港樂．王力宏》（08年）、《港樂．側田》（07年）等，近些年工作主要為演唱會音樂總監及配音等其他幕後製作。

“Eason后誰贏過新秀冠軍？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

星星選拔賽

關於音樂比賽，趙增熹說起來的確有點感慨：“呂方、梁漢文、許志安、鄭秀文……很多我做過的歌手都 是歌唱比賽出身，所以我一定會認同歌唱比賽是造就巨星的地方。但回看過去十年，歌唱比賽功能完全失卻，梅艷芳、張國榮般的巨星再沒出現過，分水嶺應該出現在陳奕迅。Eason后誰贏過新秀冠軍？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

以趙增熹的地位，他經常被邀請擔當歌唱比賽評審是平常事，卻沒想過《超級巨聲》的評判也是“表演者”之一。“初以為《超級巨聲》只是一個很大型的歌唱比賽，我完全不知道需要這麼高調！曾經跟導演說過不擅長在鏡頭前說話，他們便叫我把現場看成錄音室，從日常監製角度出發給予批評便可。”結果趙增熹對參賽者一針見血的狠評大受歡迎，再來他發現香港樂壇原來充滿希望。“近年歌手資質之平庸已經人所共知，說實話我的確有點意興闌珊。沒想過在比賽中看到不少年紀輕輕的參賽者，水準極高，上台前後判若二人！”雙眼發光的趙增熹異常興奮地分享，此刻他應該同意拋頭露面是物有所值。

多少個顧家輝

資質優良，念聖若瑟英文書院，會考成績2A1B3C，在從事布料貿易生意的父親眼況，趙增熹自然是承繼衣缽的最佳人選，可惜中五那年，他的父親因病過世。骨子況生性不羈的藝術細胞更完全主宰了趙增熹。“傷心過後，突然發覺沒人管得了我，玩音樂玩得更瘋狂。”不停舉辦音樂會，一年四、五個；演唱會不論大小全數出席；有錢沒錢，甚至要貼錢的表演趙增熹也做，玩音樂成為他的正職。”

後來朋友參加的歌唱比賽，趙增熹本來只是伴唱身分，殊不知無心插柳的戲碼再度上映。“朋友參加新秀比賽選唱 Culture Club的〈Victims〉，那時候還沒有卡拉OK伴唱，朋友的琴師又不諳英文曲，於是找上我幫忙伴奏，最終他的試音變成我的試音，彈奏完畢黎小田走來問：‘有沒有興趣當我的製作助理？’我當然一口答應！”當中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父親離世后，母親獨力照顧整個七姊弟的家庭，壓力之沉重可想而知，以往自己身為唯一男丁慣常呼風喚雨，今天卻忽然感到作為男子漢的承擔。“念完中七有人願意聘用，可以幫忙分擔家計又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尤如參加了一個無對手的比賽，趙增熹順利入行。“我知道母親不喜歡我干這行，還苦口婆心問：‘這行頭有多少個顧家輝？’但當時我只知道，我是憑這比賽而入行的唯一一人。”

機會一地都是

廿多年前，新入職製作助理月薪只有二千元，比月薪三千元的辦公室助理還要低，低薪挑戰不是個個撐得住，趙增熹卻不作考慮便欣然接受，從最低層學起，抄譜、複製demo、為填詞人速遞樂譜，乍看做盡卑微的基層工序。“今時不同往日，曾聘請過幾位年輕助理，之前問他們是否真心喜歡音樂，然後又警告這是收入和付出極不相符的工作。他們總會先說可以，結果卻沒有人捱得過去。”

願意緊守崗位換來機會駱繹不絕，趙增熹說機會其實一地都是，很多時是人們有沒有膽量把它捉緊：“第一次參與演唱會工作是替梅艷芳唱和音，唱了兩年後忽然有人問我彈不彈 keyboard？彈！彈過未？未，沒問題的，我會回去練。幾錢？不重要，酌量就可以。第一個找我彈的是杜自持，替甄妮在尖沙嘴海城夜總會舉行的演唱會彈奏。

更大膽的一次是1997年，張學友打電話來問做不做指揮？同樣地，一秒也沒考慮便答應。心想你夠膽試我夠膽做。做指揮是我三十歲夢寐以求的目標，可惜一直沒時間逼我去學，既然有人給機會，沒理由不做。由於完全沒接觸過指揮工作，我立即致電葉詠詩求救，八堂課後，一做就是四十二場《雪狼湖》，總算沒有甚麼大過失，也巧合地兌現了張國榮說我三十齣頭之說！”

將過去自己分析解拆，趙增熹得出這一生受用的結論：“當機會在你面前，不要計算，儘管放膽捉住它。我做得成演唱會音樂總監，無非因為敢去把握‘bigger than your ability’的機會，即使是越級挑戰也要一躍而上，那怕撞個焦頭爛額容后再算。”

世界轉樂壇變

“編曲家”是趙增熹其中一個身分，由改編歌曲盛行的八十年代，忽爾走進強調原汁原味的九十年代，編曲一詞之定義出現重大改變，趙增熹說：“剛入行時改編歌曲充斥樂壇，哥哥梅姐阿倫大都是翻唱英韓日熱播歌曲。至於買版權的狀況是，比喻日本把某首歌曲的版權賣給你，那只是一個使用權，他們不會送來歌曲本身的背景音樂，於是香港這方面便需找人將歌曲重新逐粒逐粒音寫成樂譜，再重新錄製該首歌曲的背景音樂，這個近乎copy的動作就是‘編曲’，即‘transcribe’，是當時香港很常用的做法。所謂Composer一字沿自古典音樂，compose與orchestration，基本是同時進行的工序。現在流行原創音樂，流行曲的編和作之分野是很清晰的，作曲人可以是純粹melody writer，他們提供的demo可能只是很簡單用鋼琴彈奏出背景，需要倚靠arranger把樂曲豐富，這就是編曲的工作。演唱會況面，當我們想要賦予歌曲全新的風格和感覺時，arranger會將音樂旋律重新配樂編輯，這也叫做編曲。毫無疑問，編原創歌曲牽涉更多創作。”

“如林憶蓮的《野花》，沒有人會翻唱的，沒人有這個膽量。”

三人行樂團

但凡與媒體有關的工作都是傷神勞筋，訪問前一晚趙增熹加班至深夜，但眼前的他精神飽滿，臉上一條歲月痕迹也沒有，四十來歲卻看似三十齣頭。“我也不需要旅行充電、不倚賴瘋狂消費去紓緩壓力。你只要找到你愛的，一直做下去，不覺得辛苦，你便不會殘不會老，在工作中獲得樂趣，那分滿足就是最好的滋潤劑。”是故，事前趙增熹提別要求我們為他準備一台鋼琴，好讓他在工作中順道感受三角琴的久違獨特質感。沒考過鋼琴八級試的他，彈著女兒八級試的樂章說：“我學的一半是古典一半是流行曲，所以沒有親自教授她。我兒子最初想學笛子，但男生拿笛的姿勢怪怪的，於是叫他吹單簧管，他今年十八歲六尺高，正在浸會修讀音樂課程。我們常開玩笑，他朝三個可以一齊組團。”超級巨星，也許在家況找便可。

趙增熹說，原創樂曲時期降臨，市場需求量大增，一時間造就大批創作人，同時也間接地形成K歌時代。“現在回頭看，80%的原創歌曲其實是卡拉OK歌曲，那時連雷頌德也未開始寫歌，卡拉OK文化正在蘊釀中，兩者相碰締造了本地卡拉OK寫歌潮。所謂K歌，其實是寫給大眾唱而不是給大眾聽的。”當局者趙增熹弄不清對錯，但他完全確定自己抗拒再做K歌。“卡拉OK歌曲是任何人都可以唱，歌手A唱歌手B唱沒有分別，歌者身分無關痛癢。而給人聽的歌，歌曲與歌者有度身訂造的關係，是只此一家的念唱方式和思想，衍生出歌曲的風格路線、配樂，唯有特定某人演唱才能產生化學作用。如林憶蓮的〈野花〉，沒有人會翻唱的，沒人有這個膽量。”趙增熹津津樂道地話當年，忽然又扯到新科技帶來的樂趣。

紅館屠場

真正可以流行的流行曲愈來愈少，賣碟數量由八十年代全盛期的四十萬張，下跌至今天連五萬張也非常罕見的境況，音樂工業之不易為，可以看趙增熹之工作範疇從編曲、監製，大比數轉移到演唱會音樂總監上可以得知。“我的工作性質是被動的，又沒有參與太多作曲工作，而且我愈來愈喜歡跟一群人，在會場感受現場氣氛的感覺，所以我特別喜歡做演唱會演奏，連近年唱片工作也跟演唱會有關，如蔡琴的《金聲演奏廳》、李克勤的《演奏廳》等。”

趙增熹說，即使轉戰演唱會監製也不見得工作大增。在紅館開演唱會是歌手生涯的一個里程碑，說實話，有能力開個唱的寥寥可數。歌手質素主宰演唱會場數。現將在的新人，稍為有知名度便上紅館，但同樣要明白，在紅館一旦觸礁立刻被判出局。你要觀眾陪你度過三小時，You'd better impress me（你最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否則沒人會再想看你、買你的唱片。

多年前某近乎天王級男歌星便是經典例子，明明唱片賣得不俗，開過演唱會立即人氣大跌。例子是幾年前本來冒升得很厲害的女歌手，唱片賣過兩萬張，卻忽然在紅館開了六場演唱會。條數很容易計，銷量是兩萬張即是兩場紅館演唱會的人數總和，開兩場滿足歌迷綽綽有餘，反應一定好；如果公司太貪心開六場的話，即是有四場人次是非歌迷觀眾，他們聽罷兩、三首熟悉的歌曲后可能開始不耐煩，歌手的現場感染力又未成熟，三個小時便讓觀眾留下壞印象，而這四萬人次便會成為“壞口碑傳播群”，而通常他們的破壞力會相當強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