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愛德華·米德

米德生於1907年6月23日，在英國的巴斯市長大，曾受教於蘭伯路克學校（1917～1921年）和馬爾沃恩學院（1917～1926年），1926～1930年就讀於牛津大學。

1930年被選為牛津赫特福學院的院友；1930～1931年，他在劍橋三一學院受教於丹尼斯·羅伯遜。在此期間，他成為“凱恩斯周圍團體的成員”，並且是最早將凱恩斯的理論寫進教科書的人之一。這是他“一生中學術上最緊要的一年”。

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學院擔任經濟學講師，他的工作是教經濟學理論的全部內容，但有兩個問題他特別感興趣，就是大量失業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1933年，他和瑪格麗·威爾遜結婚，她是國際聯盟同志會在牛津支部的秘書，婚後他們有四個子女。1936年他的《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牛津出版社，1936年）出版，僅比凱恩斯的《通論》晚幾個月。

1937年末。米德暫時中斷了學術生涯，赴日內瓦國際聯盟經濟部工作，任《世界經濟概覽》的編輯，出版了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兩期《世界經濟概覽》（第7、8期）。米德在該機構工作至1940年。二戰爆發后，米德於1940年返回英國，成為戰時英國內閣秘書處經濟部的一員，1946年升任該部的主任。這是一個重要部門，當年曾為英國戰時經濟提供政策建議，接著又為英國政府應付戰後的經濟困難出謀劃策。在這段時期，米德與經濟部的同事理查德·斯通編製了第一部凱恩斯式的英國國民收入帳戶，這促成了他們的成果《國民收入與支出》一書的出版，該書被視為研究國民收入核算的開創性著作。

1947年，米德重返學術界，擔任倫敦經濟學院商學教授，主要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直到1957年。這是米德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因為在這期間他完成了《國際經濟政策理論》，該書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全書分為兩大卷，十大部分，第一卷題為《國際收支》（1951年），在該卷中，他以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系統地探討了一個國家的國內平衡與國外平衡的關係。第二卷題為《貿易與福利》（1955年），該書重新考察了貿易管制問題的論據：並從中發現了“次段理論”，這是對福利經濟學文獻的重要補充。

米德在構建上述著作體系過程中，還獲得了兩項理論上的副產品：一是1952年出版的《國際貿易幾何學》，全書有50個關於國際貿易理論的幾何圖解。二是1955年出版的《關稅同盟理論》，西方學術界認為這是在范納（J.Viner）《關稅同盟問題》（1950年）一書基礎上的重要發展。上述著作完整系統地反映了米德對國際經濟學的貢獻。

1957年米德轉入劍橋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擔任英國科學進步協會F部主任，是1962年美國經濟協會的名譽會員，1964～1966年擔任英國皇家經濟協會會長。到1967年，他不再任教，成為劍橋基督學院的一名高級研究員，1974年退休。

此後，在1975～1977年，他擔任了政府有關改革國內稅制的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主持起草了題為《直接稅的結構與改良》的報告。在1957年以後的時間裡，米德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通貨膨脹的控制》（1958年）；《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理論》（1961年）；此外，他還在1976年，完成了四卷本的《政治經濟原理》，其中包括《靜態經濟》（1965年）、《增長經濟》（1968年）、《管制經濟》（1971）年和《公正經濟》（1976年），上述著作被認為是米德經濟思想在經濟學的不同側面連續展開的成果。米德一生著述頗豐，他一生出版著作和小冊子34部（本），發表文章60多篇，故評論家認為米德是經濟學界的多產作家。由於米德對經濟學界的巨大貢獻，他獲得了英國幾所著名大學如牛津和瑞士巴塞爾大學授予他的名譽博士學位；他也是英國學士院的院士；英國女王還授予他“巴施勛位”。

1977年由於與戈特哈德·貝蒂·俄林共同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出了開創性研究，而獲得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米德被視為西方國際經濟宏觀理論和國際經濟政策領域的開拓者。

他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大體上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國的雙重政策目標，即國內經濟平衡和對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實現雙重目標的政策手段，並用大量篇幅闡明兩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會發生尖銳的衝突，應如何制訂政策才能同時保持兩大平衡。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經濟學的基礎上，論證了只有在一個修正的自由貿易體制下，才能使世界實際收入達到最大，並在各國間有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說，只有這樣的自由貿易體制，才能使世界經濟福利臻於最大值。

他所說的國內經濟平衡，是指充分就業、物價相對穩定、國民收入上升、經濟呈現景氣狀態。反之，經濟衰退、失業增長、國民收入下降，就是國內經濟失衡。對外收支平衡，是指國家對外收支既無赤字，又無過多盈餘，匯率處於正常的穩定水平上。反之，如果出現較大的逆差或順差，就是對外收支失衡。在米德的體系中，其中收入調整主要指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節投資和消費所構成的國民收入，促使國民經濟趨於膨脹或收縮，以影響兩大平衡。所謂財政政策，是指財政當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所採取的改變稅收和政府開支的措施。所謂貨幣政策，是指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也就是利率的變化，這是由銀行體系通過增加（或限制）貨幣供應，放寬（或收緊）借貸條件來達到的。他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稱為“金融政策”。通常當國內經濟衰退時，就應採取膨脹性金融政策。例如：不時出現財政赤字，擴大政府開支，減免稅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與私人的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上升。通常當國內經濟過度擴張時，引起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就應採取緊縮政策，如削減預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緊銀根等。

價格控制是指通過工資和匯率的升降，來調整成本和價格，從而促使貨幣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影響兩大平衡。通常當對外收支逆差時，就會使本國貨幣貶值，於是出口商品價格下降而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可擴大出口抑制進口，從而扭轉逆差。當對外收支順差較大時，則進行相反方向的調整。

米德強調指出，以上兩種調整方法必須在有關國家之間很好地配合使用。如果單獨使用一個，則兩大平衡必然會發生衝突。

米德認為只有自由貿易才能導致貿易最優化，給有關國家帶來最大的經濟福利，一切限制貿易的保護主義都不符合福利經濟學原則。他在闡述自由貿易問題時，得出以下兩點結論：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進口稅率，非但不會影響經濟福利，而且會增進整個經濟福利。②當A國和B國通商時，對於那些有替代和互補關係的商品只收稅不補貼，也會增進兩國的經濟福利。另外，他認為當出口需求彈性大於國內需求彈性時，政府應採取相應政策支持出口。至於如何在國內消費補貼政策及出口稅收政策二者之間進行選擇，那完全取決於國內市場情況。假如出口稅收會使出口貨物減少，那麼增加國內消費會比增加出口補貼更有利於經濟增長。

1947年，米德來到倫敦經濟學院商學系任教授，他在那裡任職10年。許多人認為，這一時期，他對經濟理論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因此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時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國際貿易領域，包括兩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關的補充文獻，兩部主要著作是：兩卷本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1951）和《貿易與福利》（1955）。重要的補充文獻是《國際貿易幾何學》（1952）和《關稅同盟理論》（1955）等。

1951年以前，經濟學家總是將收入和價格活動分別對待，而且運用自動機制調節支付中的盈餘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一書的貢獻，是把它們置於一般均衡的框架內加以處理，並且綜合了凱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學派對相對價格的考慮。在這一點上，這本書與芝加哥大學的阿諾德·哈伯格、斯·勞爾木和勞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異曲同工之處，當時丁伯根也發展了目標和手段的理論。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標是使內部和外部達到平衡。這裡的內部平衡是指充分就業，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這個機制通過收入和價格調整達到目標。收入調整是當財政或貨幣政策被用於經濟中的支出平衡變化時對利率進行調整。價格調整涉及匯率或相對工資率的變化。米德認為，要同時達到這兩種政策目標，需要應用兩種政策手段。假如只運用一種手段，在目標之間就會產生衝突，這樣便會導致“兩難”的境地。在米德的書出版之前，經濟學家忽略了資本流通的影響，而米德把這種影響結合到模型中了。在《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貿易和要素控制的論點。在一個單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貿易和要素控制這個概念，也是一個重大的創新。特別是對後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貿易術語中的邊際效用的一個模型和最優人口理論的成果。這本書也介紹了“次優理論”，後來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凱爾文·蘭開斯特加以發展。這個基本理論是容易解釋的，帕累托最優的邊際條件，如僱用勞動力直到其邊際產出等於工資，除非所有因素同時滿足，否則，對福利增加不會是一個有效標準。那種相信我們不能滿足所有條件而至多只是儘可能滿足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減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對外貿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種限制，如果人們面對這些限制尋求最佳貿易政策，那麼，結果將違背初衷。利普西和蘭開斯特認為，由於不可避免的干擾的存在，最優政策的本質是毫無意義的。米德至少在理論上是更積極的，他設計了一種方法，不管將來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優的態勢是可能的。他論證了最佳次優稅或關稅將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別的干擾，雖然在這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干擾。但是，必須承認，在實踐中，我們很難達到次優政策的福利效應。

在分析次優狀況時，米德也不得不重構了福利理論。在經濟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種政策變化的影響的一種方法，雖然這被認為是倒退，但卻是米德早期貢獻中獨立發展出來的。本書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爾多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為基礎的，它從補充規則觀點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經濟學。但是，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為這種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面對其最有影響的政策的變化，經濟學家可以說是無所作為，於是，他轉向以前的傳統，即允許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比較：這一思想體現在弗萊明的一篇論文《論進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額》（發表於1951年《經濟雜誌》）中。哈利·G?約翰遜稱其為“偉大的、理性的、誠實的和勇敢的行為”。米德利用這個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為個人福利的總和進行計算，並通過考察這一個變化是否產生一個凈利潤或導致損失來評估政策變化的效果。

米德對要素的強調產生了另一個重要貢獻，即對控制國際生產要素的福利經濟學進行分析。《貿易與福利》一書的主要貢獻是，擴大了從兩個國家結構到多個國家結構的關稅聯合的分析範圍，於是，允許對國家商品來源和政策差別進行分析。這個分析的含義之一是部分地減少了有關非差別基礎上的關稅，這個減少可能對福利具有負效應。這種分析包含了有效保護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對貿易效應和保護主義政策的福利的分析產生影響，後由米德的學生科登和約翰遜發展了這個思想。

有關關稅聯合的觀點在《關稅聯合理論》一書中得到了擴展，這個領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納完成的。瓦伊納注重的是關稅聯合的生產效應。米德改變了側重點，包括對消費影響的強調。他的有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構成包括了替代和補充關係，指出通過改變一個關稅聯盟的相對價格可以改變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需求。貿易創新體現於以低成本的外國供給品替代國內產品以及實際收入的增加，這就會導致出口價格的下降。米德應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關稅聯合的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福利含義，也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這是對上面所說的研究的一個重大改進，雖然在經驗方面還不能證明，但計算作為整個關稅聯合整體的福利應比較容易。 《國際貿易幾何學》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工具書，也可以被看做是有關國際貿易的教科書的附錄。它繼承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納完成的研究成果，他們兩人為從社會無差異曲線和生產可能性邊界中獲得一個國家的供給曲線提供了一個幾何方法。分析兩個國家、兩個商品供給狀況的供給曲線表明，一個國家根據貿易方面的選擇價值而願意而出口或進口商品組合。米德利用“貿易無差異曲線”的概念，在一個單獨的圖解中闡述包含兩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均衡，而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消費無差異曲線。

1957年，米德回到劍橋當了一名政治經濟學教授。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想把注意力轉向國內政策制定問題，他的願望是為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提供一種國內經濟政策理論分析。米德堅信，如果能準確地把握宏觀經濟，大量的微觀事務就可以留給單位個經濟組織。這一被保羅·薩繆爾森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的信條，是一條貫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幾乎全部工作的主線。他是在凱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劍橋的。實際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做是把凱恩斯學派宏觀經濟學與庇古學派微觀經濟學相結合的嘗試。

在宏觀範圍內，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造成分散單位能做出最優的而且相互協調的決定的氣氛。包括儘可能地向他們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圖。這樣，比如說，政府預先將稅收水平、利率等等方面的設想告訴他們。微觀單位雖然不為這些計劃所束縛，但它們有修正計劃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的自由。這種與貨幣學派想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思想，至少對英國政府的政策制定產生了一些影響。在英國，政府為將來制定政策目標，這些主要與貨幣供應和公共部門的借貸需求有關，與稅收的水平和結構則無關。早在1948年米德寫《計劃與價格機制機制》時就有了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財產所有權》（1964）一書中，他聯繫到收入分配模型的發展，做出了在他那個時代的最重大貢獻。實際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這本書里，他考察了獲得與失去收入之間的關係及資本積累的力量，這項工作再度激發了人們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對再分配政策，這些政策傾向於減少社會幹預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稅率，或者排除了對最低限度的產業工人的雇傭，如最低工資法。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他論述價格願望。他還探討了死亡稅和捐獻稅的再分配的用處。在接下來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這一課題，並發表了《不平等的繼承》和《公平經濟學》等文章。

這項研究的目標更多的是把深奧的經濟理論轉化為政策制訂者易於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為脫離了收入分配，它沒有達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樣的成功。可能是對此的反應，或者是對現實世界狀況的反應，他開始更多地從事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宏觀問題研究。就失業而言，他沿襲了凱恩斯主義，相信膨脹性財政政策能夠被用來擴張貨幣需求，但這些方法只有與控制通貨膨脹政策共同使用時才是有效的。

米德的主要著作有：

《國民收入支出》（與斯東合著，1944）；

《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1951）；

《國際經濟政策理論—國際收支》

《貿易與福利》第二卷（1955）； 《國際貿易幾何學》（1952）；

《關稅同盟理論》（1955）；

《通貨膨脹的控制》（1958）；《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理論》（1965）；

《靜止經濟》（1965）；

《增長經濟》（1968）；

《管制經濟》（1971）；

《混合經濟》（1975）；

《政治經濟學原理》（4卷，1965～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