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學

1917年4月8日，出生於湖南省郴縣。

中學時代在武漢和長沙就讀，1937年，於長沙雅禮中學畢業。

1938年考入國立重慶大學地質系，1942年，畢業於國立重慶大學地質系，獲理學士學位。

1942——1949年，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練習員、技佐、技士。

1950——1951年，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工程師。

1951年至今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1959年起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57年起，任南京大學地質系兼職教授。

1959——1984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常務理事。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1983年，任中國古植物學會理事長；英文版《華夏古生物志》副主編。

1985年，任《古生物學報》主編。

1988年，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1989年，當選為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五屆理事會理事長。

1992年，被美國植物學會遴選為終身榮譽通訊會員。

1993年，獲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二屆尹贊勛地層古生物學獎。

1995年，發起並主持了“地質時期陸生植物的分異和進化國際學術會議”，主編撰寫有《中國地質時期植物群》一書中、英文版出版。

1996年，在美國加州召開的第五次國際古植物學大會上被授予“沙尼國際古植物協會獎章”。

1998年，任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2010年10月31日18時57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4歲。

1950—1951年任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工程師。

1951年起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現為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其間1957—1958年和1979年曾任南京大學地質系兼職教授，1984年11月起至今兼任南京大學地質系（現為地球科學系）教授。

曾任江蘇省第五屆、第六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歷任全國地層委員會顧問，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中國古生物學會古植物學分會理事長，第一屆、第二屆古生物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南京早期人類文化遺址綜合研究專家組組長，南京大學地質系（地球科學系）兼職教授，吉林大學兼職教授及古生物學與地層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先後任《中國古生物志》編委，《地層學雜誌》編委，《華夏古生物志》副主編，《古生物學報》主編。在國際地質古生物學界歷任國際古植物學會中國地區代表，國際植物命名委員會植物化石委員會委員，國際地科聯地層委員會石炭紀地層分會選舉委員，中國科學院與法國科學研究中心有關中國古生代植物合作研究項目中方首席代表，國際教科文組織國際地質對比計劃（IGCP-237項目）科學顧問。

主要發表文章及著作：己發表《華北月門溝系植物化石》，《中國晚古生代陸相地層》，《華南大羽羊齒類生殖器官的發現》，《東亞華夏植物群的起源、演替與分佈》，《北祁連山東段納謬爾期地層和生物群》與《中國與鄰區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區劃》等140多篇重要論著。

是中國古植物學和陸相地層學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在其代表作《華北月門溝群植物化石》等著作中，提出了華夏植物群早、中、晚三期及南北三區的概念。他的《中國晚古生代陸相地層》等著作，為地層劃分對比樹立了可靠的標準，並與煤礦及非金屬礦產勘探工作緊密結合。致力於地質古生物學史之研究，多次對中國古植物學的歷史發展作了回顧、展望和系統總結。推動了中國古植物學全面發展並走向世界。在南京大學等校講授古植物學課程，又帶了多名研究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人才。

長期從事地質古生物工作。尤其以研究古植物與非海相地層見長。對華夏植物群，包括大羽羊齒類植物和東亞晚古生代的煤系研究在國內外享有頗高的聲譽。他己發表《華北月門溝系植物化石》，《中國晚古生代陸相地層》，《華南大羽羊齒類生殖器官的發現》，《東亞華夏植物群的起源、演替與分佈》，《北祁連山東段納謬爾期地層和生物群》與《中國與鄰區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區劃》等140多篇重要論著。1980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地質古生物學

李星學長期從事地質古生物學的研究，是中國古植物學和古生代陸相地層學主要的學科帶頭人。他在各個階段都時刻對學科發展的全局進行總結，回顧歷史，展望未來。他於1947年底出席了“中國古生物學會復活大會”，並寫出了“中國古植物學之進展”一文，發表在《中國古生物學會會訊》第1期上（1948年印行）。195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各專業領域科學家都參與了編寫《十年來的中國科學》這一系列叢書。斯行健和李星學合著了其中《古生物學》卷中的《古植物學部分》。197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慶，李星學又與盧衍豪、周明鎮、郝詒純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自然雜誌年鑒》上發表了《中國古生物學的光輝成就》一文。他還與周志炎、宋之琛、歐陽舒合著了《中國古植物學三十年》（1949-1979）一文，發表在《中國古生物學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論文選集上。1989年，李星學與周志炎、宋之琛、歐陽舒、曹瑞驥合著了《中國古植物學十年來研究的新進展》一文，發表在《古生物學報》第28卷第2期上。

李星學出席了1990年在北京召開的“第15屆國際地質科學史討論會暨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第七屆學術年會”。他在會上作了《古植物學發展簡史與中國古植物學發展概況》的報告，原文為英文，於1992年發表在這次大會的“專報”（Proceeding）上。1996年，中國科學院院士程裕淇、葉連俊、劉東生、陳夢熊等發起舉行前地質調查所成立80周年的紀念活動，事後，由程裕淇、陳夢熊二人主編的《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一書出版，其中有李星學的兩篇文章：《前地質調查所古植物學方面的主要成就與貢獻》和《難忘的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禎主編的《中國地質科學五十年》一書出版，上面有李星學與王軍合著的《中國古植物學》一文。

其他著作

李星學在科技人物史、人物紀念方面，也有不少著作。1944 年，許德佑、陳康、馬以思三位年輕地質學家出差在貴州途中慘遭土匪殺害。李星學編寫了《陳康先生傳》，發表在當年《地質論評》9卷1-2合期上，緬懷亡友，激勵來者。1964年，斯行健先生病逝。李星學在當年《科學通報》第11期上發表了《悼念斯行健先生》一文，充分抒發了對老恩師的景仰、懷念之情。1981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丈夫只能向前——回憶古生物學家楊鍾健》一書上，有李星學撰寫的《憶楊鍾健老師二三事》一文。李星學還與朱正發合著了《地質古生物學家朱森》一文，發表在黃汲清、何紹勛主編的《中國現代地質學家傳》（第一卷）中。

在古植物學研究方面，他的課題涉及自原始的裸蕨類一直到高等的被子植物，領域甚為廣泛，而尤其精於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群的研究。中國古生物志《華北月門溝群植物化石》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專著，也是研究東亞華夏植物群的重要文獻。該書記述了華夏植物群的化石37屬88種，其中的一些新屬種被收入國際古植物學會編纂的法文版綜合性巨著《古植物學論叢》。書中對瑞典學者哈勒（Halle）關於華夏植物群的經典著作，進行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引起了中國外學術界的重視。在這本書中，李星學首次提出了華北古生代植物組合層序，即將華夏植物群分為早、中、晚三期，並將中期、晚期植物群各自分為A、B兩期。這一劃分在華北的煤田地質工作中至今仍被廣泛引用。此專著曾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三等獎。他與葉美娜、周志炎合著的《中國東北吉林蛟河杉松早白堊世晚期植物群》（英文）記述了27屬42種植物化石，是一篇關於中國東北白堊紀植物群的力作。在撰寫《西藏古生物·第五分冊》中，他起了主要作用，該書前面的兩篇論文對發現在世界屋脊上的二疊紀華夏植物群作了較詳細的研究，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為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作出貢獻。

此項工作是獲得1987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特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青藏綜合科學考察工作的一部分。李星學不但精於對植物群進行綜合研究，而且對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化石植物作了精深的專題研究。如他的《東亞華夏植物群的鱗木類植物》和合撰的《中國西南地區早泥盆世工蕨化石》、《論薄皮木屬》和《大羽羊齒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華南的發現》（英文）等等。其中，《論薄皮木屬》一文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三等獎；《大羽羊齒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華南的發現》一文的資料被收入國外英文和俄文版的古植物學教科書內，並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三等獎。

他的古植物學研究工作，不僅在分類學方面有所探討，而且在古植物地理學等領域也有精闢的見解。如《東亞石炭紀和二疊紀植物地理分區》（英文）一文中，他首次將華夏植物區分為南北兩個亞區，這一劃分得到了中國外學者的廣泛引用。《青藏高原華夏植物群的發現及其二疊紀植物地理分區》（英文），引起了中國外同行的重視。1988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第2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宣讀的《中國及鄰區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區》將全文在國際古植物學刊物上發表。他還對不同植物區系間的植物混生現象以及它們間的關係等問題作了研究。如發表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的《論二疊紀華夏一岡瓦納混合植物群》和《西藏南部和克什米爾的下岡瓦納植物群之間的生物地層對比》都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專門從事古植物學研究的只有二三人，現在已數十倍於此數，古植物學科也有了迅猛發展。對推動古植物學在中國的迅速發展，由斯行健和李星學等編著的《中國中生代植物》和李星學與徐仁等編寫的《中國古生代植物》兩本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兩本書總結了中國近百年來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的研究成果，對提高研究水平和普及古植物學知識作出了重大貢獻。另外，他與別人合編的《植物界的發展和演化》一書，以大量古植物學資料為基礎，在中國系統地介紹植物界發生、發展和演化的歷史事實和主要階段，起到了普及古植物學知識的作用。

為了推動古植物學的發展，他還不斷著文在中國外評價中國的古植物學研究成果。在國際會議和學術刊物上宣讀和發表了《30年來的中國古植物學》、《華夏植物群研究的新進展》和《亞洲華夏植物群研究近況評述》等文章，使國外學者較清楚地了解到中國的研究現狀，有助於提高中國古植物學在國際上的地位。

在致力於基礎研究的同時，李星學還在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講授古植物學，同時也為一些單位培養了不少進修生，以至到聯繫、選派中青年同志出國進修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從1963年起，他一直在帶研究生。在他的悉心指導、嚴格要求和親切關懷下，先後已有8名研究生完成了學業。其中，5名獲得了碩士學位，1名獲得博士學位，現仍有1名在攻讀博士學位。1985年以來，他與中青年研究人員一起一直承擔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在完成課題的同時，李星學嚴謹和勤奮的治學精神為中青年同志樹立了良好榜樣。

1990年，李星學院士的學生、著名古植物學家孫革教授，為表達對恩師的敬意，將在黑龍江雞西發現的，地層年齡1.3億歲的古植物物種命名為“星學花序”。

他的父親是醫生，對工作要求嚴格認真，這對他以後刻苦勤奮、嚴謹治學的作風產生了重要影響。

他的舅父是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朱森，歐美留學回國后在重慶大學地質系任教授，併兼系主任。

李星學先生的一生，為中國及東亞古植物學和地層古生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是我國古植物學的重要奠基人。（中國科學院評）

1992年，被美國植物學會授予通訊會員終身榮譽稱號。

1993年，榮獲中國古生物學會最高榮譽——尹贊勛基金會的地層古生物學獎。

1994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聘為南京早期人類文化遺址綜合研究專家組組長。

1996年，榮獲國際古植物協會頒發的沙尼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