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樓

夕陽樓

在滎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滎陽日作矣。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

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⑴夕陽樓：舊鄭州之名勝，始建於北魏，為中國唐宋八大名樓之一，曾與黃鶴樓、鸛雀樓、岳陽樓等齊名。

⑵滎陽：在河南省鄭州市滎陽一帶。

⑶是：指夕陽樓。所知：所熟悉的人。蕭侍郎：即蕭澣。《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七年（833）三月，以給事中蕭澣為鄭州刺史，入為刑部侍郎。九年六月，貶遂州司馬。”《地理志》：“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蕭澣貶遂州司馬，不久病逝，李商隱作有《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⑷花明：九月繁花凋謝，菊花開放，特別鮮明。柳暗：秋天柳色深綠，顯得晦暗。繞天愁：憂愁隨著天時循環運轉而來，秋天有秋愁。

⑸重城：即“層樓”，指高高的城樓。樓：指夕陽樓。

花明柳暗，憂愁繞著天時轉。登上了高高城樓，又上高樓。

要想問孤飛的鴻雁，你將飛向何方？豈不知自己的身世，同樣悠悠茫茫！

此詩大約作於大和九年（835）秋。據作者自注可知，蕭澣正在遂州。夕陽樓是大和七年（833）蕭澣在鄭州任刺史時所建。李商隱昔曾投靠蕭澣為其幕僚，因為才華過人深得蕭澣賞識，可以說有知遇之誼，故稱“所知”。大和九年六月，鄭注、李訓專權，蕭澣被貶為遂州刺史，再貶為司馬。九月，李商隱過滎陽，聞知交遠謫，而獨上夕陽樓，撫今追昔，乃有孤鴻零落，前程未卜之嘆。詩以孤鴻喻人，至於所喻何人，前人解說不同。或雲自喻，或雲喻蕭。

這首詩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藝術的手法來詮釋心中的愁緒和感慨，讀起來沉鬱真摯，依稀在人們面前展開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樓獨立、孤鴻飛翔的畫面。李商隱用他生動的筆墨，既寫出了夕陽樓的真實風景，也盡情傾訴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兩句”是倒裝語。“花明柳暗”的風景是在“上盡重城更上樓”后所見。但第二句對於第三句的“欲問孤鴻向何處”，又是順敘。可見詩人構思鍊句之巧妙。像《登樂游原》一樣，詩人的身心異常疲累，靈與肉遭受著痛苦的煎熬，心靈的宇宙愁雲密布，內心深處感到異乎尋常的壓抑與孤獨。所以詩人“上盡重城更上樓”時，不願，不甘，乏力，又無可奈何，“上盡”，還要“更上”，成了一種負擔，一種難以承受的體力和精神的負擔。這與王之渙“更上一層樓”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詩人登樓所見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鴻。眾所周知，任何詩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獨特的審美選擇，並把選擇對象在自己的心靈中加以主觀化的熔鑄。成為詩人自己的經過改造了的景物。《夕陽樓》詩中所出現的“花明柳暗”，說明時值秋天，大自然本應是收穫的天地。但是李商隱卻沒有“峰迴路轉”、“又一村”的那種感覺，而是把瀰漫在詩人自己胸際黯淡的愁雲，又轉而瀰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許秋色也蒙上了一層萬里愁雲萬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詩人胸際的愁雲又放而大之，瀰漫充塞到了天地間，成了“繞天愁”，此愁不同於它愁，此愁悠長、紛亂。李商隱詩在遣詞造句上是非常講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說“柳暗花明”，而寫成“花明柳暗”，詞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顯出情緒變化的層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說法，便亂而無序了。由此可見詩人對意象的關注，造境的巧妙。

詩中三、四兩句專就望中所見孤鴻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萬里寥廓，但見孤鴻一點，在夕陽餘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這一情景，連同詩人此刻登臨的夕陽樓，都很自然地使他聯想起被貶離去、形單影隻的蕭澣，從內心深處湧出對蕭澣不幸遭際的同情和前途命運的關切，故有“欲問”之句。但方當此時，忽又頓悟自己的身世原來也和這秋空孤鴻一樣孑然無助、渺然無適，真所謂“不知身世自悠悠”了。這兩句詩的好處，主要在於它真切地表達了一種特殊人生體驗：一個同情別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識到他自己原來正是亟須人們同情的不幸者；而當他一旦忽然意識到這一點時，竟發現連給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孤鴻”尚且有關心它的人，自己則連孤鴻也不如。這裡蘊含著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劇。馮浩說三四兩句“凄惋入神”，也許正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而“欲問”、“不知”這一轉跌，則正是構成“凄惋入神”的藝術風韻的重要因素。此詩體現了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葉燮《原詩》）的特點。

謝枋得：夕陽不好說，此詩形容不著跡。孤鴻獨飛，必是夕陽時；若只道身世悠悠，與孤鴻相似，意思便淺。“欲問”、“不知”，四字無限精神。（《疊山詩話》）

徐充曰：身無定居，與鴻何異？此因登夕陽樓感物而興懷也。胡次焱註：身世方自悠悠，而問孤鴻所向，不幾於悲乎？“自”字宜玩味。我自如此，何問鴻為？感慨深矣。焦竑曰：感慨無窮。此與“最無根蒂是浮名”同例，馳競者誦之，可以有省。（《唐詩選脈會通評林》）

紀昀：“借孤鴻對寫，映出自己，吞吐有致，但不免有做作態，覺不十分深厚耳。”（《玉溪生詩說》）

馮浩：“自慨慨蕭，皆在言中，凄惋入神。”（《玉溪生詩集箋注》）

劉學鍇、余恕誠：“三四巧於言情，不直言己之身世如悠悠孤鴻，而謂方將同情孤鴻之遠去，忽悟己之身世亦復如彼。是憐人者正須被憐，而竟不自知其可憐，亦無人復憐之也。運思固極婉曲，言情亦極凄惋，然渾樸之氣亦因之而斫削。紀評雖稍苛，然眼力自非張氏之一味吹捧者可比。”（《李商隱詩歌集解》）

這首詩後來成了吟詠鄭州夕陽樓的名篇，一代代流傳了下來。在夕陽樓題詩之後，到了唐朝開成二年，李商隱進京考中了進士，並逐漸以詩名聞於天下，於是，當時就有文人雅士刻此詩而立於鄭州的夕陽樓前。千餘年來，夕陽樓歷盡滄桑，幾經傾頹，幾經修復，樓以此詩而聞名，詩以此樓而傳誦，成為一道動人的藝術風景，不僅留在了鄭州的歷史上，也留在了中國古代的文化歷史中。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後葬於家鄉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為《李義山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