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研究員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歷史學家。山西大學歷史系本科(1973-76),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1978-81),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1981-),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曾赴美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斯洛維尼亞等多處大學訪問和參加學術活動,曾任路思(LUCE)基金學者(1986—8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獲福特(FORD)基金會資助,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及相關的的歷史問題。

著作


高王凌發表9本專著

《乾隆晚景》

高王凌
高王凌
比起前五十年,乾隆晚年成為乾隆朝統治最為失敗,最令人詬病的一段。與前兩本寫法頗有不同,本書針對 幾種成說提出不同意見,似乎是要為乾隆帝作一點辯護:他失敗的原因,或因政事廢弛?或因官吏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個可能的機會(如在國際貿易上)?……最大的爭議,可能還是在於所謂的“政事廢弛”。人們心目中想象的“專制集權”,在這個廣土眾民、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國家,其實談何容易?乾隆三部曲中提及的另一個人物是劉松齡,本書予以重點詳述。另外,作者三十餘年清史研究的方法論也得以列示,與讀者見面。最終,乾隆仍不能不帶著偌大的遺憾,告別這個世界,撒手而去。而我們的乾隆三部曲,也就此可以告結。

《乾隆十三年》

高王凌
高王凌
乾隆朝歷史相當久長,所以不能不作分階段的研究。本書所述即其第一個階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歷史。當時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現代問題(如人口問題),提出跨時代有創意的發展政策(與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一脈相承),如何作出歐洲式的“現代反應”(如加強政府),以及打算“迴向三代”,做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書的重要內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預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這一年就發生了許多不盡人意之事,從家庭到朝廷,從財政到經濟,從政治到戰爭,也連帶引發了政策的全面“收斂”,好像許多事都做錯了,儼然成了一個失敗的記錄。檢討這些,也是本書的內容之一。可以說,此書為大家展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乾隆。

《馬上朝廷》

高王凌
高王凌
乾隆朝須作分階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書,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為三個階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約前十五年時間;二、“乾隆中期”(即《馬上朝廷》),從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後十幾年時間。乾隆朝第一個階段,主要還是從傳統儒家的理念——如“回復三代”——來治理國家,到了第二個階段,卻更多地表現了清人統治的“滿洲特性”,這不是簡單的“寬嚴之辨”、“由寬變嚴”,而毋寧說是再現了他們“馬上治國”的特徵。本書就寫的是乾隆朝這一段時間,大約三十三年的歷史。以南巡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來,特別是跟“養民”相對的“教民”有關的那些內容,包括“文字獄”等不算小的題目,像寫故事一樣,逐段逐年一個個寫下來……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度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贊助。講述的雖是三百年前的一段歷史,但通過作者的個人經歷(1970年代插隊和80年代參加農村改革調查),發現在許多方面,歷史是相通的,問題既有一貫性,也有一致性。所以它是用新眼光對歷史作出的新的闡釋,也是從歷史角度對20世紀中國農村變革所作的一個說明。它表明,不管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何種問題,中國文化傳統都有其固有的甚至是與時俱進的價值。

《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

海洋出版社,1999。地區發展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國缺乏自身的地區理論,而只是有意無意地照搬外國。本書即是針對這種情況,對中國地區理論的一個建設。書中涉及多個地區和利用了大量地方史料,並表明這些問題一如既往,也是古今密切相關,和跨越時代的

《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

海洋出版社,2002。在中國,政府—國家問題從來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本書是對有關政府角色與政府作用、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問題的一個歷史考察。它力圖表明,中國古代就存在一個“大政府時代”,自那以後政府的作用時強時弱,自有它的發展軌跡,也一直存在著若干的變革和嘗試,……直到現代,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租佃制度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既是經濟學的課題,也屬於社會學的研究範圍。過去人們對中國問題,有的是照搬外國理論,有的則“淺嘗輒止”,停留在“字面理解”,如對土地制度中重要的地租率研究,就是租約上怎麼寫就以為是怎樣的,而忽略了地租“實收率”問題暨農民“對應行為”的存在。現有的老一輩的研究早已指出農民不是“十成”、“足額”交租的,這對地租問題會產生什麼影響?農民又是如何做到這點的?……這對中國農村基層社會,對租佃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都會有一定的意義

《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所謂農民的“反行為”,講述的是在政府—國家這一層面之下,社會一面所做出的反應和作為。過去人們以為,農民是“唯唯諾諾”、“逆來順受”,上面要他怎樣就怎樣的。其實不然,中國農民一直有他的辦法,來維繫他的生活和達到他的某些目的,……直到“包產到戶”的實現,這突出表現了農民此一類行為對歷史的正面貢獻,正是通過這樣的雙方互動,才實現了中國農村的改革。過去這些問題都是秘密的,甚至連“檯面上”各方(包括改革的主要領導人),都不大了解,因此,它的揭示和提出,對於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政府與農民關係的建設,以及“三農”問題的解決,可能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思想史叢書

其他

參加撰寫《 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等

講授課程(均為研究生選修課)


“18世紀,經濟發展與政府作為”;
“農民、地主和地租,租佃制度新論”;
“20世紀農村變革:(上)集體化,(下)包產到戶”;
“西方史學史研究”。

研究項目


參加中國-斯洛維尼亞科學合作項目,研究乾隆朝欽天監正、傳教士劉松齡
參加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乾隆通紀》的撰寫
參加有關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項目
參加當代農村變革歷史的國際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