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步運動

19世紀後期，美國經濟高速發展，工業化城市迅速崛起，國民財富急劇增多。188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成為工業國。到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躍居世界之冠。城市化步伐加快，1860年～1910年，美國城市人口從621萬增為4464萬，由佔全國總人口的19.8%上升到45.5%。美國公民財富總值也從1850年的70 億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880億美元。工業化給社會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但並沒有消除社會貧困，出現物質豐富與社會進步間的“二律背反”，引起民眾不滿和社會騷動。

首先，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興未艾，壟斷組織迅速增多和擴大。到1899年，壟斷組織有185個，資本總額30億美元，佔全國製造業資本的1/3；全國鐵路網在1901年已被六大壟斷公司控制。壟斷組織壟斷生產和銷售，使大批中小企業被吞併或破產，廣大消費者也難逃被其奴役的厄運。經濟運行機制遭破壞，經濟活動陷入無序狀態。壟斷組織對森林和礦產資源的掠奪性開發，使美國森林面積由內戰前的8億英畝銳減到1901年的不足2億英畝，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引起舉國關注。反托拉斯呼聲此起彼伏，在1888年大選中，兩大政黨都把反托拉斯列入競選綱領，並取得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勝利。其次，進入壟斷階段后，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困化問題更加突出。據查理斯·B·斯布爾在1896年的統計，1%的美國人佔有近一半的國家財富；12 %的美國人擁有近90%的國家財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廣大工人、農民、移民和黑人卻日益陷入貧困的深淵。1890年，僅紐約市就有50萬居民住在貧民窟。著名社會活動家羅伯特·亨特估計，在世紀之交，美國至少有100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4%）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再次，工農貧困化直接引發社會騷動和階級衝突。19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工人運動進入高潮，如1886年“五一”運動及秣市慘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鋼鐵工人大罷工、1894年普爾門城工人大罷工等。小資產階級不再追隨兩大政黨，反映其願望的平民黨運動蓬勃發展，遍及全國。

面對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主張通過政治經濟改革來緩和社會矛盾，抵制社會主義運動，阻止革命思想蔓延

美國中產階級是進步運動的倡導者和中堅力量，他們奔走呼號鼓動改革，做了許多具體的領導工作。19世紀末的美國中產階級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業主和農場主，他們又被稱為舊中產階級；另一部分是隨工業化進程同步壯大的有強烈職業情感和社會責任心的自由職業者（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者和政府公務員），被稱為新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特別是新中產階級，是一個日益壯大的階級，是一支舉足輕重的社會革新力量。新中產階級的人數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在快速增長。1870年～1910年間，美國總人口增長兩倍多，其中工人階級增長3倍，農民增長1倍，舊中產階級只增加了2倍，而新中產階級增加了近8倍，人數從75萬增為561萬人，成為中產階級中的多數，佔63%。因暴發戶階層的異軍突起，中產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他們對專橫跋扈的新貴們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出於社會責任感，他們對政治腐敗和工業化帶來的反社會反人性現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漸走上反抗道路。他們對一小撮政黨黨魁操縱下的兩大政黨極為不滿，高舉改革旗幟，在七八十年代參加文官改革運動和共和黨脫離派（Half—Breeds）運動，1892年又投入自由共和黨運動。他們還利用職業之便掀起90年代的“黑幕揭發”運動，直接倡導社會改革。他們反對壟斷寡頭的“金錢政治”，要求限制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橫跋扈，加強聯邦政府對經濟的監督和管理，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保障機會均等的發展機制。研究進步運動的著名史家霍夫施塔特較為公允地評價了中產階級在進步運動中的作用。“進步主義有別於人民黨主義的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不但參加了反抗潮流，並擔負起領導責任。”

壟斷資產階級是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力量最強大的階級。1896年壟斷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麥金萊當選總統，標誌壟斷資產階級全面執掌了國家政權。本質上，壟斷資產階級是最保守最反動的階級，他們剝削工農群眾，壓制民主運動。他們把“大騷動”年代（1884年～1886年）的工人運動和1886年勞工政黨參加競選紐約市長視為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序幕，感到顫慄不安，惶惶不可終日。一批較有遠見卓識的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已認識到壟斷帶來的政治腐敗、經濟秩序混亂和貧困化等嚴重問題最終將危及自身統治，因而實行一些不損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改革是必要的。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約翰·D · 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國公司法》，規範公司行為，授權聯邦政府監督金融活動和企業資金帳戶。這樣就從壟斷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一批支持改革的壟斷資產階級自由派，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就是他們的政治代表。他們把改革視為阻止工農革命和維護其階級統治的手段。老羅斯福曾說：“我所奮鬥的核心是希望從毀滅中拯救這個國家的富人及其追隨者。……因為我反對社會主義學說……我希望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保留我們曾經擁有過的同樣的機會、自由、和平、正義和秩序。”他們的改革口號是“效率”和“秩序”。壟斷資產階級自由派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並參與改革，這就使聯邦政府領導全國範圍的改革成為可能。

工農群眾是壟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他們要求伸張社會正義，公平分配社會財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工作環境。他們的積極參與是改革運動取得成果的必要保證。美國熟練技術工人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於1886年，會員在1900年有54萬，到1904年迅速發展到167萬人。勞聯在美國工人運動中居領導地位，在塞繆爾·岡珀斯領導下，執行一條機會主義路線，只為眼前經濟利益而鬥爭，宣揚勞資利益一致論，奉行階級合作。1900年，岡珀斯等30多個勞聯領導人加入美國大企業家組織——“美國公民聯盟”。勞聯的活動違背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但就進步運動而言，勞聯領導工人階級積極參加社會改革運動，並利用它與資產階級的合作關係，爭取到一些勞工和社會立法。非熟練工人的統一組織成立較晚，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1905年才成立。非熟練工人的社會地位最低，戰鬥性較強，主張通過罷工鬥爭爭取勞工立法，改善生活條件，並要求聯邦政府解決貧困問題。壟斷形成后，農民對在貨物運輸上被鐵路壟斷公司勒索高價運費和差別運價，農民特別是中西部農民強烈不滿，最大的兩個農民組織——全國農民聯盟和美國平等協會領導農民投入反托拉斯的改革運動，捍衛農民權益。

美國婦女為爭取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而鬥爭。1890年成立的婦女俱樂部大同盟引導婦女走出家庭圈子投身社會改革運動，到1912年已有會員120萬人。大同盟在主席代克爾夫人領導下，為爭取婦女選舉權、純凈食品、保護女工和童工組織多種活動，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理論是哲學上的實證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這些傳統思想主張是：人是環境的被動產物，人只能適應環境；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受自然選擇規律支配，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壟斷制度形成后，壟斷寡頭利用這些傳統思想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和“金錢政治”辯護；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反人性和反社會後果使資產階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他們奮筆疾書，抨擊陳腐思想，決心重建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

哲學上，威廉·詹姆斯創立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哲學是一種工具，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哲學家，每人的成敗取決於他個人的努力；人類不只是適應環境，而且也能改造環境。隨後，杜威把實用主義發展成官方哲學，並身體力行地投入社會改革運動。在政治學領域，伍德羅·威爾遜打破傳統思想，強調政府機構“應少考慮制約和均衡，多考慮權力的協調和運轉”。針對壟斷組織對市場經濟的操縱，主張政府管理經濟，干預社會生活。在經濟學界，以理查德·T·愛累和西蒙·N·帕頓為代表的一批年輕經濟學者在1885年創立美國經濟學會，提出國家引導和管理社會經濟生活。他們在學會綱領中宣稱：“國家的積極參與是人類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條件。儘管我們承認在工業化社會需要個人主動性和進取精神，但仍認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

在社會學領域，萊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庫累等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自由放任思想進行了猛烈抨擊。沃德在《動態社會學》（1883）中指出：“如果我們把生物進化看成是自然的，那麼社會進步則是人為的。生物學的根本原則是自然選擇，而社會學的原則則是人為選擇。適者生存就是強者生存，它意味著對弱者的摧毀。如果說自然界通過淘汰弱者獲得進化，那麼人類社會則通過保護弱者獲得發展。”沃德還進一步論述了人類的進步是由社會控制和有目的活動的結果。在宗教界，掀起一場“社會福音運動”，旨在消除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弊端，維護基督教的社會公正。福音運動中的溫和派鼓吹階級合作和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伯倫茲神父稱：“基督教不認為自由放任是適當的，也不承認完善的國家是自然法則和不受限制的競爭的產物。”華盛頓·格拉頓進一步指出，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不是生存競爭法則，而是“同情、友誼、互助和關懷法則”，並希望勞資雙方建立夥伴關係。以海龍和布雷斯為首的福音運動激進派甚至高呼，“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解決社會問題”。

工業化時代初期，物質進步與政治道德蛻化的“二律背反”現象，在美國尤其突出。民主制度被扭曲，金錢操縱政治。這就侵蝕了國家政治機體，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構成直接威脅。威爾遜曾說，“政黨核心會議的代表成了我國政府的理事”，總統成了“國會的僕人”。國會則是黨魁們的掌中玩物，而黨魁又受少數壟斷巨頭支配。壟斷資本家不僅通過黨魁集團操縱政治選舉，在政府機關安置親信，控制政府的內政外交，為壟斷公司謀利益；而且大肆行賄收買國會議員和官員。紐約一家公司事後承認，為阻止一項對本公司不利的法案通過，在五年內行賄近百萬美元。“我們所擁護的偉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來牟取私利”。政治腐敗使美國城市代議制徒有虛名。政黨黨魁集團控制了市政權，他們是城市的無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