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一鳴

許一鳴（1938——）

江蘇金壇人，著名新聞工作者。

在縣裡工作的父親把十二歲的許一鳴送進了王母觀小學，不料1952年，父親突然去世，家庭重陷困境。在村裡的幫助下，許一鳴堅持讀完了小學，並考取了金壇縣中學。

金壇縣中的領導知道他是解放軍的後代，家境貧寒又是孤兒，就包下了他的全部學費、生活費用。高中畢業時，許一鳴以高分考入人民大學新聞系。1964年，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郭超人到人大新聞系做報告，他說：“雪域高原西藏，那裡是新聞的寶藏，有志青年應該到那裡去大展宏圖，在那裡一定會大有作為的。”這一番話在許一鳴的心中激起了浪花，他第一個向組織上報名，願意到西藏去工作。不久，許一鳴真的被分配到新華社西藏分社當記者。

第一次獨立採訪是去藏北安多縣紅海鄉，這裡是青藏交界處的唐古拉山腳下，海拔4300多米。時值寒冬臘月，許一鳴冒著零下40多度的嚴寒，身上厚重的皮衣彷彿變得像紙一樣薄，雙腿全身都凍得麻木了，騎著馬行進在渺無人影的茫茫雪原上。許一鳴就是這樣深入基層，跑上一千多公里的路，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寫成了三千字的通訊，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在西藏6年，他經受了高原缺氧，常年吃不到蔬菜，冰凍嚴寒等嚴酷的考驗，這些艱苦的生活使他身體消瘦，留下了許多慢性病。而得到的卻是變成鉛字的反映西藏新貌的四百多篇文章和大批的圖片新聞。

1970年，許一鳴被分到福建分社，先後采寫了《古田會議精神代代傳》、《更上一層樓》、《汗水換來發言權》等一批有分量的新聞作品，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被總社通報表揚。1974年，福建省委、福建軍區召開聯席會議，肅清林彪在福建的流毒和影響，許一鳴作為駐分社記者，在8個月里，寫了100多篇內參，充分反映了會議的情況，受到了周總理的重視。

1975年，周恩來總理抱病舉行國慶招待會，總社推薦許一鳴作為新聞界的代表出席。當他拿到印有周總理簽名的國務院大紅燙金請柬時，當他聆聽周恩來總理髮表的最後一次國慶講話，當他被與會者關心國家命運的情緒所感染時，許一鳴深深意識到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理念和神聖職責。

福建有個李慶林曾給毛主席寫信，反映知識青年的問題，毛主席寄給他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但江青接見后，李慶林與福建的造反派搞到了一起，時常製造事端，干擾當地的正常工作，宣傳“我背後有鋼，頭上有無線，口袋裡有密碼（江青給他的電話號碼）”。省委領導希望新華社向中央反映這個情況。許一鳴在認真調查的基礎上，就李慶林的現實表現寫了內參。幾乎是在同時，《人民日報》的一名記者也寫了內參，是為李慶林評功擺好的，兩份內參都送到了姚文元的手中。姚批示對兩份內參組織調查，派去的中央調查組姚早定了調子，對許一鳴寫的內參逐條進行否定，一下子就將許逼到了險境。為了保護許一鳴，總社特地將許一鳴借調到北京，暫時避了一下風頭，直到粉碎了“四人幫”，李慶林被隔離審查，許一鳴才從北京回福建工作。

許一鳴同志十分關心群眾的疾苦，深入老少邊貧地區，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為山區的失學兒童，為群眾的溫飽問題向黨中央和省委建言獻策。福建漳州市東山縣，地處廈門汕頭之間，長期不設海關，各種瓜果、蔬菜、海鮮都要到廈門、汕頭驗關出口，由於路途遙遠，運輸困難，致使許多鮮活產品在途中腐爛變質，白白倒入大海。了解這一情況后，許一鳴迅速寫了內參向中央反映，中央領導很快作出批示，半月之內就建立了東山海關，為當地農民漁民辦了一件大好事。

許一鳴身為分社社長，卻始終把自己當成“首席記者”，每年堅持寫稿八九十篇，發新聞照片上百幅，發稿的數量高於記者，並且每年都有作品獲獎。30多年來，他個人發稿3000多篇，其中內參就有上千篇。另外發了一千多張新聞照片，福建省文聯還為他舉辦過“許一鳴攝影作品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