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冠三

譚冠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參加秋收起義和湘南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需處文書、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二軍一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第三十四師訓練隊隊長、第十二師特務連政治委員、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兼特派員、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兼三十六團政治委員、紅三軍第九師二十五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巡視員、陝甘支隊第四大隊政治部主任。長征和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秘書科長、冀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第一軍分區兼七支隊政治委員、南進支隊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中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蘇八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十八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二書記、監委書記、西藏政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成都軍區顧問。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5年12月6日，解放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原成都軍區顧問譚冠三因病在成都逝世。

1901年1月31日生於湖南省耒陽市小水鋪區柘溪譚家村。早年在湘南地區從事農民運動。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耒陽縣第二區黨團書記兼區赤衛隊黨代表。

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后隨軍到井岡山，任紅4軍軍需處文書，參加了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29年初隨部轉戰贛南、閩西。

1930年後，任紅軍第12軍1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第34師101團青年團工委書記、師訓練隊隊長，紅4軍第12師連政治指導員、第34團政治委員兼特派員、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兼第36團政治委員，紅3軍第9師第25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紅1軍團1師2團政治處主任、軍團政治部巡視團主任。

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先後任紅1軍團軍事裁判所書記，第2師6團黨總支書記，陝甘支隊第4大隊政治處主任。

到陝北后，任紅一方面軍第15軍團81師242團政治委員，參加了直羅鎮、東征等戰役。

1936年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后，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俱樂部主任、秘書科科長。

1938年冬赴冀中，先後任八路軍第3縱隊兼冀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冶兼第7支隊政治委員。

1940年春任南進支隊政治委員，率部在冀魯豫邊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1943年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冀中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汝南工委書記。

1946年春赴豫皖蘇地區，任豫皖蘇軍區第八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地委書記，先後參加了邯鄲、魯西南、淮海等戰役。

1949年任第二野戰軍第18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衡寶戰役、西南戰役等戰役。

1950年與軍長張國華率第18軍進軍西藏，參與指揮昌都戰役，完成和平解放西藏任務。

歷任西藏軍區政治委員、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二書記、監委書記，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

1959年任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參與指揮平息西藏武裝叛亂。

1966年起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

1978年任成都軍區顧問。是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5年12月6日在成都逝世。

1949年10月，新中國締造時，中國的固有領土西藏還處於事實上的“半獨立”狀態。對於雄才大略、畢生追求國 家統一的毛澤東來說，這是不可容忍的。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致電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

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時指出：“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來看，應責成西北局擔任主要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十多天後，為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應邀出訪蘇聯，這是新中國首腦人物第一次走出中國國門。旅途中，毛澤東又在有關西藏問題的材料上批示道：“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越早越有利，否則，夜長夢多。”到達莫斯科以後，毛澤東仍念念不忘研究西藏問題及進軍西藏的路線。12月31日，毛澤東收到了彭德懷關於由中共西北局負責進軍西藏的複電。在分析了西藏情況和進藏路線后，彭的複電如實指出：目前來看，從北路進藏困難甚大，短期內難以克服。1950年1月2日，在反覆思考後，毛澤東揮筆致信黨中央、彭德懷和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重新部署進軍西藏問題：“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然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任。”“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時，建議鄧小平、劉伯承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等項問題，並立即開始布置一切。”這封信以附有四個“A”的緊急電報形式傳到鄧小平、劉伯承、賀龍手中，他們立即暫時推開其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選將工作。

到底派誰去呢？進軍西藏，最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既要打軍事仗，更要打政治仗！因此，軍政主官都不能含糊，必須優中選優。劉鄧反覆思量，兩個名字躍入他們的眼帘——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

張國華，1914年12月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1929年春走上井岡山，參加過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1937年8月，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揮師北上抗日，張國華歷任過一一五師獨立旅（旅長楊勇）第二團政委、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黃河支隊政委、一一五師教導第四旅政委兼（微山）湖西軍分區政委、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勇）第四軍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第一縱隊（司令員楊得志）副政委、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司令員楊勇）副政委、豫皖蘇軍區司令員、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第十八軍軍長。

從林聶身邊到劉鄧手下，張國華始終能征善戰，為軍政兼優的幹才，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殺氣。至於譚冠三，資歷比張國華更老。

譚冠三，1901年1月31日出生於湖南省耒陽縣，1926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曾任耒陽縣第二區黨團書記兼區赤衛隊黨代表，是共產黨在湘南地區早期從事農民武裝鬥爭的組織者之一，他參加過秋收起義、湘南起義、井岡山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從任職赤衛隊黨代表始，他似乎註定了與紅軍政治工作結緣：從1930年6月起，歷任紅十二軍（政委鄧子恢）一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紅四軍(軍長林彪)第十二師三十四團政委、紅一軍團軍事裁判所（所長張際春）書記、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四大隊（大隊政委楊成武）政治處主任。能夠和上述軍政人物朝夕共事，足見譚冠三之能。

1936年6月，譚冠三進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成為抗大一期生。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譚冠三時任抗大政治部秘書科科長。“投筆從戎”，是古今愛國分子的美好傳統，他也絕不後人。1938年5月，冀中主力部隊改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並成立冀中軍區。11月24日，為加強對冀中區的領導，增強冀中區的抗日武裝力量，中共中央決定：賀龍所部八路軍一二O師挺進冀中，同時派程子華帶一部分幹部去冀中，程子華擔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政委。譚冠三跟著程子華來到冀中，歷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冀中軍區第一軍分區政委兼七支隊政委，參加開闢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鬥爭。談起譚冠三，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曾一語雙關地說過：“和譚冠三這樣的同志一起共事，我們真的要‘彈冠相慶’了！”

1940年春，譚冠三擔任冀中軍區南進支隊政委，率部到冀魯豫邊區開展抗日反頑游擊戰爭，參與應對國民黨軍石友三部的軍事摩擦，毛澤東曾幽默地說起：“以三對三，冠能蓋石。”1943年春，冀魯豫邊區局勢相對穩定后，他赴延安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為成為“政工名將”奠定了更加紮實的理論根基。

1945年8月，內戰在即，譚冠三重新奔赴前線，歷任冀中縱隊（司令員楊成武）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蘇八地委書記兼豫皖蘇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第八軍分區政委，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第十八軍政委，與老戰友張國華一道率部參加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挺進大西南，參與成都會戰。

名單報上去后，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一看：不但都認識，而且還都參加過井岡山鬥爭。大筆一揮：同意。於是，中共西南局將重擔交給了張國華、譚冠三，並確定第十八軍為進藏主力。與此同時，黨中央還同意鄧小平、劉伯承提出的建議，“由青海、新疆及雲南各出一支部隊向西藏多路向心進兵”，並成立以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為副書記的中共西藏工委。在重慶曾家岩，鄧、劉當面向張、譚交待任務，千叮萬囑。在送別譚冠三、張國華時，鄧小平大手一揮說，送你們十二字“錦囊”：“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

經過長期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戰爭生活，十八軍官兵剛剛安定下來，一聽又要進藏，思想一時會轉不過彎來。加上西藏是個少數民族地區，情況不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補給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迅速轉入執行解放西藏、保衛邊防的任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為了肅清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及其影響，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和統一，加強漢藏民族團結，建設和鞏固國防，掃除西藏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障礙，譚冠三和張國華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指示，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返回部隊后，他們立即召開各級幹部會，一句“西藏未平，何以家為”讓廣大指戰員激情滿懷，紛紛表示：到西藏去，“青山有幸埋忠骨”，即使一把骨頭埋在西藏，也是值得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西南局擬定了與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十項條件，也稱十大政策，經黨中央審定批准后，於1950年6月公布。十大政策以後成了談判的基本條件。在實際工作中，張國華、譚冠三領導中共西藏工委及部隊積極貫徹執行了十大政策。

1950年7月24日，主動要求前往拉薩勸和的藏族愛國人士格達活佛到達昌都，但西藏地方當局中的反動勢力不僅拒絕談判，反而在帝國主義分子策劃下，害死了格達活佛，並擴大武裝，購置武器，將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於昌都及其周圍地區，企圖阻止解放軍西進。從10月6日開始到24日，在張國華、譚冠三指揮下，以第十八軍為主力，發起昌都戰役。在縱約千里、橫約五百里，氣候惡劣，地理條件複雜的地區組織戰役，困難極大。但是，由於張國華大膽實施了正面攻擊和迂迴包圍的戰術，譚冠三對部隊進行了吃大苦、耐大勞、英勇作戰等方面教育，所以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1年春，響應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團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談判。5月23日，雙方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軍委按照《協議》規定，命令進藏部隊分路進駐西藏。

在接受進軍西藏任務后，譚冠三根據鄧小平“政治重於軍事”的指示，立即派出先遣人員，深入藏區搜集政治、軍事、經濟情況，調查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並親自到成都邀請熟悉西藏情況的專家、學者進行座談。在此基礎上，他與張國華一起研究制定了《進軍西藏守則》發給部隊，反覆深入地進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通過教育，提高了部隊的政策觀念，消除了由於對西藏情況缺乏全面了解而產生的種種顧慮，為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1951年8月28日，張國華、譚冠三率部向拉薩進發。風雪茫茫，山路崎嶇，譚冠三感慨地說：“人說蜀道難，我看西藏的路就更難了！不過，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的！”集幾十年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他深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西藏的特定環境下，堅決、準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顯得特別重要。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他在行軍途中，同大家一樣不進寺廟，不住民房，寧肯露宿在冰凍雪地。10月26日，部隊順利進駐拉薩。當月的新華社拉薩三十日電記下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幕：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在張國華、譚冠三兩將軍率領下已於二十六日勝利進抵拉薩。拉薩各界人民兩萬人於當日盛大集會，熱烈歡迎張、譚兩將軍及全體指戰員。當部隊入城時，西藏地方政府噶倫以下重要僧俗官員均前往郊外搭設帳篷迎候，進藏部隊先遣部隊和西藏地方軍隊亦至郊區列隊歡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將軍和張、譚諸將軍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六位噶倫和代理噶倫並在郊外檢閱了進藏部隊。

張國華、譚冠三統率的十八軍，不負重託、不辱使命，很快就讓西藏人民領略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光輝形象。1951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集體寫作”的《記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進入拉薩》，文中這樣描述十八軍將士：經過兩個多月連續行軍，翻越了千山萬水，飽經風雪的戰士們，個個精神飽滿，整齊雄壯地通過檢閱台前。西藏僧俗人民看到一列列新式輕重武器，和戰士們雄赳赳地走過時，都表現無限的興奮和喜悅，他們簡直不相信這就是剛剛跋涉過千山萬水的軍隊。士氣如虹，軍容嚴整，軍長張國華有功，政委譚冠三同樣有功。

解放軍進藏之初，因為公路尚未修通，部隊主副食供應十分困難，部隊、機關只好吃豌豆、胡豆、青稞麥粒充饑。西藏少數分裂主義分子背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趁機封鎖糧食，揚言“要把解放軍餓跑”！在這艱難時刻，遵照黨中央、毛澤東“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和鄧小平“補給重於戰鬥”的指示，張國華、譚冠三提出了“開荒生產，自力更生，站住腳跟，建設西藏，保衛邊防”等戰略方針和響亮口號。

1952年8月，譚冠三大力支持創辦了西藏軍區第一個農場“八一農場”，並經常到農場去參加勞動。他參加勞動不是挖幾鍬，做個樣子就走，而是常常住在“八一農場”，和藏漢農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他住在一個被稱為“罐頭盒房子”的土屋裡：牆是草皮壘的，屋頂是用罐頭盒鐵皮蓋的。在高原日夜溫差大的情況下，中午熱得他汗流浹背，半夜冷得他四肢僵凍！邊防戰士們見年過半百的譚政委，和大家同甘共苦，開荒的勁頭越來越大。經過一年艱苦努力，軍區“八一農場”和機關部隊的莊稼蔬菜，獲得了豐收，大大鼓舞了駐藏部隊長期建設邊疆的勇氣和信心。

1953年秋收時節，譚冠三特意邀請了西藏的愛國上層人士和婦聯、青年聯誼會的男女老少，到“八一農場”參觀，其中，有阿沛·阿旺晉美夫婦，有達賴喇嘛的母親等。“八一農場”附近的藏族群眾也聞訊趕來參觀。這不僅大大鼓舞了藏族人民建設家園的信心，而且讓西藏上層朋友和廣大群眾真正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的的確確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是來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生產，建設祖國邊疆的。他們親切地稱解放軍是“新漢人”、“西藏的紅軍”，是“菩薩兵”。

譚冠三常常對戰士們說：“咱們在世界屋脊、風雪高原搞生產，撒下的不僅是蘿蔔種子，白菜種子，而且是希望的種子，團結的種子，富裕繁榮的種子啊！”正如他所預言的那樣：過去很少種菜、蔬菜品種極少的西藏高原，如今已種出了番茄、辣椒、黃瓜、芹菜、菠菜等十幾種蔬菜。西藏軍區各農場和廣大部隊實現了蔬菜自給或部分自給，西藏地方上的農場和農民的土地上，也長出了又鮮又嫩的蔬菜。

西藏高原過去缺少水果，吃水果很困難，須從內地運去，路途遙遠，運到拉薩，壞的多、價格高。譚冠三積極支持“八一農場”試種蘋果，批准農場去山東、河南等地買蘋果苗，請蘋果種植專家來西藏指導，他自己還在他的住地開墾了一個小蘋果園做實驗。他回內地開會，常常帶回一些果樹苗。經過他的辛勤勞動和精心栽培，他的小蘋果園比“八一農場”的蘋果樹早一年結果，有一棵竟收了二百多斤蘋果。政委蘋果園豐收，帶動了軍區各個農場和部隊。

除了關心種菜和水果外，譚冠三還十分注意在藏族群眾中培養專業技術人員，他囑咐農場場長劉國璽，把那些孤苦伶仃的藏族流浪兒收留進來當農工。有的藏族孤兒，隨父母來拉薩朝佛，經過長途跋涉，父母死了，孩子流落街頭，掙扎在死亡線上。看見“八一農場”豐收的糧食、蔬菜，流浪兒們看到了生路，看到了希望，紛紛要求加入農場。他們在農場得到了溫飽，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如今，西藏高原的蘋果不僅年年豐收，做到蘋果自給，而且品種越來越多，質地優良，嫁接的“高原紅”，一個蘋果有半斤重。還有黃香蕉、紅香蕉、蘋果梨等優良品種。吃果不忘育果人，譚冠三的試種之功是不能忘記的。

民主改革等問題，是十七條協議中規定了的。1956年9月4日，因條件不成熟，特別是西藏一些上層人物害 怕，黨中央明確宣布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隨後又提出，六年過後，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依據實際情況再作決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卻不顧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於1959年3月10日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武裝叛亂，並向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進攻。當時，中央代表張經武和軍區司令員張國華都在內地開會，情況十分緊急，鬥爭極端尖銳。在此關鍵時刻，譚冠三主持西藏黨政軍工作，臨危受命擔任中央代理代表，堅定地依靠西藏百萬農奴和廣大幹部，團結廣大愛國進步人士，斷然下令反擊平叛，並極力爭取達賴喇嘛回頭。譚冠三給達賴喇嘛寫了三封信，既堅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原則，又充分體現了共產黨解放軍對達賴喇嘛的尊重、愛護和關懷，同時對分裂主義分子的陰謀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鬥爭。這三封信發表后，在國內外影響很大，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和進步人士的一致好評。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他和隨後趕回西藏的張國華領導西藏軍民，有力地打擊了分裂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挫敗了他們的罪惡陰謀，維護了祖國的團結和統一。在此期間，譚冠三還十分關心愛國朋友的安全。情況緊張的時候，他冒著“打冷槍”和“扔石頭”的危險，親自請阿沛·阿旺晉美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當阿沛·阿旺晉美以工作為重，不顧個人危險，堅持住在家裡時，他又親自布置警衛人員加強保衛措施，保證阿沛·阿旺晉美和他一家的安全。他還真誠地邀請其他的愛國朋友搬到安全地方居住。帕巴拉·格烈朗傑等許多愛國朋友，就是在他的關懷下，攜帶家屬住進了安全地方的。達賴喇嘛出走以後，他到羅布林卡指示工作人員要保護好達賴的住地。達賴住室外面陽台上有兩盆牡丹花，他特別叮囑工作人員說：“要把達賴喜愛的牡丹花保護好，要看遠一點，總有一天，達賴喇嘛會回來的。”

1959年5月，在張國華、譚冠三主持下，中共西藏工委擬定《平叛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定（草案）》，制定了十三個方面的政策和執行辦法，黨中央在批複中指出：“這個方案所制定的各項政策，都是正確的。”到1961年10月，平叛作戰勝利結束。

在平息叛亂的同時，根據黨中央“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西藏進行了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的民主改革運動。黨中央制定的西藏民主改革政策，對愛國的農奴主的土地實行贖買政策（由國家出錢買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這是馬列主義和西藏實際相結合的範例。譚冠三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忠實地執行了這一政策。有的愛國朋友不願接受贖買金，他再三地、真誠地勸他們收下。這樣，即使西藏農奴分得了土地，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又維護了愛國朋友的利益，增強了民族團結。在民主改革期間，譚冠三還十分注意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集中集體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順利進行，取得了偉大勝利。接著，黨中央指示，穩定個體所有制，發展個體經濟。譚冠三、張國華團結西藏工委“一班人”，帶領全區人民堅決執行這一指示，使西藏人心穩定，經濟發展，生活改善。人們稱頌民主改革使西藏穩定發展這一段時間，是西藏第一個“黃金時代”。

按照規定，高級幹部可以回內地休假。可是，譚冠三在西藏高原戎馬戍邊先後十二年，很少休假。他熱愛西藏人民、熱愛邊疆山河，對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極深的感情。他曾帶著農業技術員步行勘察拉薩河兩岸的土地，親自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標本，號召、組織部隊開荒種菜、種草、種樹。他自己開了一片地，除種菜、栽蘋果外，還種樹苗。

每年春節，譚冠三都帶著秘書、警衛人員等出去向部隊、機關、農場拜年，走到哪裡，就把自己苗圃里的樹苗贈送到哪裡，動員同志們都來種樹。他常常對同志們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在邊疆種樹就更有意義，綠化風雪高原，改變生態狀況，增加氧氣，調節濕度，防止風沙，這是建設西藏，鞏固邊疆的百年大計啊！”如今，西藏軍區大院楊柳成蔭。拉薩城內外，林木翠綠，花果飄香，柏油路旁林蔭小道枝葉茂盛，春意盎然。

1964年4月，陳毅元帥在游成都杜甫草堂時，遇到譚冠三，立即握住他的手說：“你是西藏的功臣！我要請你吃狗肉！”並向周圍的人介紹譚冠三在西藏的功績。後來，譚冠三到北京向中央書記處彙報西藏的情況，又受到了鄧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讚揚。鄧小平欣然說：“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無論‘政治’方面，還是‘補給’方面，你都功無旁貸！”談話結束，鄧小平又補充了一句：“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實的高屋建瓴啊！”“陣地最高的政治工作者”，是對譚冠三參與運籌西藏全局的高度評價。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區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擔任自治區主席，張國華任區黨委第一書記，譚冠三任第二書記。

1966年底，譚冠三調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黨組第一副書記。在林彪、“四人幫”狂喊“砸爛公檢法”的極端險惡情況下，他為保護老幹部和廣大群眾，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在被關押期間，面對“四人幫”的淫威，堅持原則，毫不屈服，表現了共產黨人光明磊落、剛直不阿的崇高品德。1978年起，譚冠三歷任成都軍區顧問，全國政協第四、第五屆常委。

1985年12月6日，曾在祖國邊疆立下赫赫功勛的譚冠三辭世。臨終之前，他向黨提出了惟一的請求：“我死之後，請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據他的遺願，西藏自治區黨政軍民懷著深厚的感情，在拉薩“八一農場”蘋果園隆重舉行了譚冠三骨灰安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