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導向型經濟

出口導 向是著重於利用國外資源與開拓國際市場，以生產出口產品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即主要以出口的增長來帶動一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模式，屬於外向型經濟。

出口導向模式的實施，為本國剩餘產品開拓了新的市場，為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開設了一條渠道，為閑置和過剩的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開發了新的市場，為本國有生產能力但國內無市場需求、無生產需要的產品創造了市場和需求，滿足有市場需求但無生產該產品優勢的其他國家的市場需要，並通過開發創新、拓展國際市場提高了本國生產要素的利用率，創造和增加就業機會，增進本國社會福利。

一般來說，國內市場需求總是有限的。對於某種商品來說，總有市場飽和的時候，對中小國家來說更是如此。有些商品特別是中小國家，如果不開拓國際市場，很難形成規模經濟。如果國內市場需求有限，達不到最佳規模經濟，則企業成本高、商品的市場價格高，而商品的市場價格高則制約銷售量的擴大，企業成本高則效益就低，這對於企業、對於消費者和國家都不利。而如果開拓國際市場增加市場需求，則有利於形成企業規模經濟，有利於降低企業成本和商品價格。從而企業獲取規模經濟效益，消費者受惠，又增加商品出口，換取外匯，於國家、於民於企業都有利。

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有些國家自然資源豐富，所擁有的資源從種類到數量都較多，其產品價格就較低。而有些國家自然資源較貧乏其產品價格就高。同時，有些國家科學技術水平較高，有些國家科學技術水平較低。同此各自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資源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取絕對利益和比較利益。

因為開放經濟中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決定和變動是相互影響，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正好能利用各國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性獲取開放經濟中的溢出效應。溢出效應簡單來說就是指在開放國家中。進口國的總需求增加會對出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產生正面作用如美國的市場需求增加1%就會使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023%，即美國對德國的溢出效應為023%也就是說出口國德國從進口國美國的市場需求中獲得0+23%的溢出效應。

1981~1982年美國經濟的復興提高了美國從德國進口商品水平，擴大了德國的出口額，使德國的經濟衰退因美國經濟復興而得以復甦。在四部門經濟中如果二三部門經濟不變，一國的國民收入則由進出口凈額來決定。出口同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即出口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出口減少國民收入減少。

雖然國際市場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提供和擴大了空間但國際市場本身也有局限性因為在一定的時期。世界市場對某一產品的需求量及其購買力是既定的不可能創造或產生無限度的需求和購買力。同時由於今天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為從國際市場中分得一杯利益而加入出口導向型經濟行列這在世界經濟領域和範圍內擴大了出口導向型經濟規模。增加了國際市場產品的可供量。出口商品可供量呈不斷增加的趨勢而國際市場需求總量不變。使得世界市場變得狹窄了。

這一影響源於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給企業帶來機會的同時也帶來市場風險。隨著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其他國家新產品的不斷推出替代產品層出不窮產品生命周期因此時間縮短了。這對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國家和出口企業來說無疑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和風險。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從宏觀上及時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做出適當的調整控制出口產品規模爭取地效地避開，化解和降低由此帶來的國際市場風險與無謂的損失；從微觀上及時採取適當的策略和措施。調整企業出口產業和產品結構，不斷開發和創新出口產品，適應新的國際國際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表明亞洲中最早實施出口導向模式的日本。出口導向模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持續了30年晚於日本實施出口導向模式的韓國其持續作用為20年，而東南亞各國僅持續10年，可見出口導向模式對經濟促進作用的有效的經濟周期不斷縮短，出口導向模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弱化之勢。一方面，因為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模式時這種模式才能高效地促進該國經濟發展。而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同時實施這種戰略模式時。這種戰略的優勢就減弱甚至較化為劣勢，這時注重並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模式的國家其效果可能更好；另一方面，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雙邊、多邊貿易談判。現在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很低，出口國已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餘地，這種情況使實施出口導向模式的國家處於不利地位。

中國大陸地區 出口導向經濟之前，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中國在尚未提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口號之前，中國的計劃經濟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1989年鄧小平首次在視察中提出了有關出口導向型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命脈的利害關係，首次闡明了關於出口導向型經濟將為鞏固改革開放事業 協調、協助、協力的發展模式。首次以理論的形式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上關於面向國外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綱領。

深圳在改革開放后，與港澳地區形成“前店后廠”模式，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市場主要面向國外，經濟飛速發展

但在日本創業較難。要探究原因，許多人會舉出因為在日本只能向金融機關借錢。沒有創業經驗的人要向金融機關借錢相當難。即使借到，利率也很高。萬一創業失敗就必須背負大量負債。針對這問題，日本政府於2004年修改法令，建立起一元也可以創業及種種經營支援的體制。但是效果還是未知數。

三十年來，出口對於中國國力的提升，經濟總量的快速擴張，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統計數據表明，中國貨物出口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9年的9.6%。而德國和美國的這一數據在2008年分別是9.1%和8%。2009年，中國貨物出口佔GDP的比重為24.5%，德國為32.9%，美國為7.3%。但也有統計數據表明，無論是從貨物出口還是服務出口（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出口規模的大小與國家的發達程度似乎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出口導向和投資驅動。改革開放之初，出口導向型特徵更為明顯。當初出口的目的是為了換取緊缺的外匯以進口急需的設備或原材料，待後來我國資金已比較充裕，特別是我國外匯儲備已居世界第一，國內流動性充裕，經濟建設已經“不差錢”的背景下，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出口政策，實在是到了該檢討的時候了。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對14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具有較高的生產率，生產率高的企也有更大的意願進入國際市場，但出口並不必然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高。而且也沒有證據肯定“出口中學”（ learning-by-exporting）的假設，即出口的增加並沒有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換言之，企業技術水平如何基本上與企業是否出口產品無關。

2008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占工業出口比重為50%。在這半壁江山中，加工業出口企業越是涉及計算機、通信裝備、電子設備等所謂高技術產品，獲得的附加值越低。以計算機為例，在全部附加值中，國內企業所獲附加值比重僅為5%左右，通信裝備和電子設備產品國內附加值也僅僅是維持在20%左右的水平，基本上屬於打工企業。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世界銀行的研究，即出口並不必然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因為技術含量（自主技術）越高，所獲附加值也就越多。

那麼，我們從出口中到底獲得了什麼？不容置疑，確實換取了大量外匯，但外匯的不斷累積是需要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低廉扭曲的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央行維持准固定匯率而被迫購入外匯導致的通貨膨脹成本，美元泛濫導致外匯儲備價值的損失，以及低廉人力成本所導致的社會不安（如富士康公司跳樓事件所引發的社會情緒）等等。外匯累積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畸高，已從一個側面對中國以出口導向型為主要特徵的發展方式提出了質疑。

2009年在GDP增速8.7%的情況下，出口對GDP的作用為負，這是前所未有的。國內投資和消費彌補了出口下滑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儘管投資效率和投資結構值得討論，但也說明了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出口萎縮的形勢下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對於這一點，我們既要有足夠的信心，也要有足夠的警惕。之所以要保持警惕，是因為這種非常時期之非常的投資、消費政策不具有可持續性，如果抱有通過這種急就章式的做法達到緩解出口不利影響以待來日歐美經濟復甦拉動出口這種想法，不啻於水中之花鏡中之月。此次金融危機對歐美的衝擊並不僅僅體現在財富創造模式的改變，更大的衝擊則在於消費模式的改變。那種過度提前消費寅吃卯糧的做法會有很大的收斂，歐美儲蓄率持續不斷攀升是遲早之事。

鑒於此，我們應放棄以外需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和勉強的做法，通過科技創新來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培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創性動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大力推行國家創新戰略，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平台和抓手，深化教育體制、科研體制改革，培養高水平創新人才，激發全民族創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