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替代戰略

要轉向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許多經濟界的同行就會緊張起來。他們擔心中國可能會從此實行一系列導向災難的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都是與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有必然聯繫的。他們的這種擔心其實是多餘的。產生這種擔心的根源是不加思考地聽信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謊言，這種謊言把進口替代描繪成了絕對有害的發展道路。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把實行進口替代作為發展經濟的主要措施。所謂進口替代，就是以本國自己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取代原來需要進口的產品。按照國際貿易理論的標準說法，這樣實現的經濟增長是一種“進口偏向型增長”。由於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因素作用，特別是長期將資源用於生產進口替代產品最終將減少用於生產出口產品的投入，進口的減少在長期中通常都會使出口隨之減少。進口替代的經濟增長因此將降低整個對外貿易佔一國GDP的比例，從而是一種比較內向型的經濟發展。

與進口替代相對立的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它主要以出口的增長來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把這樣實現的經濟增長說成是“出口偏向型增長”。在長期中，一國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不能不導致進口最終增加，光是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也不得不如此。這樣一來，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不能不提高整個對外貿易佔一國GDP的比例，從而造成一種名副其實的外向型經濟增長。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就致力於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當時之轉向外向型經濟增長，是因為看到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那以後的20年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在人們心目中，以出口增長來帶動經濟發展成了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而進口替代則被看成是一條錯誤的經濟發展道路。無論在經濟學界還是在媒體上，都把為促進進口替代而實行的經濟政策說成是發展緩慢以致停滯的根源。這樣，出口導向是高速經濟發展的根源，進口替代則是導致經濟發展失敗的罪魁禍首，似乎已經成了定論。而在實際上，這樣的一般化結論沒有任何靠得住的根據。出口導向戰略不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能帶來比進口替代戰略更高的經濟增長，對於大國來說，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更不一定優於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

實際上，最近150年來經濟發展失敗的外向型經濟體有許許多多，實行出口導向而又真正成功地高速發展了經濟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的幾個國家和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一度取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成功的經濟發展。它們的成功經驗確實值得其它國家和地區考慮和借鑒，但是正如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克魯格曼所指出的，把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迹歸因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並沒有充分的依據。東亞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長很可能是反過來由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的。

把進口替代說成是造成經濟停滯和落後的禍害，將外向型經濟看成是對外關係上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編造出來的謊言。在編造這種謊言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的副總裁克呂格爾是最細心的一個。她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來論證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如何無效率。可是這些項目無論作得如何仔細，也不過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幾年間十多個國家的經驗資料來立論，而且使用的是不合乎實際的新古典生產函數。就以這樣涉及範圍極為有限的材料來否定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本身就是在學術上極不嚴肅的草率作法。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否定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最主要事實依據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如阿根廷實行進口替代而經濟增長緩慢。他們在這裡玩弄了歪曲歷史的狡猾手法：閉口不提這些國家是如何走上進口替代的發展道路的。其實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近100年中，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實行的都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而且就是按照新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儘管它們實行這樣的經濟發展戰略，它們在經濟發展上卻大大落後於靠保護關稅來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的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它們進一步陷入了貧困化的深淵。為了擺脫片面追求出口所造成的困境，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才轉而鼓勵進口替代，而有系統地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更是20世紀40年代末之後的事。

其實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全部歷史經驗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失敗的典型證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攻擊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時總喜歡拿第2次世界大戰後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緩慢作例子，可是熟悉拉丁美洲全部情況的學者卻指出，就是在阿根廷等國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年代里，也有一大批仍然推行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它們的發展績效多半比阿根廷等實行進口替代的國家還差。被人當作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典型的阿根廷，真正系統地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時間也不過30年。70年代中期它就聽了克呂格爾之流的指導，轉向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自那以後，20多年已經過去，一個真正有效的政策按理應當足以發揮其效力。而阿根廷不僅沒有出現經濟發展的奇迹，反而在去年陷入了全面的經濟大崩潰。克呂格爾之流這時不僅不能挽救阿根廷的經濟危機，反倒卻以“制裁”來威脅還不起債的阿根廷。這些人的醜惡表演說明，對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詆毀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編造的謊言，這個謊言已經破產。其實真正的歷史事實充分肯定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工業化時代以來的經濟強國多多少少都實行過進口替代，進口替代甚至是產業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紀初，英國的棉紡織工業遠遠落後於印度和中國，但是英國卻禁止東方的棉紡織品進口，從而鼓勵了本國生產棉紡織品以替代進口。正是在這樣繁榮起來的棉紡織業生產中發生了“產業革命”，從而使整個人類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也使英國成了很長時期中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世界的3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 美國、德國和日本，也無一不靠進口替代而致富。

美國和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分別趕上和超過了英國，從此就成了兩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而在它們趕超英國的最關鍵時期19世紀下半期，它們是兩個典型的以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的國家。按照劉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後的30年間，德國製成品進口的增長慢於製造業的增長，從而在整個時期中都在搞進口替代；而美國19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也靠的是本國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動。美國在1873年到1899年間的進口增長率一直遠遠低於其實際GDP的增長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國是一個以高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的國家，其總體關稅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還平均為18%。可以說，沒有那一時期的進口替代型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美國和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世界中的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中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通常人們強調日本靠出口導向取得了高速經濟成長，卻忽略了日本的經濟增長中一直有很強的進口替代因素。日本從來就以本國市場對外不開放著稱，直到現在，日本的進口也只佔其GDP的10%左右，而中國的進口在最近6年中一直佔GDP的20%甚至更多。日本經濟的這種不開放必然導致在很多產業中實行進口替代。也正是由於日本一方面致力於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不斷在本國實行進口替代，才造成了日本在許多年中出口一直遠遠大於進口的對外貿易格局。

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需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主要包括3個方面：

第一，關稅保護，即對最終消費品的進口徵收高關稅，對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徵收低關稅或免征關稅。第二，進口配額，即限制各類商品的進口數量，以減少非必需品的進口，並保證國家扶植的工業企業能夠得到進口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降低它們的生產成本。

第三，使本國貨幣升值，以降低進口商品的成本，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其中關稅和配額是進口替代戰略中最重要的保護措施。

與出口比較

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擁護者必定會問：那你們又如何解釋東亞“四小龍”在製成品出口增長帶動下出現的經濟奇迹，那是特殊時期、特別的國家和地區出現的特殊現象，不能照搬到一切國家、一切地區。

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時：在同樣的人均生產水平上，一個國家越小，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勢必越高。象德國那樣大小的國家，其整個對外貿易佔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對歐盟國家的貿易卻佔了整個對外貿易額的50%多。這樣，如果以歐盟為單位計算歐盟對非歐盟的貿易占整個歐盟的GDP的比例時，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會降到只有20%多。這個事實說明，一個國家越小，經濟上的對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經濟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就越是有效率。

但是這個事實也反過來，“東亞四小龍”這樣小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出口帶動完成經濟發展，整個中國卻不一定能靠同樣的作法實現高速經濟發展。實際上，一個國家越大，其完成工業化時的內向性程度就越大。英國進行產業革命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國19世紀末超過英國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於美國比英國大得多。美國仍是發達國家中對外貿易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近20年來美國對外貿易額佔GDP的比率大大提高，但是現在這個比率也只在25%左右（中國將接近50%）。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能成功地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靠了戰後最初幾十年特殊的國際經濟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方國家達成了使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共識，各國彼此大大降低貿易壁壘。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政策衝擊使國際貿易急劇增長，其增長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於世界經濟的增長率。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又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整個世界經濟的總需求是相對充足的。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落後國家增加出口比較容易，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相對於進口替代戰略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那時沒有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中，確實有一些是作了蠢事而喪失了時機。

時過境遷，國際經濟環境已經與那時大為不同了。現在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相當低，更沒有多少削減的餘地，削減貿易壁壘的鋒芒指向的是發展中國家。西方各經濟大國都被嚴重的財政和社會開支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貨膨脹，從而不敢採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擴大總需求。這兩點都使發展中國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劇增加出口的國際環境。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陷入危機，這其實是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最深層原因。

與出口導向戰略相比，現在實行進口替代的好處肯定比過去大得多。而象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本來就沒有多大可能靠出口導向完成經濟發展。何況不能在中國替代進口的產品不可能有什麼出口競爭力，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進口替代甚至是出口導向增長的前提。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及時轉向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才是冒傻氣。

在初級階段，通常應該限制或者禁止的那些進口商品，幾乎都是消費品。因為，與生產資本品、中間產品相比較，生產消費品所需要的生產技術水平比較簡單，所需投資也低得多，易於開辦企業。這也意味著由國內生產的和進口的消費品在成本方面差距小，而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成本差距很大。因此消費品的進口替代的代價小，再者，消費品的市場是現存的，資本品、中間產品的需求則是由投資引致的。

至於限制或禁止進口的最關鍵措施，則是實行保護政策。具體措施是，在關稅方面實行差別關稅制度，對限制或者禁止進口的消費品徵收高額稅率阻止其進口，對實行進口替代所需要的資本品或中間產品採用優惠稅率；在外匯管理方面，實行外匯管制，不提供需要替代的消費品的進口外匯，同時也可以把本國貨幣對外幣的幣值定得很高，即外幣表示本國貨幣匯率很高。通過這些措施使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成本低於它的真實成本，以鼓勵替代進口的消費品的生產。通過以上措施，當受保護的消費品的生產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之後，這一階段的替代過程即告結束。

實施進口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業中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加強了發展中國家獨立發展經濟的能力，能夠減少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一些專門技術人才和熟練勞動力也培養出來了，政府部門從中也獲得了管理經濟的經驗和知識，因此許多拉美、南亞、中歐國家選擇了進口替代戰略，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發展目標。但是這一戰略對刺激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有限的，因為它並不能完全消除對外的依賴性，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它只是改變了進口商品的結構，從成品進口改為進口中國不具備的原料、技術專利、機器設備、中間產品與資本等。當發展中國家用高關稅保護民族工業時，發達國家也用各種措施破壞或打破關稅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所以進口替代戰略常常出現無能為力的狀態，在實踐中逐漸暴露出許多缺陷。一些學者在研究中認為，進口替代戰略的核心問題是它違背了比較利益原則。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進口替代戰略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

1970年，利特爾等人考察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家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工業化發展經驗后認為，進口替代戰略嚴重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出口、加劇失業、導致國際收支惡化。因此，實際上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國家和地區就開始轉向更加開放的貿易戰略，特別是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中國的台灣地區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渡后，採取了不遺餘力的出口導向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