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

第一代新古典派經濟學

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亞當·斯密，中經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穆勒、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古典經濟學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理性預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性變革，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它科學地指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邊際分析法，分析了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凱恩斯革命使得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在理論體繫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完成理論創新包括：從根本上推翻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薩伊定律，他科學地指出，在通常情況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因素。據此凱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失業與危機的基礎。理性預期革命以盧卡斯為代表，又稱“盧卡斯批判”。它開啟了微、宏經濟學相互融合的進程。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並由此引起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總需求 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科學地指出，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

第二代新古典派經濟學

新古典派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對以往新古典派經濟學(Neoclas sical Economics)進行細化，而於1970年代形成的學派。其理論框架由理性預期假說和自然失業率假說組成。該學派主張市場經濟能自動解決失業、不景氣等問題，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沒有任何效果。在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問題不僅在長期，短期也不存在這一點上，與貨幣主義不同。該學派有時也因為其對理性預期的注重為特徵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學派稱呼。

新興古典經濟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精彩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現代分析工具復活古典經濟學的思潮。比如，他們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重新闡述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對國際貿易原因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學的尋找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他們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 動中的各種兩難衝突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係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楊小凱等人提出的新學說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並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這個流派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此外，經濟學在20世紀末，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和標誌，又開始了第四次綜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論創新在於：一是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直接奠定於紮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對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超越；二是加強對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新課題的研究並取得新成果和新發展；三是進一步注重政府干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就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同新自由主義一樣，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外擴張時期的經濟學說，都是國際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對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其實質就是用就業性福利替代消費性福利；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是用消費性福利替代就業性福利。

正當古典經濟學的危機即將來臨之際，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經濟理論只強調了生產和成本，卻忽視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經濟學的大樹分出了枝幹：一個枝幹是以馬克思為傑出代表，繼續沿著勞動價值論這條線索，以其獨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性質，並成為號召廣大無產階級投身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動力，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對於這些理論，大家要比較熟悉一些，這裡就不多費篇幅。另一個枝幹就是通過對需求和效用的認識，建立在邊際效用論和均衡價格論基礎上的新古典主義理論。

薩伊

薩伊（1767—1832年），法國人，他與英國的李嘉圖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們對斯密學說的態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包含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二是商品的價值又是這個商品在交換中所能購得和支配的勞動決定的，在此基礎上，斯密進一步指出，這種購買到的能支配勞動的生產物，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除工人應得的工資外，還要給資本家以利潤，給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價值由三種收入構成。李嘉圖繼承了前者，提出了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成為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基石。而薩伊則繼承了後者，重點從交換價值即價格的角度來分析，科學地指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價值的基礎。“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它的效用”，併科學地指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創造的。以生產三要素理論為基礎，薩伊進一步創立了“三個統一體”的分配理論（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市場理論（即在經濟學中影響巨大的“薩伊定律”）。這一理論在西方經濟學界影響十分巨大，長達一百多年時間，作為自由放任經濟的理論基礎，直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給恆等於生產者的貨幣收入；生產者的貨幣收入恆等於他們的貨幣支出，貨幣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給等於商品需求，國民經濟會自動實現均衡。

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1766——1834年），英國人，牧師，后因結婚而失去神職，成為教授。人們都知道馬爾薩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論學家，但其實他後來主要由人口理論轉到研究經濟學。這裡分別簡單介紹一下他的人口理論和經濟學理論。關於人口理論。可以用龜兔賽跑的寓言來理解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他說，食物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長只有按算術級數，而且因為收益遞減規律，土地上的食物產量增長會起來越慢，就象一隻慢慢爬行的烏龜；而人口的增長是成幾何級數（1， 2，4，8，……），就象一隻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類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因人口過剩而導致的失業和貧困，馬爾薩斯提出的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殘忍的。他說：“一個出生在已被佔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從他父母那裡獲得衣食，社會又不需要他的勞動，那麼他就沒有權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這個盛大的筵席上，是沒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離開”。這就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人類的體現。因此，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一問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責和抨擊。中國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時候把馬爾薩斯划入了“敵人”的陣營，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論，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便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關於經濟學理論。對於馬爾薩斯在經濟學界的成名，流傳有一段故事。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是同時代的英國人，當時，李嘉圖是經濟學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發現了自己理論中間存在著矛盾（即我前面已提到過的“價值規律和利潤的矛盾”及“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矛盾”），又不便於推翻自己的理論，成天憂心忡忡，後來他想到馬爾薩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誰知馬爾薩斯很快就用化名把這個矛盾揭穿，李嘉圖一氣之下死了。這時候，馬爾薩斯又站出來承認那篇文章是他寫的，一夜之間，馬爾薩斯成名了，可後來李嘉圖的學生在整理他的資料時，發現了李嘉圖的日記正好記了他找到馬爾薩斯的事情，又引來一些人對馬爾薩斯人品的攻擊。馬克思批評馬爾薩斯是個“小人”。馬爾薩斯的理論主要是針對李嘉圖 理論上的矛盾，從而否定了勞動價值規律，並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這一理論成為後來凱恩斯理論基礎）。

約翰．穆勒

約翰．穆勒（1806—1873年），英國人，他是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過渡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說是綜合性的折衷主義體系，其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是自經濟學出現以來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書，其流行時間為1848年—1890年，大致相當於馬克思定居倫敦的時期。因此，可以說他是一位既沒有傑出經濟學觀點而又不得不令人關注的人物。1870年前後，新古典學派正式與古典經濟學決裂，響亮地提出了“邊際效用理論”和“均衡價格理論”，為經濟學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下面兩位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

龐巴維克（1851—1914年），奧地利人，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該學派是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為基礎，故又被稱為邊際效用學派。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邊際”這個詞，人們一般都理解為“增加的”或“額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塊麵包時會得到一個與吃第一塊不同的效用，這個增加的效用就稱作“邊際效用”。龐巴維克的經濟學說主要包括邊際效用論和時差利息論。關於邊際效用論。這一理論有三個要點：第一，一種物品是否有價值，取決於對物品的主觀評價。第二，對物品的價值的主觀評價是以物品的稀少性為條件的。第三，物品的最終價值是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決定的，他指出，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邊際效用。根據上述三個條件，他得到結論是“物品的數量和物品的價值成反比，市場上同類商品數量越多，則價值越小，反之亦然。”關於時差利息論。他這裡的利息包括了資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潤等，他把物品區分為“現在物品”和“將來物品”，並提出現在物品與未來物品由於所處時間不同，它們的價值便有差別，並且“現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種和同一數量的未來物品更有價值”。這一理論就是現在理財學中“貨幣的時間價值”的理論基礎。

馬歇爾

馬歇爾（1842—1924年），英國人。馬歇爾可以稱得上新古典學派的標誌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成為經濟學界的第二本教科書。他在這本書中，將古典經濟學、馬爾薩斯和薩伊的學說、約翰。穆勒的學說以及龐巴維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傑文斯為代表的數理學派、瓦爾拉為代表的洛桑學派等的理論兼收並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華，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而建立了微觀經濟學的完整體系，至今仍佔據主要地位，後面介紹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體系和理論都源於此。下面簡單介紹一下馬歇爾的均衡價格論和分配理論。關於均衡價格論。他運用邊際效用理論說明了需求價格和需求規律，即“需求數量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隨著價格上漲而減少”，又運用邊際生產費用理論說明了供給價格和供給規律，即“供給與需求相反，價格高則供給多，價格低供給少”，最後，他把需求規律和供給規律結合起來形成均衡價格規律，即“當供給價格和需求價格相一致時，需求量和供給量也相一致，就會形成均衡價格”，他還分別用曲線圖予以說明。關於分配理論。馬歇爾在均衡價格論的基礎上，確立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而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取決於各自的均衡價格，這些生產要素歸勞動、土地、資本、企業組織的所有者。

分析框架

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徵生產條件。

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

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於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麼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1977）、克魯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and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徵。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於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後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

儘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

第一，他們關於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

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

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麼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

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麼，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Jones，1995a，b，1996；Dasgupta，1995；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Jones，1995)，楊（Alwyn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並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後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於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Economic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並非來源於規模經濟，而是來自於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於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於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於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徵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於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闢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