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根·馮·龐巴維克

龐巴維克是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古典理論的主要傳播者，他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取代古典經濟理論而占統治地位作出了許多貢獻：他發展了資本與利息理論，並解釋了實際利率必須是正數的原因；他是首次將時間因素與經濟學分析相結合的經濟學家之一，還發展了由時間因素扮演關鍵角色的經濟學。

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年2月12日－1914年8月27日）是奧地利的經濟學家，他對奧地利經濟學派有著重要的貢獻。龐巴維克於1851年2月 12日出生在莫拉維亞的布倫（今名布爾諾）。他在家是最小的兒子。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公務員，曾因在平息1848年加利西亞騷亂中立功而被封為貴族，1856年去世時是莫拉維亞的副總督兼奧地利帝國政府駐莫拉維亞的行政首長。

龐巴維克前往維也納大學就讀法律學時，在那裡他閱讀了卡爾·門格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雖然他從不曾親自被門格爾教導過，但他很快便成為了門格爾理論的忠實支持者。約瑟夫·熊彼特描述龐巴維克“徹底熱衷於門格爾的理論，以致於他根本不需要研究其他的理論家。”在維也納大學就讀的歲月里，他結識了另一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兩人後來還結為襟兄弟，同為奧派先驅門格爾的女婿。

1875年，龐巴維克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以後，他和他的同班同學即未來的妹夫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一樣，得到一筆出國研究的政府助學金，為在一所奧地利大學教經濟學做準備。他在海德堡同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一起工作了一年，又分別在萊比錫大學（當時羅雪爾（Roscher）在此執教）和耶拿大學（當時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在此執教）各呆了一學期。接著，他在財政管理局和財政部又工作了三年後，於 1880年取得了教授資格，並立即被聘為因斯布魯克大學經濟學教授，在這裡他一直呆到1889年，在完成學業后龐巴維克進入了奧地利政府的財政部門任職時，也就是1880年代擔任教職，在這段時間他發表了他的巨作Capital and Interest。從學術觀點看，龐巴維克在因斯布魯克的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有收穫的時期：1881年，他在取得教授資格的論文基礎上寫成的一本關於商品理論的書出版；1884年，他的《資本和利息》第一卷出版；1886年，他在最有影響的德文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價值理論的專題論文；1889年，《資本和利息》第二卷出版。這些著作使龐巴維克成為團結在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周圍的一群經濟學家中的領導成員之一，這些人後來就被稱為奧地利學派。1889年，龐巴維克放棄維也納大學教授的席位，就任奧國財政部的工作，因為這使他有機會接受制訂奧國所得稅改革方案的任務，在此期間起草了一份直接稅稅制的改革計劃。當時奧地利的稅賦體制對於經濟生產課與重稅，尤其是在戰時，這對奧地利經濟的投資活動造成極大障礙。龐巴維克的提議為設立現代的所得稅制，這項改革很快被通過，並在接下來幾年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龐巴維克在1895年成為了奧地利的財政部長。他斷斷續續的擔任了幾屆財政部長，最長的是第三次—從1900年直至1904年。在財政部長任內他嚴格的保持穩定的金本位以及預算的平衡。在1902年他取消了政府對製糖業的補貼—儘管製糖業在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奧地利的經濟特色。他最後在1904年辭職，因為當時奧地利軍方的開支不斷增加，造成他無法再平衡預算了。經濟歷史學家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批評龐巴維克奉行的“一便士也不多花”的政策，並批評當時奧地利的經濟發展遲緩便是因為龐巴維克不願在公共建設計劃上投入大量開支所造成的。不過，約瑟夫·熊彼特則讚美龐巴維克在任內對於奧地利財政穩定的貢獻。這項任務他幹得出色，因此職位很快上升，1891年得到了終身秘書職位，1892年擔任一個評估恢復金本位制建議的委員會的副主任。在1893年，他被任命為看守政府的財政部長后，人們認為他的職務已經太高，不宜再擔任原職，因此幾個月後他改任議員，並被任命為最高行政事務訴訟法院的三個審議機構之一的主席。1896年，他再次被任命為看守政府的財政部長，但1897年又回到最高行政事務訴訟法院。1900年，他又被任命為文官政府的財政部長。他不同意政府通過的大規模增加軍費支出的計劃，認為此舉勢必威脅財政的穩定性，於1904年辭職，文官政府也同時倒台。接著，又有其他職位，其中包括要他擔任中央銀行行長的職位，當時這是政府中最大的肥缺，但他拒絕了，而改就維也納大學為他特設的教授席位。龐巴維克與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他於1902年繼承了門格爾的教授席位），歐根·馮·菲利普維奇（Eugen von Philppovich）一起，講授經濟理論並舉辦一個討論會。這個討論會吸引了許多有才華的學生，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奧托·鮑爾（Otto Bauer）、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爾·萊德勒（Emil Lederer）和理查德·馮·施特里格爾（Richard von Strigl）。但是，龐巴維克並沒有從此回到平靜的學者生活。1902年，他當選為奧地利科學院院士，1911年當選為副院長，1911年當選為院長。1895年他擔任樞密顧問，1899年擔任奧地利上議院議員。另外還不時接受政府其他各種任命。他在作為奧地利官方代表去瑞士參加卡內基基金會會議的途中得病，曾想在蒂羅爾的拉頓保格—克拉姆薩赫恢復健康，但1914年在那裡逝世。

龐巴維克的肖像曾在1984年至2002年間出現於一百元的先令鈔票上，直到被歐元取代為止。

雖然龐巴維克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但他卻不是當代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儘管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聲名經常讓這兩者互相連結。他擔心毫無約束的自由競爭會導致“無政府的生產和消費”。他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寫下了大量批判卡爾·馬克思經濟學的著作，不過幾名突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間參加了龐巴維克主持的大學研討班。

《資本與利息》

龐巴維克作為一位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制定者以及學者，他是極其成功的。他的《資本與利息》已成為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被稱為“科學發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創造性的著作”。

《資本與利息》的第一卷題為《資本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出版於1884年。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本專題的經濟學說史——利息理論的批判史，龐巴維克對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起一直到與他同時代經濟學家們的各種利息理論都有所論述和批評。第二卷題為《資本實證論》，出版於1889年，系統地闡述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和以此為基礎的利息時差論。利息理論是《資本實證論》的重點，在論題的其他部分里，總的說來，龐巴維克至少可以追隨過去的理論家們的理論。但對利息現象，他提出一個完全屬於開闢新領域的解釋。這一著作使龐巴維克成為團結在卡爾·門格爾周圍的一群經濟學家中的領導成員之一，這些人後來就被稱為奧地利學派，龐巴維克的理論也有力地影響了自19世紀80年代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理論的發展。

龐巴維克是邊際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資本與利息》是科學發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創造性的著作，其核心是時差的價值、資本和利息理論。龐巴維克是主張效用價值論的，他以邊際效用論代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和代替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一些學者”認為他這樣做是為了達到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粉飾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其實，上層建築本來就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經濟學及經濟學家也不例外。再者，“剝削”其實質是屬於規範經濟學的範疇，不同的階級集團，不同的經濟學派必然會有不同的內涵界定。如果資本雇傭勞動，資本家獲取利潤或利息，也就是“一個階級佔有另一個階級的勞動”，就是“剝削”，那麼龐巴維克主張利息是時間的報酬而非剩餘勞動的轉化，可能具有掩蓋剝削的目的，但這僅僅是一家學派的看法，而非問題的全部。

Capital and Interest的第一卷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稱為是“現代經濟學理論最突出的貢獻”，在這卷標題為History and Critique of Interest Theories(1884)的書中龐巴維克完整闡述了對於利率的理論：包括使用理論、生產理論、節制理論等等。

龐巴維克也對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提出強烈批評。龐巴維克主張資本家並不會剝削他們的勞工，相反的，由於資本家必須將總收入的一部分作為薪資發放給員工，他們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也造福了勞工，龐巴維克主張“勞工不能為了增加其自身的生產佔有率而犧牲了資本”。他主張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時間因素，而且對於利潤重新分配的理論也與資本主義經濟里利率的重要性有著完全的衝突，而利潤則是貨幣制度所不可或缺的要件。順著這樣的批評思路，龐巴維克主張一個產品的整體價值並非是由勞工們所生產的，相反的，資本家付給勞工們的薪酬僅僅是針對他們最初可預見的勞動價值，而非產品最後的價值。龐巴維克並且主張，資本家給予勞工的薪資事實上是高於勞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的。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1896)一書中則詳細檢驗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對於價值和勞動的定義是自相矛盾的。他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三卷中對於生產的利潤和價值所提出的理論，會與他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對於價值的定義產生矛盾。他也批評馬克思忽略了供給和需求對於價格的影響，並質疑馬克思對這方面概念的解釋一向模稜兩可。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1889)則是Capital and Interest的第二卷，龐巴維克在這一書中闡述了經濟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大量時間和步驟、以及這些過程所不可或缺的利益報酬。而在第三卷書Value and Price中博姆-巴維克則進一步闡述了門格爾的邊際效益理論，將價值的主觀理論與邊際主義相連結。價值的主觀理論主張，任何東西都只有在有人需要它時才會有價值出現：

一個農民開拓者擁有五大袋的穀物，但他不能將其賣掉，也不能買進更多。這時他有五個可能的選擇：

做主食、或長力氣、或餵養小雞來獲取肉食、或釀造威士忌、或餵養鸚鵡以逗樂他。如果他此時失去了一袋穀物，他不會減少前四種用途的量，而是會選擇讓鸚鵡挨餓，因為他認為餵養鸚鵡所得的效益比前四種選擇都要來的少。換句話說，餵養鸚鵡的選擇便是一種邊際。人們作出經濟決策時也正是根基於這種邊際原理，而非其他什麼理想崇高的東西。

原本計劃作為全書附錄的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1921)最後則成為了全書的第三卷。

龐巴維克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物質財富的相互關係”。他認為人類的慾望是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而自然提供的滿足慾望的物品是有限的，因此便產生了經濟問題，產生了如何經濟地使用物質財富的問題，人類慾望與滿足慾望的物品的關係便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龐巴維克是以邊際論“苦樂心理”學說為依據，把個人心理動機歸結為追求享樂和避免痛苦，認為追求享樂、避免痛苦就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力，政治經濟學應從個人追求享樂、避免痛苦的慾望中尋找社會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完全從屬於心理學的學科，是實用心理學。在他看來，客觀經濟規律不過是個人心理狀態的外在表現；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如價值、價格、利息、工資等不過是表現個人心理感受的概念，他就是從個人心理出發來研究經濟問題，探討經濟生活的普遍規律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龐巴維克最主要的經濟理論，他認為價值論是研究物品與物品慾望滿足之間的關係，即人對物在消費中的心理反應關係。

方法論（可以說是門格爾的）

反對歷史方法，主張採用抽象演繹法，把孤立個人或個體經濟看作是複雜的社會經濟的縮影，通過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說明複雜的經濟顯示。用人類追求享樂、避免痛苦的心理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動機。並認為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實用心理學。

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①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他認為價值分為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主觀價值是主體、本質，客觀價值是其產物。主觀價值論和客觀交換價值。

②價值由人們的主觀評價而定，他否認價值是商品的內在屬性。物品只有具有希缺性時，才會引起人們的主觀評價而具有價值。

③價值的尺度是邊際效用。

④生產性物品（生產資料）價值的決定。價值產生與消費領域，所以生產資料的價值由消費品的邊際效用來決定。

⑤客觀交換價值（價格論）。他認為，買賣雙方眾多個人對物品都有不同的各自主觀評價，接近於供求平衡的兩對買賣者稱為邊際對偶。市場價格是由邊際對偶的主張評價所限制和決定的。

（ ②③④是龐巴維克和奧地利學派共同的。）

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馬克思認為的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他批評利息的“使用理論”，他認為產生利息的交易仍是一種商品的交換，存在所有權的轉移，他把所有物品分為兩類：直接滿足慾望的現在物品；滿足將來慾望的將來物品，兩者存在價值上的差別，這種差別是一切資本利息的來源。他把兩者的差別歸結為人們對現在物品的主觀評價較高。龐巴維克把利息分為三種形態：①借貸利息，利息的一般形態。②企業利潤，利息的特殊形態。③耐久物品的利息，也即租金。

龐巴維克理論工作的核心是他提出了時差的價值、資本和利息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經濟學老師們。門格爾在維也納大學的前任A·E·F·謝夫勒（Schǎffle）似乎使龐巴維克相信，為了從理論高度對當時最迫切的作為經濟政策難題的社會問題作出反應，很有必要發展一套令人滿意的分配理論（謝夫勒，1870年）。卡爾·克尼斯則使他關注資本理論問題和馬克思的著作。最後，卡爾·門格爾為龐巴維克創立自己的理論開了個頭。

在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年）中，門格爾提出了沒有時間因素的價值、配置和交換理論。在對這一理論的闡釋和發展中，龐巴維克（1886年）十分強調其中的兩個方面：首先，消費者行為和生產者行為大不相同，因為生產是迂迴的過程，必然要花費時間，只有消費者才能直接對商品評價，生產者則只能在推測消費者評價的基礎上間接評價商品；其次，在這兩種情形下，對一種商品的評價包含著這種商品對評價者的邊際效用以及他的收入的邊際效用。用龐巴維克的慣用語來說，評價就是影子價格或成反比的需求表、這個需求表反映評價者根據他的偏好和收入而定的最適度的商品分配情況。

在這種成反比的需求表基礎上，很容易說明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不可能低於“最後的”的買主準備支付的最低價格，也不可能高於“最後”的賣主要求的最高價格。這裡所謂“最後的”賣主是指這個賣主的開價低得足以防止任何其他賣主賣貨給“最後的”買主；而“最後的”買主是指這個買主的出價高得足以阻止任何其他買主從“最後的”賣主那裡買貨。這個定義雖然複雜，但適合於包括不可分割的商品在內的一切商品，龐巴維克出於這個或那個原因認為這樣定義是恰當的。

龐巴維克還進一步提煉了門格爾對分配問題的分析，從而發揮了門格爾的創見。他指出投入品的價值是如何通過倒推法來評價的，即在投入品幫助生產的商品價值中，如何倒推出這些投入品應占的適當份額。實際上，這等於J·H·馮·屠能（J.H.von、Thǔnen）所奠定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但又在奧地利學派關於投入品有限替代性和有限可分性假定下作了變通。

龐巴維克（1889年）從無時間因素交換引出有時間因素交換的價格形成理論，他假定當事人不僅評價和交換現在存在的商品，而且評價和交換他們主觀上確定的對將來商品的預期。在他1881年發表的商品理論中，已經用令人驚奇的現代形式指出這樣的預期確實存在，以及如何對它們加以評價，如果進一步假定存在一個市場，其中現有的商品可以與對未來商品的主觀預期相交換，那麼上述應用於沒有時間因素的交換的論證，同樣可以應用於時差的交換。龐巴維克分兩步證明這一點，首先考慮一個沒有生產的純交換經濟，再分析一個有生產的交換經濟。

在一個純交換的經濟中，所有的經濟行為者都是消費者。龐巴維克認為，他們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對每一個經濟行為者來說都隱含著一個主觀的利息率，在他的時間偏好和預期的將來收入為已知的情況下，他準備按這個利率用他對未來商品的主觀上肯定的預期，來交換同量的現貨。龐巴維克相信他們一般會顯示出正數的時間偏好，即對現貨的評價一般要比對未來相同商品的主觀上肯定的預期為高。他曾列舉三個理由說明。上述論斷就包含在頭兩條理由中。第一條理由假定，由於人們預期將來的收入要提高，收入的邊際效用在計劃期內將呈現遞減的趨勢。第二個理由假定，由於心理原因，例如人生有限，一種商品的邊際效用一般將隨著得到它以前的時間間隔的延長而下降。由於這兩個假定曾引起許多爭論，這裡應該立即加以說明的是，龐巴維克認為它們只是一些可以檢驗的假定，雖然他相信其符合事實，但也不排除例外。如果這些假定適合於所有的人，他們的主觀利率將永遠是正數，市場利率也永遠是正數。只要大多數人按照這種假定行事，市場利率仍為正數。龐巴維克承認，並非所有人都按他的假定行事，但作為一種經驗規律，他們幾乎總是如此；即使他們不是如此，他的理論仍然適用，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就不是正數。因此必須注意，龐巴維克的論證確定了在一個純粹的時差的交換經濟中，存在著一個（市場）利率，同時認定這個利率高低的決定因素是現在與將來商品的需求與供給的相對強度，正如經濟行為者成反比的需求表所顯示的那樣。當然，這裡指的是商品的利率，它們並不必然展示任何特殊的時間結構；不同類商品的利率也不總是一致的。上述兩種性質的成立，需要進一步假定所有的商品都存在時際的市場，而且至少部分經濟行為者準備從事套利活動（納蒂（Nuti），1974年）。龐巴維克沒有明確地作出這些假定，但他在論證時似乎認為這兩點是不成問題的。還需要注意，龐巴維克在這個純交換經濟的模型中，是把利率看成是時際交換價格結構的一個屬性，而不是當做某種事物的特定價格，例如節慾、貨幣的增殖能力、等待的報償等等。

為了將上述純交換模型擴展為包含生產的交換經濟模型，龐巴維克認為生產者也和消費者一樣有時際的成反比的需求表。在他的第三條“理由”中，他假定生產者由於技術原因而低估將來商品的價值。這些論斷是他從對生產性質的分析和資本在生產中的作用導出的。他假定生產是迂迴的，它依靠生產過程之內的資本品，將不是生產出來的或“原始的”生產要素轉換成可消費的產品。由於有些資本品是耐久的，故生產要花費時間。龐巴維克十分強調資本品的異質性和特殊性。他也否認各種資本品可以按實物單位合計成總資本存量。他認為只有先進行估價，而後才能相加。他採用前瞻法來衡量資本的價值，其中耐用資本品以它們提供的服務的現值來評價。他事實上把這種過程普及於所有耐用商品，說明它們的評價都包含著一個主觀利率，而當耐用品在市場上交易時，這個利率即趨於相等。

把生產看成迂迴的過程，使龐巴維克假定的生產中使用的不同資本品的數量與一特定數量的非經生產的投入品之間形成消費品消耗之前的時間中，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他將這種對應關係具體化為生產周期的概念。他將生產周期定義為一單位產品的生產所要求的各種非經生產的投入品停留在生產過程中的平均時間。這個定義是一個錯誤，使他不只一次地陷入困境，並且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為了繞過這些爭論提出的所有麻煩，須假定我們可以把生產周期定義為一個不依賴於要素價格的特定生產系統的技術特徵；並進一步假定（跟著龐巴維克）生產周期可以這樣用來對不同的生產方法排列次序，把有較長生產周期的生產方法說成是更加資本密集的方式；更具體地說可以假定一個時際的生產函數，該函數對一單位產出而言只有上述的生產周期，而且呈現遞減的而非均勻的收益。

在上述基礎上，龐巴維克制定了生產者行為的理論，認為競爭迫使生產者選擇能生產足夠的產品以支付生產成本的生產方法。龐巴維克指出，這隱含著一種不完全的關於原始要素定價的邊際生產力學說，因此也意味著正的邊際准地租的存在。他還指出，這種構想包含著成反比的資本品需求表，對每一生產周期，它在給定要素價格下確定一個利潤最大化的利率。在分析這一點時，龐巴維克假定一個經濟體系的資本存量是給定的，並論證使利潤最大化的利潤率可以藉助於該假定而決定。以上觀點雖然有正確的一面，但也有錯誤的一面，結果又被人抓住把柄，並引起了許多爭論（加雷格納里（Garegnani），1960年）。在龐巴維克的理論結構中，與任何生產方法相聯繫的資本存量的價值是一個內生變數，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意識到的一樣。其實這個假定是不必要的。這裡只需說明，如果一種花費時間的迂迴生產方法正被採用，在競爭條件下的單個生產者將會被迫恰好支付他所使用的投入品貼現的邊際價值，既不多也不少。轉化為產品價格，這意味著他低估了將來的產品價格。這正是龐巴維克的“第三條理由”；技術基礎也就是實際使用的生產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與其說它是一個假定或經驗規律，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均衡條件。

龐巴維克既已確定了生產者行為可以由導出的包含正的時間偏好的成反比的需求表來描述，他進而繼續在一個相當於宏觀經濟一般均衡模型中，探討市場利率是怎樣決定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現貨市場以及未來產品所有權的市場。他認為現貨市場上的供給由過去的決策決定；所有未來的供給同樣也由現已開始生產的產品來決定。現有產品的需求來自消費者，但如果消費者節省部分不用，需求將不能吸收全部供給。這些省下來的產品一部分將被其他的消費者接受，他們把未來產品的所有權拿來作為交換條件，這種交易就是消費貸款，而且據龐巴維克的假定，很可能包含一個正利率；另一部分將被生產者接受，也以未來產品的所有權作交換，這些生產者將使用它購買更多的非經生產的投入，以便擴大生產規模。由於龐巴維克假定這些非經生產的原始要素是一定的，這將提高要素價格和引起生產方法的變化（因為只有生產更多的產品，才能承受較高的要素價格）。因此，為了生產目的而以貸款形式出現的凈儲蓄，意味著生產方法的變化，據龐巴維克的假定，這又意味著資本密度增加。上述兩類交易共同決定市場利率：一方面，市場利率由正的時間偏好概念所概括的時際的消費者行為所決定，並以時際偏好和預期的時際收入分配為基礎；另一。方面，又由生產周期及其延長所帶來的邊際產品所概括的時際的生產者行為所決定，並以迂迴生產方法的時際結構為基礎。或者用龐巴維克的話來說，市場利率由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對現在和未來產品的相對評價來決定。據他的假定，該利率為正數。

在有些段落中，龐巴維克認為他的模型所決定的利率等於生產周期延長的邊際產品。這給人造成一個印象，即他所做的不過是用更迂迴的方法證實傑文斯（Jevons；1871，第七章）已經闡明的東西。但是，在另一些段落中，龐巴維克似乎意識到生產方法的變化影響到它所要求的資本品價值也要變化，並且這些威克塞爾（wicksell）（或重估）效應意味著利率低於生產周期延長的邊際產品。龐巴維克由於引進了一個生存基金的概念而模糊了自己的論點，使人覺得他的理論不過是翻新的工資基金理論。可是。他的這些以及其他不恰當的表述都不應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的論點的核心是作為一種時際價格結構特點的利息率的決定過程，而這個結構又是時際價值論和消費與生產之間的時配所決定的。

龐巴維克的模型有意識地是指一個靜止狀態，因為他曾企圖說明，利率與靜態以及非靜態之下的資源有效配置都有些關係。在他考慮一個社會主義經濟並證明它和資本主義經濟同樣需要一個正的利率時，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可是，在他對儲蓄增加和技術進步效應的一個有趣的比較靜態分析中，他確實考慮過非靜態的情況。在靜態下他得出正利率的結論，當然是由於他的假定，這個結論與熊彼特1912年的論點並不矛盾，後者所根據的模型與此有些不大相同。

前面幾頁所概述的龐巴維克的理論，在他1889年出版的《資本實證論》中得到發揮。這本書的前言是他1884年寫的《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文中他以批評的態度檢驗了早期的（在以後的版本中也檢驗了同時代的）有關利率的解釋。本書的目的常被誤解。它並不是一部利率理論的歷史，旨在充分修正前人的錯誤，也不是為了顯示他自己的觀點與前人不同之處，而是一個“否定性的理論”（埃奇沃思（Edgeworth）），即試圖全面考察他自己理論結構的一磚一瓦，並且指出一種完善的理論所需避免的失誤。當然，不可否認這本書有時過於吹毛求疵。因此，龐巴維克再三指出，不能說邊際生產力的考慮決定利率，卻沒有加上一句：在更完整的解釋中這些考慮仍然要起作用。當他討論節慾或更一般的時際偏好時，同樣也出現過這種疏忽。

龐巴維克從其闡述中得出一個結論：利率的存在並非由於剝削。很顯然，依他的方法，只有生產是瞬間完成的，工人才能得到全部勞動產品。只要生產是迂迴的，工人們在其參加生產的產品價值中所得份額的現值，就必然比生產是瞬間完成時為低，這當然是由於資本的存在。但龐巴維克說，不論誰擁有這些資本品，利率都必須照付。這一點也是他對馬克思經濟學批評的要旨（1896年），他把勞動價值論當做全部錯誤的基礎。除了謝夫勒和克尼斯之外，龐巴維克是從學術上探討馬克思經濟學的第一個經濟學家。但他始終看不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評，這一點十分奇怪。儘管他的批評引起了他的學生希法亭相當長的反駁（1904年），但它影響很大，直到本世紀50年代它仍然是同類文獻中在理論分析方面最大的成就。

龐巴維克對經濟現象的專心致志還可以從他對經濟力量在市場上的作用的討論（1914年）中明顯地看出。他認為從短期看經濟力量可以造成經濟偏離經濟因素所決定的狀態，但在長期中這種狀態會佔優勢。在這裡他再次忽視了經濟力量的變化可能改變經濟因素運行的環境。

理論影響

龐巴維克著作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但它的冗長和技術上的缺陷卻使人們難以接受，也給各種批評留下許多破綻。實質上，龐巴維克把新古典經濟理論和古典經濟理論的因素綜合在一起。他的理論的新古典方面體現在他對理性經濟行為及其對商品的供求、市場定價、導致市場均衡的力量以及不同市場間的相互作用的影響的關注；反之，古典主義的思路則體現在他對生產的分析中。不管龐巴維克怎麼否認信奉古典的成本價值論，他對生產以及資本和時間在生產中的作用的看法，都打上了李嘉圖傳統的烙印。

龐巴維克理論的新古典成份，特別是他對時際的消費者行為的分析，被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所繼承（1907年，1930年），並發展成基於時差偏好概念（費雪把它轉化為效用函數的一個特徵）和投資機會概念的利息理論。費雷不是推導而是假定了這一點，因此剔除了龐巴維克對生產以及資本在其中的作用的分析。在這種形式下對時際的分配問題的深入見解，一般公認是龐巴維克所沒有提到的。這就使龐巴維克的時際交換理論變成了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遺產的一部分。

龐巴維克模型中比較古典主義的部分為威克塞爾所繼承和發揮（1893年，1901年）。為了脫掉它的古典主義外衣，威克塞爾把它轉化為邊際生產力的利率理論。但是他遇到了困難，不僅在對生產周期的恰當定義上，而且因為他忽視了龐巴維克關於時際消費者行為不得不說的話，這就迫使他假定一個給定的資本存量以便完成他的模型。威克塞爾所使用的是那時已成為標準的新古典主義的把資本作為價值量的概念，也就是J·B·克拉克（J.B.Clark，1899年）曾經建議而為龐巴維克所反對（確有理由）的那種做法（參見亨寧斯（Hennings），1986年b）。不久以後被歸咎於龐巴維克本人的這一論點的缺陷很快就被人們指出來了（參見卡斯爾（Cassel），1903年和加雷格納里，1960年）。儘管如此，威克塞爾的解釋還是成了奧地利學派的資本和利息理論的標準解釋（盧茨（Lutz），1956年；多爾夫曼（Dorfman），1959年 a，1959年b；赫什利弗（Hirshleifer），1967年）。

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們曾多次試圖重新系統地闡述龐巴維克的理論，使之成為短期經濟行為理論的基礎，尤其是哈耶克（Hayek，1931年，1939年），也有希克斯（Hicks，1967年）。這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其中特別是龐巴維克論點的資本理論基礎受到檢驗並被發現根據不足（卡爾多（Kaldor），1947年和雷茨（Reetz），1971年，）。有些經濟學家試圖重建龐巴維克的理論（歐根（Eucken），1934年；施特里格爾（Strigl）， 1934年），但是遇到了生產周期如何定義這個主要障礙。與此同時，哈耶克與奈特（Knight）之間在略有不同的水平上重複了龐巴維克和克拉克之間關於資本概念的論爭。最後，哈耶克（1941年）做出了一個重要嘗試來克服論爭中出現的困難，並且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他的貢獻最終證明並不能使人信服。他沒有克服的主要困難在於龐巴維克的構想經不起動態分析，這正是因為他的古典主義的、宏觀分析生產和資本作用的方法需要一種均衡分析法，從而不能為討論非均衡的生產者行為及其動態學提供一個合適的基礎。

新近對龐巴維克論點的爭論結果強調了它的靜態特徵（魏扎克（Weizǎcker），1971年；費伯（Faber），1979年），但實際上不過是根據現代資本理論對龐巴維克理論的某些方面加以準確的闡釋而已。與此不同，希克斯（1973年）對保存龐巴維克關於生產和資本理論的某些突出貢獻，尤其是強調時間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這一點，作出了創新性的嘗試。他使用現代理論框架，再一次試圖進行一種動態分析（見貝洛克（Belloc），1980年；或馬尼昂·德·博爾尼耶（Magnan de Bornier），1980年）。這種分析著重於從一種靜態向另一種靜態“轉移”的概念，即是一種比30年代所考慮的更為長遠的經濟動態學。這是一個大有希望的途徑，同時也證明龐巴維克的思想是多麼富有生命力。

龐巴維克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其全部重要意義過去尚未被人們覺察，那就是如果生產是一個迂迴的過程，利率在最優生產方法選擇中起什麼作用，以及在一種認真考慮了無法以實物單位把資本品相加的理論中怎樣確定利率。龐巴維克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並非沒有問題，但是不管經濟理論已經前進了多遠，龐巴維克的部分論點仍然是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包括他對市場價格形成尤其是那些不可分的、或有限可分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形成的探討；對時間偏好的分析；對時際交換的分析；對利率不過是時際價格結構的一個特性的證明。他關於生產周期的定義被證明是個死胡同，但是他對時間在生產中的作用的分析所提供的可能性，至今似乎還沒有被全部利用。

最後，龐巴維克對總資本概念的價值內容及其含義的強調，直到最近才能認為是一種具有創見的貢獻。

龐巴維克既是一名公務員，又是個學者。在晚年，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當時仍是一個強國的奧地利的政界，他都是一位元老。作為一位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制訂者，他是極其成功的。但今天人們還記得他，主要是由於他對經濟理論的貢獻。他的《資本和利息》已成為經濟學的經典著作，雖然它在結構和表述上都有缺陷。該書第一版匆匆寫成。在他生前的第二、第三版中，龐巴維克過於認真細緻地幾乎對每一個批評作出了反應，增加了許多材料，使該書由兩個薄本變成了三厚卷，但是他一直沒有找到時間來重新思考全書的結構。他對批評意見的關注是由於他的氣質和當時所處的環境使然。龐巴維克有一個律師的頭腦，他覺得除了用需要嚴格區分的、互不連貫的範疇或“案例”來進行思維外，很難有別的思維方法；他沒有使自己的思維適應於一種連續統，其中，事物不能截然分開而是逐漸轉化的。而且，他是在德國歷史學派占統治地位和完全反對理論化的環境中著述，他覺得不能不和批評意見展開爭論，並且必須明確分歧之點以便於討論。結果，龐巴維克不幸蒙上了一個愛好詭辯而氣量狹小的爭論家的名聲。這就使他的貢獻受到了不應有的挑剔。但同時，他把馬克思對於商品和價值等的分析，錯誤理解成“交換價值”和“交換關係”中的”量”的決定的學說，從而從所謂“要素”、“稀缺”、“效用”、“供求”等角度與馬克思“爭論；同時將馬克思關於“價值”的“分析”和“說明”錯誤理解為“假定”和“證明”。而這些批評被認為是在未能讀懂其著作的情況下將當時及之前的批評綜合的結果，並非他的原創。其“邊際效用理論”力圖證明價值僅僅是人的主觀判斷，否認其同人類勞動與社會生產關係的聯繫因此，其理論對以上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有詳細解釋的內容構不成有效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