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全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出生：1881年9月29日（1881-09-29）奧匈帝國（現烏克蘭利沃夫）加利西亞蘭堡

逝世：1973年10月10日（92歲）美國紐約州紐約市

學派/流派：奧地利學派

主要領域：經濟學，社會學，哲學，認識論，方法論，理性主義，古典自由主義

著名思想：人類行為學，經濟計算問題，方法論的二元主義

受影響於：巴斯夏，龐巴維克，布倫塔諾，胡塞爾，門格爾，薩伊，杜爾哥，韋伯，維塞爾

施影響於：阿萊，安德森，鮑爾，布拉克，布坎南，弗里德曼，哈耶克，赫茲利特，希克斯，霍普，赫特，柯茲納，拉赫曼，蘭格，保羅，Raico,蘭德，瑞斯曼，羅賓斯，羅克維爾，羅斯巴德，Salerno，Schiff，熊彼特，舒茨，Sennholz，Simons，史密斯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生於奧匈帝國的萊姆堡市，也就是現在烏克蘭境內的利沃夫。他的父親在那裡擔任建築工程師。後來成為物理學家的理查德·馮·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也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查德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維也納。

米塞斯1900年入維也納大學，在那裡他受到了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大量影響。米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1906年獲法律和經濟學博士學位。1909～1934年，他是維也納商會的經濟學家。其間，一戰後，他任職於奧地利工業委員會；1921年還擔任了一個政府機關的法律顧問之職，負責起草終戰條約的條款——以解決交戰國間戰前的私人債務問題。

1927年元旦，他創建的經濟（商業周期）研究所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長。

1934～1940年他移居日內瓦，任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的教授。

他在1940年移居美國的紐約市。此時美國學術界的“凱恩斯主義”盛行，米塞斯的自由主義顯然不合主流，不為任何學術組織所聘用，1945年通過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會的推薦進入紐約大學擔任訪問教授，所謂“訪問教授”，就是對他的學術成就不認可，但由於礙於情面而給的虛職。當時的紐約大學甚至拒絕給他薪水，他的薪水一直是由這家基金會提供的。1949年，米塞斯出版了《人類行為》，即便如此，他仍然只能當他的訪問教授（至1969年退休為止）。1973年10月10日逝世。

主要為經濟學貢獻

一、貨幣信用原理與經濟周期

米塞斯覺察到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中的主要空白在貨幣分析領域。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確實已經對消費品及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從古典經濟學時代起，貨幣就被擱置到一邊，沒有人用分析其他經濟問題的同樣方法來分析貨幣。在老一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和歐美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裡，這種斷裂格局依然繼續著，對貨幣和“價格水平”的分析也與對市場經濟其他領域的分析截然分割。我們當前依然在吞食這種令人痛心的分割狀態的苦果，即“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斷裂。“微觀經濟學”乃是對個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的分析；而一旦經濟學家涉及到貨幣問題，立刻就陷入到某種虛幻的總量概念構成的想象世界中：貨幣總量、價格總水平、國民生產、政府開支，等等。由於脫離了個體行為的堅實基礎，“宏觀經濟學”就從一個謬誤走向另一個謬誤。

在20世紀頭十年，這種誤導性的分割就已經在美國人費雪的著作中急劇發展，他精心闡述了“價格水平”和“周轉率”理論，而根本不理睬個體行動，也沒有努力把這些理論整合進比較可靠的新古典“微觀”分析體系中。米塞斯則著手改變這種分割局面，將貨幣及其購買力（常被人錯誤地稱為“價格水平”）經濟學構建在奧地利學派對個體行動和市場經濟的分析基礎之上，成為基於個體行動的完整的分析體系；貨幣與相對價格之間、微觀與宏觀之間不再存在分割局面了。機械的貨幣與價格水平關係、“貨幣周轉率”和“交換方程”等等機械論的費雪理論，被米塞斯明確地清除了，代之以應用邊際效用理論分析貨幣自身的供需。

米塞斯的特殊貢獻在於他揭示了，由於任何商品的價格都是由其可以供應的數量和消費者對該商品的需求之緊迫程度（根據它對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因而，貨幣單位的“價格”也即其購買力，也是同樣由這些市場因素決定的。

米塞斯也證明了，“貨幣增量”並不是一古腦撒進經濟中，增發的貨幣總是注入經濟體系中的某一具體的點，只有當新鈔票在經濟體中像波紋一樣擴散開來，才會導致各種商品價格上漲。“通貨膨脹”（貨幣數量的增加）的巨大吸引力恰恰在於，並不是每個人同時立刻得到了同等數量增發的貨幣；相反，政府本身及幸運地享受政府採購和政府補貼的那些人首先得到了增發貨幣，在很多商品價格上漲之前，他們的收入先提高了；而在這一貨幣傳導鏈條最末端的不幸的社會成員，卻必將蒙受損失，因為他們所購買的商品的價格在他們拿到增發貨幣之前就已經漲起來了。

簡而言之，通貨膨脹的吸引力就在於，政府及受政府照顧的集團 可以悄悄而又非常有效地獲取好處，其代價則是犧牲無權無勢的民眾的利益。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是一種徵稅和財富再分配的過程。

米瑟斯洞悉到，市場經濟本身是不會導致繁榮與衰退的不斷循環的，因而，經濟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場之外，在於某些外部干預。他那偉大的商業周期理論建立在三個從前互不關聯的因素上。一是李嘉圖對政府和銀行系統常見的擴張貨幣和信用、從而推升價格（繁榮）導致黃金外流，隨後出現貨幣和價格收縮（衰退）這樣一個過程的論述。米瑟斯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初步解釋，但它卻沒有解釋，生產體系是如何深受繁榮影響的，或者說為什麼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蕭條？另一個是龐巴維克對資本和生產結構的分析。第三個理論的來源是瑞典“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維克塞爾對生產體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不受銀行信用擴張影響的利率）與受銀行貸款影響的實際利率間存在差距的論述。

根據這三個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論，米瑟斯構建了一個傑出的商業周期理論。由政府及其中央銀行所鼓勵、推動的銀行信用和銀行貨幣的擴張，將更多貨幣注入到運行平穩而和諧的市場經濟中。隨著銀行擴張其貨幣供應（現金或儲備），把增發的貨幣借貸給企業，這些貨幣推動利率低於自然利率或時間偏好水平（即反映公眾自發的消費、投資比例的自由市場利率）。由於利率被人為壓低，企業獲得了新貨幣，拓展其生產結構，增加資本投資，尤其是將更多資金投資於比較“遙遠”的生產：投資過多的項目、機器設備和工業原材料等等。這些增發貨幣總是會抬高工資和其他成本，將資源轉移到這些更早或者說“更高級”的投資中。然後，當工人或其他生產者得到增發貨幣時，他們的時間偏好仍然保持不變，他們仍然按原來的比例花這些錢。這就意味著，公眾不會儲蓄足以購買新的高級投資的資金，於是，這些企業和投資陷人崩潰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衰退或者蕭條就可以被看成生產體系的某種不可避免的調整，通過這一過程，市場清除那些膨脹性繁榮時期形成的不健全的“過度投資”，恢復到消費者所能接受的消費投資比例。於是，米瑟斯頭一個把對商業周期的解釋與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分析融為一體。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造成的膨脹性貨幣擴張，導致資本品行業出現過度投資，消費品行業卻投資不足；而“衰退”或“蕭條”就是市場清除繁榮期的比例失調、回歸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自由市場生產體系的必要過程。當這一調整過程完成後，就會出現復甦。

二、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的不可行性

在上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經濟學界爆發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辯論，當時知名的經濟學家都捲入了這場辯論。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他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儘管該文篇幅不長，卻言簡意賅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問題，成為當時的石破天驚之作，引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大論戰。無論是他的同道還是他的對手都對他評價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種問題永遠不可能再從討論中消失的形式闡述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心問題的榮譽，屬於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蘭格認為，使社會主義者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的功勞完全屬於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應當在社會化部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計劃局的大廳里佔一個光榮的位置”。

米塞斯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指出，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體制中，合理的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在於用貨幣表現的價格提供了使這種計算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而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存在這種以貨幣表現的價格制度，因此無法確定某一種產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確定生產它的過程中勞動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費。他認為，社會主義還不一定能夠不要貨幣，允許利用貨幣來交換消費品是可以設想的。但是，由於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不能用貨幣表現，因此在經濟計算中貨幣就起不了什麼作用。在一個靜態的社會中可以放棄經濟計算，而靜態的經濟體系是從來沒有的。所有經濟變化都牽涉到各種活動，其價值既不能事先預知，也不能事後確定。一切都將在黑暗中摸索。社會主義就是合理經濟的拋棄。針對一些社會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可以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人為市場來解決經濟計算問題的看法，米塞斯強調這些人沒有看到要把市場和它的價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是不可能人為仿製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由國家或從事國家事務的人支配資本。這就表明要消滅市場，因為用市場指導經濟活動意味著：根據社會各個成員所支配的購買力來組織生產和分配產品，而這種購買力只能在市場上才會被發現。消滅市場是社會主義的目標。經濟計算的實質並不在於應該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現有生產資料來生產這些產品的問題即資源的合理配置的問題。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的生產資料市場上形成的貨幣價格工具，才能進行經濟計算，這意味著必須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貨幣價格，必須有貨幣工資和利息率。文章最後指出，問題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是市場經濟。米塞斯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米塞斯的這一深刻洞識，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與蘭格（Oskar R. Lange）、勒納（Abba P. Lerner）和泰勒（Fredrick Taylor）關於社會主義大論戰的爭論焦點和核心問題。具體說來，在1922年的《社會主義》一書中，米塞斯提出，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價格制度，就不能進行經濟計算。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中央計劃者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的運作。由於失去了價格機制，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和信息，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中央計劃體制的失靈以及經濟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這一洞識，曾使當時許多對中央計劃經濟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經濟學家們（包括還是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哈耶克）從迷夢中蘇醒過來。正如哈耶克在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所言：“《社會主義》一書在當時震驚了我們整整一代人，而且我們只是漸漸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這部論著的核心命題。”

20世紀20-4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的最大遺產在於，這場爭論表明中央計劃經濟不能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雖然爭論已過了半個世紀，我們仍被爭論雙方邏輯上的嚴謹和思想上的睿智所深深折服了。中央計劃經濟不能有效運作的論斷不幸言中了，中央計劃經濟半個多世紀試驗的糟糕記錄及其失敗便是明證。這使我想起了凱恩斯的話，思想的作用確實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要經過一段時間。中央計劃經濟的試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正是出於提高經濟效率的考慮一些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才走上了經濟改革之路。

三、經濟學方法論：人類行為學

米瑟斯看到，經濟理論本身，包括奧地利學派經濟學，都沒有十分系統的方法論，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提出其方法論基礎。他也認識到，經濟學越來越明顯地被兩種不健全的方法論魅惑住了：一種是“制度學派”，它從根本上否定了經濟學，另一種是“實證主義”，它越來越明顯地誤入歧途，想把經濟學理論構建在與物理學類似的基礎上。

古典經濟學家和老一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理論是建立在正確的方法論之上的，但他們對方法論的個別的洞見通常比較雜亂，不成體系，他們沒有建立起一種比較明確、自覺的方法論，因而不足以抵禦新興的實證主義或制度學派的衝擊。米瑟斯決心為經濟學打造某種哲學根基和方法論，以使奧地利學派的方法最終完滿、系統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1933）（遲至1960年才翻譯為《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出版）中首先發展了這一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制度學派漸趨衰落，而實證主義如日中天控制了整個經濟學界之時，米瑟斯在《理論與歷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經濟學的最後基礎》（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方法論，駁斥了實證主義，米瑟斯尤其側重於駁斥實證主義方法，它用物理學的方法觀察人，把人當作石頭或原子。在實證主義者看來，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就是觀察人類行為中可計量、可統計的規律性，構造出一些規律，然後，可以據其進行預測，並用更進一步的統計證據進行驗證。

實證主義方法當然只能切合那種認為經濟可以由社會工程師支配並進行計劃的理念，在這些社會工程師眼裡，人彷彿就是沒有生命的物體。米瑟斯在《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前言中寫道，這種“科學”方法是：

……用牛頓物理學研究質量和運動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的行為。根據這種研究人類問題的所謂“實證”方法，他們計劃發展出“社會工程學”，這是一種新興技術，可以使未來的有計劃社會中的“經濟沙皇”以工程師處理沒有生命的物質的技術來處理人。

米瑟斯提出了與之對立的方法論，他稱之為“人的行動科學”，即關於人的行動的一般理論，其理論來源有二：（1)古典經濟學家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演繹的、邏輯的、個人主義的分析；（2）20世紀之交以李凱爾特（Rickert）、狄爾泰（Dilthey），文德爾班（Windelband）及米瑟斯的朋友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德國西南學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

從本質上看，米瑟斯的人的行動科學的基石是行動著的人：他是個體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確地用數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學規律“運動”的石頭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實現的內在意圖、目標或目的，人也會形成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想法。

簡而言之，與實證主義者相反，米瑟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識的這一最基本的事實；人具備心智，正是這種心智讓他決定目標，並採取行動爭取實現這些目標。這種行動之存在，除了通過觀察行動著的人之外，也可以通過內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發現。由於人是運用其自由意志在這個世界上行動的，因此其所採取的行為決不可能總結成量化的歷史規律。因而，經濟學家企圖為人的活動搞出可據以進行預測的統計規律和相關性，就是徒勞的，是誤入歧途的。人類歷史上的每一事件、每個行動，都是各不相同、獨一無二的，都是自由行動且互相影響著的個人行動之結果；因而，不可能搞什麼統計性預測，經濟理論也不可能進行驗證。如果人的行動科學證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動歸類總結出量化的規律，那麼，又如何會存在一門科學的經濟學？米瑟斯回答說，經濟科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動的科學，必然並且確實完全不同於實證主義的物理方法。

在20世紀經濟學的殿堂中，奧地利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和精神領袖米塞斯是一位極其重要的思想家。長期以來，儘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接受，但他對20世紀人類社會的思想影響以及知識貢獻卻是是無人能忽視、無人能置否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可以說，講述20世紀人類社會的經濟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國的《自由》雜誌把米塞斯稱作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米塞斯之所以在人類社會的當代思想史上佔據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對理解人類經濟社會運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過諸多理論貢獻。除了他在通貨膨脹、經濟周期、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他自己獨特的市場交易學（Catallactics）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的理論貢獻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論貢獻還在於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獨具慧眼地提出了這樣一個重大理論洞識：在缺乏市場價格機制條件下，由於經濟計算的不可能性，會導致中央計劃經濟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

20世紀80年代末前蘇聯的解體、東歐各國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歷史史實證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紀20~30年代對中央計劃經濟非可行性的理論判斷，以至於到了21世紀初的今天，很少有經濟學家還懷疑市場經濟是人類目前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風暴發生，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來前所未見的世界經濟大衰退，又使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層人士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效率極其優長產生了這樣和那樣的懷疑。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中，以及在當前的所謂“后危機”時期，無論在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在中國這一轉型國家中，政府均採取了“大劑量”的經濟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宏觀干預政策大行其道，乃至過去已經棄而不用的政府行政控制和駕馭經濟的做法又在各國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國這個處於轉型和發展雙重變奏曲中的大國，在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外貿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導致的宏觀經濟增速銳降的情況下，政府提出了“四萬億”的刺激計劃，強勢參與和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加上2008年以來實際發生的各種形式的“國進民退”，導致一種強勢政府統御社會的所謂獨特“中國模式”正在沿著一種自身演變邏輯而漸進成型。伴隨這種強勢政府參與並統御經濟的體制模式的漸進成型，在中國內部各種社會問題和弊端也不斷發生，並正在積累，以至社會的內在緊張不斷增強。因而，當今中國社會面臨著制度變遷和社會演化是否沿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繼續前行還是掉頭倒轉逆行的選擇問題。在一些西方發達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至2013年，政府管理乃至調控經濟運作的形式和範圍也在發生一些明顯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各國政府決策層和一些諮詢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自發運轉、自我調節以及自我平衡的運轉效率產生了諸多懷疑，政府干預和參與市場經濟運行的情況越來越多。在此情況下，在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加速的當今世界，良序市場經濟運行本身的制度條件和基本原理有待於進一步在理論上予以澄清。從這個視角來看，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米塞斯、哈耶克與蘭格、勒納和泰勒等經濟學家關於社會主義計算可能性大論戰的一些問題，又若隱若現地投射到了理論界的爭論中來。在此情況下，認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這一“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的思想和觀點，不但對理論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認識和選擇，乃及對各國政府的宏觀政策的選擇，也有著切近的現實意義。

當然，在研究和介紹米塞斯這一二十世紀的思想大師的學說和理論觀點時，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除了其理論的積極和進步意義外，米塞斯本人的許多理論和方法不是沒有問題的。米塞斯一生坎坷，其學說和學術活動一直不為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甚至受到一些無言的排擠和冷待，加上米塞斯一生執著的治學風格，使得他的一些學術見解和現實政策主張在某些方面有些偏執和過於極端。譬如，作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為》，其思想方法的邏輯起點現在看來就甚值得商榷和懷疑。在這部學術巨著中，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個“先驗的”人類行動的“公理”，在這個公理基礎上，他一步步地推導出了他眼中的人類社會經濟運作的種種安排和運行原理，最後構建出了他的“人類行動學”的邏輯大廈。很顯然，米塞斯經濟學的這種邏輯建構和敘事方式，如果說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建構不是同歸殊途的話，那至少也可以說是進行了某種“類似套路”的“演練”，儘管由各自理論進路所達致的政策結論有些差別。

儘管在米塞斯的經濟社會理論中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毫無疑問，從整體上來評估，米塞斯經濟社會理論中的問題是“瑕不掩瑜”，因而並沒有怎麼“湮沒”這位20世紀的偉大思想家的諸多理論專著和文章中所做出巨大的理論貢獻以及所提出的諸多理論洞識。我們今天甚至可以預期，米塞斯在20世紀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所闡發的諸多理論洞識，會在人類走向新的21世紀征途中不斷發出新的理論光輝，啟迪人們在應對新世紀出現的新經濟社會問題時做出確當的應對之策，確保人類諸社會市場經濟秩序更加順暢、平穩和健康地的成長和擴展。

這裡要指出的是，儘管米塞斯的思想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在西方世界遭遇了“冷處理”，但現在看來，米塞斯在中國的遭遇可能遠比在西方各國還糟糕。到20世紀結束前，國內可能還沒有一本米塞斯的專著用中文翻譯出版過，對米塞斯思想、學說和生平的研究，也可以說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這主要是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計劃經濟實踐中，米塞斯和哈耶克這些社會主義體制的強烈批評者被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認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死敵”而強行拒斥在國門之外。可能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還沒有一部專門研究和介紹米塞斯思想、學說和生平的專著出版過。當然，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在中國的“待遇”在2000年以來的情況有所改善。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我們的“思想解放”步步深入，米塞斯的學生、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哈耶克的思想和學說在中國學界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隨之，一些青年學者和博士研究生開始較系統奧地利學派思想家的理論和方法，並新近出版了一些專門研究奧地利學派思想、學說和方法的研究專著。

行為人

米塞斯認為以上命題是先驗的，即不證自明的。當然，我們憑經驗可知，人的活動有的是有目的的，有的則是無目的的（比如一些生理現象），但米塞斯把他的研究對象“人的行為”定義為有目的的行為，由此就將所有的無目的的活動排除在外。主流經濟學也承認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但其“經濟人”的假設認為人的目的在於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與米塞斯“行為人”假設的最大區別在於，“經濟人”的假設認為物質利益的最大化是可以確定的，可以憑藉客觀的標準進行測量和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