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經濟學派

通常認為，卡爾·門格爾1871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標誌著奧地利學派的誕生。然而，他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續併發揚了一種源於歐洲大陸天主教思想的傳統，其思想的先驅可追溯至早期希臘哲學，更明顯的體現也可追溯到古羅馬的法律、哲學和政治思想。

門格爾的《原理》著力於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後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

德國經濟學家對門格爾的著作不屑一顧。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後，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於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並把他們視為一夥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

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

奧地利學派與19世紀以來經濟學中的各流派，比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學派（洛桑學派），傑文斯的數理學派，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芝加哥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等等，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些可被主流接納的學派或可統歸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於“邊際革命”之前由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經濟學，始於瓦爾拉斯，傑文斯，至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為第一個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並大量數學化，用研究物的運動（自然現象，簡單現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動（人類現象，複雜現象）。

奧地利學派——從方法論到諸多基本觀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條道路，它堅持認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或人類科學（即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類的有意識（有目的）行為，而非自然界物質，因而應有其自身的方法體系，決不可以是非目的論的和實證主義的。經濟學作為人類科學最發達的一個分支，其分析對象並不限於所謂的經濟行為。

奧地利學派強調最好的社會秩序是自發秩序，反對干預主義，從這個意義上，奧地利學派是古典經濟學的真正後裔，它革新的是經濟分析的方法和概念。與之相反，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反而常和古典經濟學的這一根本立場背離，轉向宏觀調控和制度設計，相應的在方法上是實證主義，在技術上追求數學的計算和證明。

簡單地說，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下半葉一分為二，由於歷史的偶然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和二次大戰的爆發，致使奧地利學派的發展成為了潛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主流學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讀者中擁有巨大的聲望和影響，而這不一定是因為他的經濟理論，他還是一位可以寫出相對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學家。

奧地利學派不能成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於米塞斯的這段分析：“經濟學不受人歡迎的原因是它對特權的後果的分析。人們不可能反駁經濟學家的論證：一切特權都損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應也給他們特權時才會容忍它，然後，如果每個人都獲得特權后，沒人賺了而是所有人都賠了，因為勞動生產率必然會普遍下降。但是，經濟學家的告誡卻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沒有特權就不能在市場競爭中得勝的貪婪的人們視而不見。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價值的特權，或者至少能夠在一定時期內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補償性的特權。在他們眼裡，經濟學家只是企圖破壞他們的計劃的搗亂者。”

主要代表作：

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維塞爾的《自然價值》（1889），柏姆－巴維克《資本與資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資本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資本實證論》（1889）。此外，柏姆－巴維克的《馬克思體系的終結》（1896）也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奧地利經濟學派反對德國歷史學派否定抽象演繹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論經濟學和一般規律的錯誤態度，也反對英國古典學派及其追隨者的價值論和分配論，特別是反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它認為社會是個人的集合，個人的經濟活動是國民經濟的縮影。通過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就足以說明錯綜複雜的現實經濟現象。

奧地利經濟學派把社會現實關係中的“經濟人”，抽象還原為追求消費慾望之滿足的孤立個人；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改變為研究人與物的關係，研究消費者對消費品的主觀評價，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主觀主義的個人消費心理學。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核心是主觀價值論，即邊際效用價值論。與薩伊等人的“效用價值論”不同，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一件東西要有價值，除有效用之外，還必須“稀少”，即數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為物主快樂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奧地利經濟學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論，門格爾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們各自提供的效用的報酬；維塞爾則把它們當作補全財貸價值中各個組成要素的價值“歸屬”問題；柏姆·巴維克則以現在財貨的邊際效用估價高於未來財貨的“時差利息論”解釋之。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分配論，是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針鋒相對的。它的主要論點有：價值是主觀的，是物對人的慾望滿足的重要性；價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價值量的大小也只取決於邊際效用的大小，與社會必要勞動無關；價值產生於消費領域，不是生產資料將其價值轉移予其產品，相反是產品價值賦予其生產資料以價值；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報酬，或是產生於現在財貨與將來財貨的不同估價，與剝削勞動毫不相干。總之，奧地利學派全部抹煞了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性作用。

•價值是主觀的，是物對人的慾望滿足的重要性；

•價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價值量的大小也只取決於邊際效用的大小，與社會必要勞動無關；

•價值產生於消費領域，不是生產資料將其價值轉移予其產品，相反是產品價值賦予其生產資料以價值；

•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報酬，或是產生於現在財貨與將來財貨的不同估價，與剝削勞動毫不相干。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批評，同時也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區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特徵有以下這些：

首先，通過（假定經濟主體關於目標函數及其約束條件所需的信息都是給定的）最大化模型，新古典經濟學只關注均衡狀態；

其次，新古典經濟學經常人為地為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選擇變數和參數，這樣，他們往往就把最明顯的因素包括在內，而忽視了其他儘管重要卻更難經驗處理的因素（如道德價值、習慣、傳統以及制度等）；

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是均衡模型，這一數學形式主義處理真正的因果關係，反而把這種關係掩蓋了；

第四，新古典經濟學只把對歷史事實的解釋提升到理論結論的層次，這種解釋可能在某些具體的場合有意義，但是不能認為具有普遍的理論效力，因為他們反映的只是歷史偶然性的知識。

奧地利學派理論家希望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結論的有效性是不能保證結論的更確切也更有效的方法。另外，動態分析的一個優勢是可以把（數量眾多的）不可靠的理論分離出來，因為它揭示了根植於均衡模型——主流經濟家用它構建理論——的經濟方法所掩蓋的缺陷和錯誤。

比較內容 奧地利學派 新古典範式 經濟學概念 理解為動態過程的人的行為理論 決策理論：約束條件下的量大化（狹窄的“理性”概念）方法論觀 主觀主義 模式化的主法論個人主義 行為者犯先驗錯誤的可能性，企業家利潤的特徵行為者犯純企業家錯誤是可以想像的，假如他們當初在確定的利潤機會時表現出更大的企業家警覺，這些錯誤他們本可以避免這種悔不當初的錯誤並不存在，因為根據成本和收益，所有的過去的決策都被合理化了；企業家利潤被視為生產要素的租金信息的概念 知識和信息是主觀的和分散的，他們在不斷地改變（企業家創造性）；（客觀的）科學知識和（主觀的）實踐知識之間有截然不同的區分 假定關於關於目的和手段的信息是完全的、客觀的和持久的（使用確定的或概率的術語）；實踐的（企業家的）知識與科學知識不加區分參照點趨向協調的一般過程；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不作區分；每個經濟問題都與其它問題聯繫在一起研究（一般的或局部的）均衡模型；區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競爭的概念企業家爭勝的過程“完全競爭”的狀態或模型成本的概念主觀的（取決於企業家警覺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新的替代性目標的發現）客觀的和持久的（因此第三方可以知道並測度它）形式主義（抽象的和形式的）文字的邏輯，其中引入主觀時間與人的創造性 數學的形式主義與經驗世界的關係 先驗——演繹推理：理論（科學）和歷史（藝術）之間截然區分，同時又相互協作；歷史不能證明理論假設的經濟

自由主義的兩大經濟學流派，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

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的區別在於，貨幣主義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政府應該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介入市場，當然，政策何時介入、怎樣介入就是政府和經濟學家們的事情了。

奧地利學派則比較少地考慮貨幣問題，而是強調導致蕭條的誘因，試圖按照因果關係，把導致蕭條的因素從複雜的經濟生活中分離出來。並且，他們堅定地認為，只有千年來從傳統、社會、家庭的教化中習得的自然正義和責任倫理，可以解決經濟生活的一切困境，並不需要政府的干預主義。顯然，貨幣主義能夠充分肯定政客和經濟學家的存在價值，而按照奧地利學派的主張，政府和經濟學家可做的事情並不多。

1871到1889年間，奧地利學派的成員，除了該學派的創始人門格爾和他的兩位最著名的門徒米塞爾和龐巴維克以外，還有9名經濟學家。這些影響較小的經濟學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的經歷同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的經歷如此相似，難怪他們有類似的觀點了。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魯斯，約翰·馮·柯莫津斯基，維克多·瑪塔佳，羅伯特·邁伊爾，歐根·菲力波維奇·馮·菲力普斯堡，埃米爾·薩克斯和羅伯特·祖克坎德，都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然後有幾年不在大學，多在政府任職。他們每人都寫過一本書，以取得在維也納大學任職編外講師的資格。他們大部分加入了《奧地利國民經濟協會》後來他們又發表了其他一些著作。他們同已經提到過的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學家共享維也納學派成員的資格，僅僅是因為他們大約在同時也住在維也納，而且對經濟學感興趣，特別是對應用邊際效用思想於價值論有興趣。

邁伊爾是奧地利學派中對邊際效用問題做過少許論述的第一人。他在有關該問題的惟一的論文中論述了西蒙·尼爾森·派頓的“消費不斷變動規律”。這篇文章顯示出他對邊際效用思想有堅定的認識和理解，有能力用它來分析經濟現象。

奧斯皮茨和李賓於1889年發表了《價格理論研究》。奧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後發表的大量論述完全是關於人口問題的。《價格理論》一書的印刷和裝楨堪稱範本。它對效用理論的利用同該書的形式一樣完美，就其範圍和小心謹慎的程度而言，在當時經濟學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獨一無二的。兩位作者把對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們的數學才能、豐富的經驗和才幹融入了對消費經濟學的精闢解說之中。本書沒有受到本該受到的影響，不僅因為它所包含的數學比當時的奧地利人和其他經濟學家能夠接受的要多，而且因為兩位作者同維也納大學沒有聯繫；但該書也有些令人煩惱的缺點。

奧斯皮茨和李賓還提出了“生活滿足曲線”。這種享樂曲線不同於效用曲線之處僅在於，對某物品的零點消費來說，享樂不是零，而等於某種總的滿足，它是指某消費者一年間沒有這種物品可供消費時的滿足。換句話說，“生活滿足曲線”所表示的是某人的總滿足，而不是限於來自所考察的那種物品。享樂加最初的滿足等於效用。他們對影響“生活滿足曲線”的各種因素作了詳細的考察。

帕累托和歐文·費雪感到了奧斯皮茨和李賓的影響。帕累托加入了瓦爾拉斯和上述兩位奧地利人的爭論。他在他的重要連載文章（總標題是“純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考察”）的開頭還提到了《價格理論》，他指出該書顯示出“經濟數學理論在價格理論研究中具有實際的意義。”

路易士·蘇里於1914年將《價格理論》譯成法文出版。費雪對該法文譯本寫了惟一的美國人的評論，他對“這本富有獨創精神的著作深表謝意，事實上，正是這本書促使他開始進行認真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研究”。費雪此前在他自己的《價值與價格理論的數學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樣的心情。他說：“對我影響最大的兩本書是：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奧斯皮茨和李賓的《價格理論研究》。”

《價格理論研究》後來還得到了一些高度讚揚。熊彼得說：“甚至在今天，它對大學生也是一筆思想和啟示的財富，不過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過。”哈奇蘇作了類似評價，他說：“在我們時代，沒有那部著作（甚至馬歇爾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沒有）對個人消費和廠商的純粹分析以及對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確和獨創性貢獻。”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並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

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米塞斯和哈耶克後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

米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於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

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徵（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米塞斯，1940年和1949年）。

根據米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並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後面再加上下述幾條：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並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由於1930年以後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後，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並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彆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迴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並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米塞斯論著的影響。米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繫，但並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於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後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 Kirzner，1973年）、傑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傑•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於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採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範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採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讚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於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5、另外，還有一種與上述看法稍有關係的含義也被人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聯繫起來了。這一觀點強調經濟決策的環境是極不確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實際拒絕了許多已被接受的微觀經濟學理論。路德維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爾（G．L．S．Shackle）的論著在這方面是奧地利學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觀主義最為忠實的發展。拉赫曼本人的論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順著這條思想強調了個人選擇和市場結果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