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馬歇爾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英語：Alfred Marshall，1842年7月26日－1924年7月13日），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1842年出生於倫敦郊區的一個工人家庭，雖然家境一般，父母卻努力讓他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的馬歇爾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數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儘管他對哲學饒有興趣，但最後還是選定經濟學為專業。做出這個決定的重要原因是馬歇爾曾走訪英國的貧民區，無法忘卻他所見到的貧窮和飢餓。畢業后，馬歇爾在劍橋大學任教9年，然後到了牛津大學，1885年他回到劍橋大學任教直到1905年退休。

馬歇爾出生於英國倫敦，從小接受他那極為嚴厲的、期望他兒子能成為一個牧師的父親的教育。但他背叛了他父親的意願，去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學習數學並獲得學士學位，並被選為聖約翰學院教學研究員。隨後，他先後擔任布里斯托爾大學校長，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講師和教授。1880年，他擔任英國協會第六小組的主席，正式領導了創建英國（后改為皇家）經濟學會的運動。

• 1842年生於倫敦的Bermondsey，並於倫敦郊外的Clapham成長。

• 1861獲獎學金入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學習西洋古典學與數學。儘管當收銀員的父親希望兒子成為牧師，馬歇爾仍堅持發展自己的數學稟賦；1865年，他以高分通過數學科的榮譽考試(Tripos, "second wrangler")。

• 1865年-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聘馬歇爾為助手。

• 1868年-劍橋大學聘為道德哲學講師。

• 1868年-在德國德累斯頓，好讀如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歷史哲學講義》等哲學作品。

• 1879年-與同為經濟學家的瑪莉培里(Mary Paley)結婚。

• 1879年-將1870年代的早期零星作品集結出版為《純粹貿易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同年亦出版與瑪莉培里共同寫作的《產業經濟學》（Economics of Industry）。

• 1881年-開始寫作與構思《經濟學原理》。

• 1885年-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 1890年-第一版《經濟學原理》以兩卷的形式出版。

• 1903年-在馬歇爾的推動之下，劍橋大學史上第一次舉行經濟學榮譽考試(Tripos)。

• 1919年-另一主著《工業與貿易》（Industry and Trade）出版，其較理論化的《經濟學原理》更注重實證。

• 1923年-出版最後一本著作《貨幣、信用與商業》（(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大膽地將他一生的理論集結於該書中。

• 1924年-逝於劍橋家中（馬歇爾樓），享年81歲。

出身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於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親威廉·馬歇爾是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母親名叫麗貝卡·奧立弗。馬歇爾家族是西部的一個牧師世家。馬爾的曾曾祖父威廉·馬歇爾牧師在17世紀末成為康沃爾郡薩爾塔什地區的教區牧師。他是一個因力大無窮而被蒙上傳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師的時候，據說他曾經用雙手扭彎馬掌，驚得當地的鐵匠大呼小叫，以為是撞見了魔鬼。馬歇爾的曾祖父約翰·馬歇爾牧師是埃克塞特語法學校的校長，他的妻子名叫瑪麗·霍特里，是查爾斯·霍特里牧師的女兒，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長和天主教教團成員，她還是伊頓中學校長的姑母。

他的父親，那位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是個作風古板的人，他意志堅定，富於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誠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氣。他的脖子很細，下額突出而長有硬須。他曾用一種自創的盎格魯-薩克斯語言寫了一首頌揚福音教派的敘事詩，這首詩在一些小圈子裡贏得了讚許。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里，一直保持著專橫的性格。他發揮這種專橫天性的最方便的對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實際上他抱有的這種觀念是針對全體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時，他還撰寫了一篇短論，名叫“男性的權利與女性的義務”。遺傳的力量是強大的，馬歇爾也沒有完全擺脫他父親的影子。他對婦女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之情，這與他對自己妻子的深情與欽佩相互衝突，也與他所處的環境相衝突，因為他與婦女的教育與解放事業緊密相關。

小時候

馬歇爾9歲的時候，父親覺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賦，於是他懇求銀行的一位董事保舉艾爾弗雷德進了莫肯泰勒學院。父親對兒子既慈愛又嚴厲，在這一點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課，學習希伯來語，直至深夜11點。艾爾弗雷德不堪重負，他總是說，是路易莎姑媽救了他的命。他與姑媽在道利什附近度過漫長的暑假，姑媽送給他小船、獵槍和小馬，讓他任意遊玩，這樣，到假期結束將要回家的時候，他已經黝黑健壯。他們當時的班長……德默說，在學校的時候，他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頓，被人叫作“蠟燭”。並且他不愛玩耍，經常琢磨棋藝，不喜歡交朋友。

上完大學之後

1861年，馬歇爾在成為第三名導生之後，他被授予了牛津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這使他能夠在3年後獲得這裡的研究員資格，也使他享有了獲得皇家學院伊頓獎學金以及新學院溫徹斯特獎學金的永久性資格。這是父親為他設計的走向福音派教職的第一步，但這並不是艾爾弗雷德的目標，因為那將意味著夜以繼日地苦讀古典文學。在他痛苦的回憶中，暴君般的父親總逼迫他挑燈夜戰，攻讀希伯來文，同時又禁止他進入令人心醉的數學迷宮。對於數學書，父親連看都不願意看一眼，艾爾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茲編的幾何學藏在口袋中，在從家到學校來回的路上邊走邊看。他每讀完一個定理，就在頭腦中沉思，還不時地停下來，用腳尖在地上比比劃划。莫肯泰勒中學六年級的課程中就包括了微積分，這激發了他的天性。數學教師艾里說：“他有數學天賦。”對艾爾弗雷德來說，數學就意味著解放。他父親對數學一竅不通，這對他是一件大感慶幸的事。不！他不會在牛津埋沒在那死氣沉沉的語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劍橋，即使是做一名雜役，他也要探求幾何的奧秘，窺測無窮的寰宇。

就在這時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現了，他答應借給他一小筆錢，從而為他打開了通往數學和劍橋的大門（因為他的父親生活拮据，在他放棄牛津的獎學金之後，父親就無法繼續資助他了）——在他獲得學位不久，利用教學掙得的錢和每年從劍橋聖約翰學院領取的40英鎊帕金獎學金，他償還了這筆借款。而40年後，這位叔叔又留給他250英鎊的遺產，使他對美國的訪問得以成行。艾爾弗雷德經常談到這位叔叔的發家史：查理斯·馬歇爾在金礦大發現的時候來到澳大利亞謀生並安頓下來，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種間接的生財之道。他繼續經營牧場，而令左鄰右舍們高興的是，他不雇傭那些身體正常的人，而只雇傭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殘疾的人。淘金熱達到頂峰的時候，也給他帶來了回報，所有的壯勞力都移居到了金礦區，他成了能繼續經營的唯一的人。幾年之後，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蘭，並馬上對自己聰明而又任性的侄子發生了興趣。

工作

1917年，馬歇爾對他在當時及其後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約17歲的時候，我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紀元。那是在攝政街，我看到一個工人很隨便地站在一個櫥窗前，他的神情十分專註，我於是便駐足觀看。原來他是要用白顏色在玻璃上寫下一些簡短的字句來說明商店的經營宗旨。為了使字體美觀，他只能一下一下地著筆，所以總是興奮一兩秒鐘之後就停下來歇上幾分鐘。如果他為了節省這幾分鐘而一氣呵成的話，那他的僱主所遭受的損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給他全天的工資了。這一切引發了我的一系列想法，並最終決定決不在頭腦不清醒的時候繼續思考，而是間或休息一下，徹底地放鬆。在劍橋，當我完全能夠自製的時候，我就決心決不連續攻讀數學一刻鐘以上而不休息。我總是在手邊準備一些輕鬆的文學作品，利用中間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讀了莎士比亞的幾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韋爾的《約翰遜傳》、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這是我能輕鬆閱讀的唯一一部希臘戲劇），還有盧克萊修的大部詩作，等等。當然，我也常常因數學而興奮起來，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裡不休息，但這說明我的頭腦是高度集中的，而這於身體並無害處。”

短時間內能夠全神貫注，而時間稍長就無法集中思想，這是馬歇爾終生的特點。對於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氣呵成。他還深受記憶力不強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時候，記憶數學課本上的內容就如同解答難題一樣讓他大費腦筋。童年時期，他還有很強的算術能力，但後來就不行了。

在劍橋的聖約翰學院，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實現了自己的抱負。1865年，當時雷利勛爵正是該校的高年級學生，就在這一年，馬歇爾榮獲了數學學位考試第二名，並馬上被選為研究員。他打算獻身於分子物理學的研究。有一段時間，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爾指導下，在克利夫頓擔任數學教師，這樣他就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還還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後，他又回到劍橋，短期擔任數學榮譽學位考試的輔導。就這樣，他說：“數學，使我償還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

馬歇爾在克利夫頓的主要收穫是與……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頓學院建院時來擔任院長助理的。通過戴金斯，馬歇爾又與……莫茲利結識了。與他們二人的友誼使馬歇爾得以進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為核心的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馬歇爾與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尚無交往，而在他回到劍橋之後，他就成了“格羅特俱樂部”這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的成員。

格羅特俱樂部的成名，源於約翰·格羅特牧師在特朗平頓住所的餐后討論會。格羅特牧師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倫理學的奈特布里奇教授。創始成員中，除格羅特之外，還有亨利·西奇威克、奧爾迪斯·賴特……梅厄和約翰·維恩等人。皇家學院的……莫茲利和聖約翰學院的……皮爾遜稍後入會。馬歇爾這樣記述了他與這個討論會的關係：“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會的時候，當時會中的活躍分子是……莫里斯教授（他是格羅特的繼任者），西奇威克、維恩……莫茲利和……皮爾遜……在1867或1868年之後，討論會曾經冷清了一段時間，但……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的到來又給俱樂部帶來了新的活力。後來的一兩年中，西奇威克、莫茲利、克利福德、莫爾頓和我都是俱樂部的積極分子，每次活動都按時參加。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當時對哲學還所知不多，因此討論的前半個小時他們都緘默不語，而只是凝神靜聽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發言。這之後，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在我所聽到的精彩的討論中，如果讓我原原本本地記述哪一次，我一定會選擇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談的兩三個夜晚。另外還有一次格羅特俱樂部聚會之前的茶間談話，我當時雖然沒能及時記錄下來（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這也是一次值得懷念的場景。當時發言的只有莫里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盡情地逗引莫里斯，使莫里斯回顧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國社會政治生活。莫里斯神采飛揚，滿室由此而生輝，他與西奇威克之間一唱一和，有問有答。結束之時，我們其他人紛紛向莫里斯致謝，感謝他帶給我們一個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的精神歷程發生了一次危機，這一點他後來常常談到。他研究物理學的計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對神學陡然生起的濃厚興趣而中止了”。

馬歇爾在劍橋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他喜愛數學勝過古典文學，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會的任命，有時還熱情祈望能到異國他鄉去傳教。他終生都是個傳教士，但在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餘生里，他成了一名當時所稱的不可知論者。關於他當時與西奇威克之間的關係，他這樣說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會紀念西奇威克的集會上）：“雖然名義上我不是他的學生，但在倫理學領域，我的確是他的學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時候，我向他尋求幫助，在痛苦的時候，我向他尋求撫慰，而我從未掃興而歸。與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尋常的分分秒秒，它們使我重獲生機。我所經歷的磨難與疑慮可能與他早年的開拓歷程有相似之處，但他的學識更淵博，洞察更深遠。也許，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

馬歇爾開始他的劍橋歷程的時候，我想，如果以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因為這時，基督教教義正在從英國或者至少是從劍橋的哲學世界中退卻。1863年，24歲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條”為享有研究員資格的條件，並正在致力於閱讀希伯來文的《申命記》和準備講授《使徒行傳》。而當時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漢密爾頓哲學探討》前，從未寫過任何明確背離教義的東西。在此前後，萊斯利·斯蒂芬是英格蘭國教會的牧師，詹姆斯·沃德是脫離國教教派的牧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正是牧師職位的候選人……克利福德則是高級國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員資格，以便“從教義束縛中擺脫出來”。之後不久，所有這些人都不能再被稱為基督徒了。然而，與西奇威克一樣，馬歇爾儘可能地不採取“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認同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動機。在他的表述中，從未出現過貶損宗教的語句。他的學生們也很少有人能說清他的宗教觀點。臨終之際，他說：“宗教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是說，雖然他已經放棄了神學，但對於信仰，他卻越來越誠篤。

這場60年代的大轉變是一種理智上的轉變，而不是後來的時代中發生的那種倫理或情感上的轉變，這場轉變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而誘發的。馬歇爾常常把自己思想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圍繞，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而展開的爭論。他最早是在……莫茲利那裡看到這本書的。對當代人來說，曼塞爾已經算不了什麼。但在60年代，作為把基督教義建立在理智基礎之上的最後一次嘗試的倡導者，他卻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曼塞爾曾任牛津大學的導師，後來成為聖保羅學院的院長。1858年，他“採納了漢密爾頓的獨特理論，把康德引入到英國國教事業中來”——人類精神的一種古怪的逆轉，這種理論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頓演講集》的曼塞爾作為傳統觀念的衛道士而一舉成名。1865年，正當馬歇爾獲得學位，並開始專註於探討宇宙奧秘的時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漢密爾頓哲學探討》，書中對曼塞爾把漢密爾頓附會於基督教神學加以批評，曼塞爾也作了回答。曼塞爾為正統觀念所做的辯護“向我表明，”馬歇爾說，“需要辯護的地方何其多”。這次大辯論主宰了馬歇爾的思想並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學，進而又轉向社會科學領域。

1859年，即《班普頓演講集》出版之後第二年，《物種起源》問世了，它使人們的思想從雲霄之間回到陸地，並開闢了一條光明之路。1860年，赫伯特·斯賓塞的《第一原理》在漢密爾頓-曼塞爾爭論中應運而生，它獨闢蹊徑，使形而上學融於不可知論，並且告誡那些並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前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崇並留存下來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這樣，馬歇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倫理學。我認為，馬歇爾從未明確背離過主宰著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是相當謹慎的。就是在這一點上，馬歇爾超越了西奇威克，而與傑文斯則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我想，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沒有哪一項經濟學研究是專門針對某一條倫理學教義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對馬歇爾來說並不是享樂主義計算的應用，而是人類發揮自己更高才能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麼並不重要。經濟學家們可以向世人宣告：“對於貧窮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對很多人墮落原因的研究”。這一宣告已足以說明經濟學家的目標。因此，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學領域內的事實與推斷，而這也正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標和最高旨意”。當然，不可否認，社會進步同樣“部分地依賴於人類在道德與政治上的天性。在這些事情上，經濟學家們沒有特殊的資料來源，而只能做與其他人同樣的事，並儘可能地去猜想”。

這就是他的最終姿態。他是通過倫理學進而涉足經濟學的。在晚年對自己的精神歷程所作的一次回顧中，他說道：“我從形而上學走向倫理學。我當時認為要對現存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番論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們現在稱作道德科學的領域裡很淵博，他總是對我說：‘懊！如果你懂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麼說了。’於是，我就閱讀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並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懷疑機會不均等狀況的合理性，甚於我對物質享受不平等狀況的懷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地區，我從一個街區走到另一個街區，看到了一張張貧窮的臉。這之後，我就下定決心，要盡我所能地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為《貨幣、信用和商業》所準備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轉向經濟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大約是在1867年（當時我在劍橋正忙於講授數學），我見到了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種可能性才是他應當研究的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形而上學，但不久就轉向了似乎較為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對人類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發展的可能性的種種探討把這樣一個問題帶到我的面前：為了過上美滿生活，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年長而睿智的人們告訴我，生產資料的數量不足以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閑暇，都能有機會從事研究。他們還告訴我，我應當學習政治經濟學。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開始消徉於各種枯燥事實之中，並期待著很快獲得思想上的豐收。但越是對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我越是發現自己所知甚少，而應學甚多。到現在，我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已近半個世紀，然而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比剛剛入門之時更加無知了。”

1868年，當他還處在形而上學階段的時候，一種想要閱讀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帶到了德國。有一次，他說道：“康德，我的導師，他是我唯一崇拜過的人，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除了他晦澀難懂之外，社會問題也不知不覺地來到我的面前，難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機會只屬於少數人嗎？”他和曾指導過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國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頓。黑格爾的《歷史的哲學》對他影響很大。他還接觸到了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羅雷爾的著作。最後，在聖約翰學院院長貝特森博士的勸說下，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道德科學的講師職位，他的經濟學家的生涯由此開始了。但他還一度講授過道德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邏輯學與邊沁的功利主義。

他的經濟學願望終於實現了。他總是認為，與遵從他父親的願望比起來，這才是他註定要走的精神之路。兩年間的反覆考慮與猶豫不定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學生們講起自己這段選擇的歷程，教誨他們要與經濟學這一高尚職業——他正是這樣認為的——相配。因為他們要懷著科學的無私精神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事務進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則，而正是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幸福與走向美好生活的機遇。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代，當他擔任劍橋倫理科學教授職位時，亨利·西奇威克與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與他的這兩位同事一樣，他也屬於賢人兼牧師的一類人，然而，他也與他們一樣被賦予了雙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名神職人員，他並沒有比其他的神職人員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的領域裡，他卻是這一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儘管如此，他總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個方面置於更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來，第一個自我是主人，第二個自我是僕人。這第二個自我只需在自己的範圍內自發地尋求知識，而第一個自我要服從推動實際進步的抽象目標。鷹隼那銳利的眼睛和張開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喚到陸地上，來完成一個說教者的使命。

這一雙重天性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理解為什麼馬歇爾時而堅定，時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時候會徒費心機；可以理解他總表現出來的雙重觀點；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種優勢。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馬歇爾雖未達到這樣多才多藝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備了諸多天賦。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後天的訓練主要賦予了他經濟學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質——他是一名出類拔萃的歷史學家和數學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於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恆之間。

一部著作從最初觸發動機，經由向學生口授，直至最終面世，中間要經歷漫長的間隔期，因此要詳盡闡述馬歇爾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困難的。如此，在進行這一嘗試之前，我們可以先就馬歇爾從1868年被任命為劍橋聖約翰學院的講師到1885年繼任為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的這一段人生歷程做一番簡單的追尋。

九年之間，馬歇爾一直是聖約翰學院的研究員和講師。這時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經濟學基礎，但從未發表過任何東西。在被介紹到格羅特俱樂部之後，他與……克利福德和弗萊徹·莫爾頓關係甚密。克利福德“愛做驚人之舉”，但他是俱樂部中最受歡迎的夥伴。之後不久，馬歇爾成為“埃拉努斯”的成員，開始與西奇威克、維恩、福西特、亨利·傑克遜以及劍橋開放初期的其他領導者建立了聯繫。這段時期，他總要到國外度過漫長的假期。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帶著60英鎊和一個旅行背包出發，然後就長時間地在阿爾卑斯的高山之間漫遊。數個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體由虛弱變得強壯。六月，他拖著疲倦的身軀離開劍橋，待到十月份歸來之時，已經黝黑、強壯，腰身挺直。背後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體自然挺直，這種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歲之後。有時他甚至不惜忍痛來保持身體的端直。在阿爾卑斯漫遊之時，他總是早晨六點就起身打點行裝，八點之前就動身上路，背著背包走上兩到三個小時，然後找個地方坐下來，有時是坐在冰河上，開始讀一陣子書——歌德或黑格爾或康德或赫伯特·斯賓塞——之後繼續趕路，直到下一個夜宿之處。這是他研究哲學階段。後來，他就開始在漫步之間思考國內和國際貿易理論。一大箱子書和其他物品都是讓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裡，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凈襯衫，然後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乾。他的許多艱深的思想就成形於在阿爾卑斯山的獨自漫遊之中。

這些漫遊時光使他對阿爾卑斯山常懷眷戀之情，直到1920年（最後一次），我們還來到南蒂羅爾山，他在白雲深處繼續休息和工作。

“艾爾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時總是精神抖擻。在他成為聖約翰的研究員之後，他總是習慣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和晚間10點到凌晨2點之間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獨處於曠野之間，晚上，他又獨居於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時候，他在一幢幽靜的旅館屋頂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攔當作涼棚。在牛津，他在花園裡建了一個小書齋以供寫作之用。在劍橋，他先是在陽台上工作，後來把一間旋轉式的防護棚改裝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羅爾山區，他就把一堆石頭，一個折凳和一個氣墊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寶座’。晚年，我們到那兒去時都隨身帶著帳篷，他就在帳篷里度過白天的時光。”

1875年，馬歇爾到美國作訪四個月。他的足跡遍及整個東部，並且還到了聖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魯，他與經濟學家們促膝長談。所到之處，被頻頻引見給社會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對此進行了多方探詢，在旅行臨近結束之際，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我在費城與那些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們進行了數小時的交談。現在我認為，只要我讀完他們推薦給我的那些著作，對他們的立場我就瞭然於胸了。我想現在沒有，過去也未曾有哪一個英國人能說出同樣的話。”

一回到英國，他就於1875年11月17日在劍橋倫理科學俱樂部宣讀了一篇論述美國工業的論文。之後，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爾大學發表了“美國經濟狀況”的講演。這次美國之行給他的印象極深，這使他後來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響。他總是說，這次美國之行的收穫並不在於他實際上了解了什麼，而在於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還學會了從比例關係觀察事物。這次美國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國正在走向強盛，並了解到其原因和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馬歇爾還一直在幫助當時業已成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經濟學建設成為在劍橋大學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福克斯韋爾和稍後於1875年完成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我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是馬歇爾最早的學生，他們與上述的三位前輩一起擔當了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講座的任務。

結婚

1876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與瑪麗·佩利小姐訂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孫女。她是馬歇爾早期的學生之一，她還是紐納姆學院的經濟學講師。馬歇爾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於1879年的《工業經濟學》是與她合著的。實際上，這本書本應屬於她而不是他，因為是她在劍橋大學函授部一部分講師的要求下開始著手寫作的。他們於1877年結婚。婚後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對馬歇爾的感情成為馬歇爾的精神支柱。幾乎可以說，她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他和他的事業。他們之間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使朋友和學生們很難將他們兩人分別看待。在馬歇爾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應當歸功於馬歇爾夫人的才華。

結婚後，由於失去了研究員資格，馬歇爾只得暫時離開劍橋前往布里斯托爾，擔任大學學院的首任院長和政治經濟學教授。“當時正值（馬歇爾記載）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和新學院在布里斯托爾組建第一所‘大學學院’，亦即專為一個沒有自己的大學的大城市創辦、旨在向城區範圍內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學院。我當選為首任院長，上午是我妻子為女學員為主的一個班講授政治經濟學，晚上則由我為年輕實業家為主的一個班授課。”

除了正常授課以外，馬歇爾還進行了一些晚間公開講座，其中包括就亨利·喬治的《進步與貧困》開設的一個系列講座。馬歇爾夫婦在布里斯托爾的工作大受歡迎，甚至在他們離開之後，這個小鎮還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馬歇爾。然而這裡的行政事務，尤其是向四方籌款的活動令人厭煩、難以忍受。布里斯托爾由於財源匱乏，籌款就成了院長的主要任務之一。婚後不久，由於他患有腎結石，很快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了。他急於辭去院長職務，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適的時機，這時候，拉姆齊被任命為化學系教授，他才找到一個稱職的繼任者。隨後，他和妻子到義大利居住了將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個月里，他在一座幽靜的小旅館的屋頂上工作，之後，他們又去了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由於他仍是布里斯托爾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這裡，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大有好轉，但在餘下的後半生里，他一直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快要垮了。實際上，他的體格十分強壯，所以年屆高齡之時，他仍能筆耕不輟。脆弱的是他的神經，一旦用腦過度或由於與人辯論以及意見紛爭而引起頭腦興奮，他的神經就會失衡。遇到比較繁複的工作的時候，由於無法長時間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實際上，他已經看到了展現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準備把他頭腦中已經成形的理論結晶奉獻給這個世界，但體力和精力如此不濟，這讓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經35歲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還不足以建立一門新的科學，而這門科學對人類卻是至關重要的。接下來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惡化，在他本應大展宏圖的時候，這樣的身體狀況卻使他的勇氣大受挫折，儘管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

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董事中，有擔任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院長的喬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們在定期赴布里斯托爾履行公務時，常常到馬歇爾家中作客。喬伊特始終對經濟學懷有興趣。在擔任巴里奧學院導師期間，他就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座，而直至晚年，他還堅持在這一學科上單獨輔導那些本科生。喬伊特對馬歇爾的興趣和信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後的晚間長談中建立起來的。1883年，阿諾德·湯因比英年早逝，喬伊特就邀請馬歇爾接任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研究員和政治經濟學講師，並給駐印度行政機構候選文職人員授課。

馬歇爾在牛津的經歷雖然短暫但卻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華的學生，他的公開講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他們聽課的熱情之高為馬歇爾的教學生涯中所僅有。在不同場合的公開辯論中，他得到了亨利·喬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地位也就日漸顯赫。不過，由於福西特於1884年11月去世，馬歇爾就於1885年1月回到劍橋，接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之職。

馬歇爾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創始者，他研究單個市場的行為而不考慮市場與市場之間的影響。他用上升的供給曲線和下降的需求曲線分析收入、成本的變化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彈性的概念和計算彈性的公式。他分析了需求的價格彈性和供給的價格彈性，發現在短時期內需求的上升會帶動價格產量的小幅度增加，但更多的會導致價格的上升。在長時期內，產量較容易擴張或收縮，企業可以進入或退出，這使得長期的供給曲線顯得比較平坦。因此，馬歇爾得出結論，在短期里，需求是影響價格的決定性因素；而在長期里，供給或生產成本是影響價格的決定因素。

馬歇爾特別關注收入分配和貧困問題。他把貧困問題歸因於勞動市場。在勞動市場里，非技術性勞動的供給由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所決定，即工資水平上升時，人口增加，從而勞動供給也增加。但對非技術性勞動的需求卻因為機械化而持續減少。供給與需求這兩種力量是非技術性勞動的工資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缺乏技能和談判力量的工人只會得到較低的工資，這導致窮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無法提高，他們的兒女也會有同樣的遭遇。馬歇爾把解決貧困的希望寄託於教育，他主張限制非技術工人的家庭規模和建立累進稅制度，但不主張設立最低工資保障和工會。在宏觀經濟學方面，馬歇爾採用了購買力平價的概念來解釋不同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

馬歇爾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該書在西方經濟學界被公認為劃時代的著作，也是繼《國富論》之後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該書所闡述的經濟學說被看作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續和發展。以馬歇爾為核心而形成的新古典學派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在西方經濟學中一直佔據著支配地位。馬歇爾經濟學說的核心是均衡價格論，而《經濟學原理》正是對均衡價格論的論證和引申。他認為，市場價格決定於供、需雙方的力量均衡，猶如剪刀的兩翼，是同時起作用的。

《經濟學原理》一書的主要成就就在於建立了靜態經濟學。作為最有才華的數學家之一，馬歇爾在他的著作里力求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思想，把數學的定量材料僅僅作為附錄和腳註。他獨自開創邊際效用理論，然而他在未把該理論完全納入他的體系之前並未公開這一創見。

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他認為，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學科，“政治經濟學”也可簡稱為“經濟學”。馬歇爾的經濟學說集是19世紀上半葉至19世紀末經濟學之大成，並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馬歇爾是劍橋大學教授，也是英國正統經濟學界無可爭辯的領袖。他於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被看作是與斯密《國富論》、李嘉圖《賦稅原理》齊名的劃時代的著作，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英語國家）替換了古典經濟學體系其供給與需求的概念，以及對個人效用觀念的強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這本書在馬歇爾在世時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專著，多年來一直被奉為英國經濟學的聖經。而他本人也被認為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者，他的理論及其追隨者被稱為新古典理論和新古典學派。同時由於他及其學生，如J.M.凱恩斯，J.S.尼科爾森，A.C.庇古，D.H.麥格雷戈等先後長期在劍橋大學任教，因此也被稱為劍橋學派。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受到當時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響，正因為這個人對他在經濟學及道德哲學方面的影響很大，馬歇爾的學術興趣逐漸由物理學轉向了哲學和社會科學。於是，馬歇爾的思想開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曾經他把西奇威克稱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

後來，他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英國出現的嚴重的社會不公平，他感覺到，神學、數學、物理學和倫理學都不能夠給人類帶來“福音”，於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政治經濟學上面來，把理解社會現狀的希望寄托在經濟學的研究上，打算從經濟上來分析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他把經濟學看成是增進社會福利、消滅人類貧困的科學。

馬歇爾非常專註於數學，但是他也十分努力的把自己的著作推廣給普通大眾。他在1879年的著作《工業與貿易》在英國廣泛流傳學習。此後，他花了10年時間撰寫《經濟學原理》，於1890年發表。這本書被認為是馬歇爾最偉大的著作。他闡述了均衡價格論，把傳統的生產費用論、供求論同邊際效用論結合在一起，提出需求價格、需求規律、需求曲線、供給價格、供給規律、供給曲線、邊際效用、邊際生產成本消費者剩餘等概念，分析了均衡價格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

馬歇爾主要著述有：《對傑文斯的評論》、《對外貿易的純理論與國內價值的純理論》、《工業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現狀：1885年2月在劍橋大學的就職演說》、《統計學會雜誌》、《馬歇爾官方文獻集》、《關於穆勞動力先生的價值論》、《倫敦貧民何所歸》、《一般物價波動的補救措施》、《經濟學原理》、《經濟學精義》、《關於租金》、《老一代的經濟學家和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分配與交換》、《創建經濟學和有關政治學分支課程的請求》、《經濟騎士道精神的社會可能性》、《戰後的國家稅收》、《工業與貿易》、《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紀念集》等等。

供求均衡價格體系

二元論的供求均衡價格體系是馬歇爾經濟學說的中心結構。與此同時，還建立了一些輔助性的“新”觀點，去充實這一中心結構。①心理色彩：如在價格決定上，不僅需求方面對效用的主觀評價是一種十足的心理活動；而且在供給方面，也盡量用心理活動去解釋，如把勞動說成是“負效用”，把資本說成是“等待”的結果。②時間分析：在價值論的供求均衡體系中，引進時間因素，分成極短時間、短期和長期。只有把時間分析方法用到供求均衡價格理論體系中去，確定在各種時間需求與供給兩種因素對價格所起作用的不同，才能調和生產費用說和邊際效用說。③局部均衡：即採用孤立市場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考察一個商品的價格時，假定其他事項不變，把範圍局限在這個商品的局部市場領域以內。④代表企業：同一個產業部門中，各個企業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各異。用代表企業，即不論在生產規模上或發展狀態上均具有代表性的企業，作為產業部門中各企業的正常單位。⑤靜態經濟：從庸俗的進化論出發，認為經濟變化是逐漸的，不是突變的。他所研究的經濟事物，並非完全靜止不變，而是隨時都在發生變動，但絲毫不改變其性質和一般條件。

供求均衡原理

馬歇爾全部經濟學說中，自始至終貫串著這一原理。他的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均用供求均衡原理為軸心去進行組編。

建立在局部均衡論基礎上的均衡價格論，是馬歇爾庸俗經濟學說的核心和基礎。他認為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由該商品的需求狀況和供給狀況決定的，用商品的均衡價格去衡量商品的價值。所謂均衡價格，就是一種商品的需求價格和供給價格相一致時的價格。需求價格是消費者（買者）對一定數量的商品所願支付的價格，這是由該商品的邊際效用所決定的，供給價格是由生產者（賣者）為提供一定數量商品所願接受的價格，這是由邊際真實生產費用所決定的。需求價格由於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是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而遞減的，這就構成需求表，在坐標圖上形成需求曲線D（圖中x軸表示數量，y軸表示價格）。供給價格由於邊際生產費用遞增規律起作用，是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而遞增的，這就構成供給表，在坐標圖上形成供給曲線S。供求兩曲線相交於A點，即均衡點。O P即均衡價格，O H即均衡量，此即均衡價格水平的成交量。

在均衡價格的決定中，馬歇爾引進時間因素，按時間長短分成三種均衡價格：①極短時的市場價格，時間短暫到無法改變供給量，價格主要取決於需求狀況，即市場現存商品量的邊際效用。②短時期的均衡價格，即在現存的技術設備和工業組織的基礎上伸縮產量，而沒有足夠時間去增加設備、改進技術和組織以適應需求的變動。這時，均衡價格取決於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費用。③長時期的均衡價格，即技術、設備和組織均有足夠時間加以改變以適應需求的變化。這時，均衡價格雖仍取決於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費用，但是，生產費用對商品的價值起著主導作用。總之，時間愈短，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大；時間愈長，供給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大。這種均衡價格論無非是把供求論、邊際效用論、生產費用論混合成一體的庸俗價值論。它用價格偷換價值，用市場價格的決定問題來取代價值實體和價值決定的問題，把決定市場價格水平的供求力量說成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

在分配理論方面，馬歇爾把均衡價格理論應用到每一個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上，並接受了“三位一體公式”。不過在說法上把“生產三要素”改為“生產四要素”，把“三位一體公式”改換成“四位一體公式”，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外，增添了“組織-利潤”。這樣，馬歇爾在二元論的供求均衡原理的框架內，溶合了所有的庸俗論點，構成分配理論，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說的整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