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學派

維也納學派（德語：Wiener Kreis），也稱奧地利經濟學派或心理學派，是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學邊際效用學派中最主要的一個學派。它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一般認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形成始於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的發表。當時還是個公務員的門格爾也因此書而成為維也納大學的一名青年教師。經擔任數年魯道夫（Rudolph）王儲的私人教師和旅伴后，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兩位更年輕的經濟學家，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雖非門格爾的學生，卻成為門格爾這本成名之作新觀點的熱情支持者。在19世紀80年代，由於這兩位追隨者和門格爾一些學生不遺餘力寫作，特別是由於門格爾本人發表了一本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至此，奧地利學派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實體。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的一些著作被譯成了英語；1890年《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學會年刊》的編輯們一再要求龐巴維克撰文闡述這一新學派的思想。

維也納學派是發源於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一個學術團體。其成員主要包括領袖人物石里克、魯道夫·卡爾納普、紐拉特、費格爾、漢恩、伯格曼、弗蘭克、韋斯曼、哥德爾，等等。他們多是當時歐洲大陸優秀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他們關注當時自然科學發展成果（如數學基礎論、相對論與量子力學），並嘗試在此基礎上去探討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等問題。

受到19世紀以來德國實證主義傳統影響，加上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思想啟示下，維也納學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別傳統的見解。大致來說，他們的（除哥德爾）中心主張有兩點：一，拒絕形而上學，認為經驗是知識唯一可靠來源；二，只有通過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才可最終解決傳統哲學問題。

20年代末以來，維也納學派通過組織一系列國際會議與發行叢書，與歐美思想相近學者（如德國的柏林學派與波蘭華沙學派）相聯繫，而逐漸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邏輯實證主義運動。然而，隨著30年代中起納粹在歐洲興起，學派中的猶太的學者受到迫害，導致不少重要成員被迫逃亡海外。及至1933年漢恩病逝，1936年石里克遇刺身亡，維也納學派最終走向解散的結局。儘管如此，邏輯實證主義思想卻因此得在英美國家得到廣泛傳播，並促成了二戰後分析哲學成為英語世界的學術主流。

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傑文斯（Jevons） 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傑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徵。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論文發表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後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繫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於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後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後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徵，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衝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並“作為一個奧地利夥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註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麼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後，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於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並把他們視為一夥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讚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傑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傑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後者和後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數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數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採用了離散變數（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並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後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並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於門格爾，尤其是對於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繫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徵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傑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餘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後，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後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覆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頁注 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於生產要耗費時間，由於精於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迴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傑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餘”，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的剩餘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後，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於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於中間，他的才力也處於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傑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讚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裡，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後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後的維也納學派

第一次大戰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於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 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 Schonfeld）（以後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後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後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並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願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於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後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於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籤提出申辯。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籤了。哈耶克熱情闡述並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並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於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後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麼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後，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傑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夥了（出於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後到了紐約。由於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後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於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於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於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並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迴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後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並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後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於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後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後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並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後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於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於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徵，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後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並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維也納學派經濟學

由於 1930年以後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後，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並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彆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迴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伯恩霍爾茨、費伯和奧洛塞爾。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

（3）對於其他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並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繫，但並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於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後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傑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馬里奧·J·里佐以及羅傑·W·加里森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於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拒不採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範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採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讚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於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5）另外，還有一種與上述看法稍有關係的含義也被人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聯繫起來了。這一觀點強調經濟決策的環境是極不確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實際拒絕了許多已被接受的微觀經濟學理論。路德維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爾（G.L.S.Shackle）的論著在這方面是奧地利學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觀主義最為忠實的發展。拉赫曼本人的論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順著這條思想強調了個人選擇和市場結果的不確定性。

這種思路意味著，對系統理論研究結論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義持嚴重的懷疑。因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這一涵義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贊同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研究方法的立場聯繫了起來。鑒於早期奧地利學派以反對這兩種研究方法而聞名，可以想象，這種聯繫被許多觀察家（尤其是主張繼承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傳統的學者）認為是一種諷刺，甚或是荒謬的。

維也納學派反對德國歷史學派否定抽象演繹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論經濟學和一般規律的錯誤態度，也反對英國古典學派及其庸俗追隨者的價值論和分配論，特別是反對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它認為社會是個人的集合，個人的經濟活動是國民經濟的縮影。通過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就足以說明錯綜複雜的現實經濟現象。

維也納學派把社會現實關係中的“經濟人”，抽象還原為追求消費慾望之滿足的孤立個人；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改變為研究人與物的關係，研究消費者對消費品的主觀評價，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主觀主義的個人消費心理學。

維也納學派的理論核心是主觀價值論，即邊際效用價值論。與薩伊等人的“效用價值論”不同，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一件東西要有價值，除有效用之外，還必須“稀少”，即數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為物主快樂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例如一杯水對井邊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這時，這杯水只有效用而無價值；但對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壺中剩下的最後一杯水，有了它如獲甘泉玉器，沒有它則不勝口渴的痛苦，於是這杯水就產生了價值。奧地利學派承認這是主觀價值，並認為經濟學上講的價值就應該只指這種主觀價值，市場價格無非是根據這種主觀價值所作的估價而形成的。

維也納學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論，門格爾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們各自提供的效用的報酬；維塞爾則把它們當作補全財貸價值中各個組成要素的價值“歸屬”問題；柏姆·巴維克則以現在財貨的邊際效用估價高於未來財貨的“時差利息論”解釋之。

維也納學派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分配論，是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針鋒相對的。它的主要論點有：價值是主觀的，是物對人的慾望滿足的重要性；價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缺性；價值量的大小也只取決於邊際效用的大小，與社會必要勞動無關；價值產生於消費領域，不是生產資料將其價值轉移予其產品，相反是產品價值賦予其生產資料以價值；資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報酬，或是產生於現在財貨與將來財貨的不同估價，與剝削勞動毫不相干。總之，奧地利學派全部抹煞了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性作用。

奧地利經濟學派反對以觀察的方式來研究經濟學，主張觀察法只能在一些可控制實驗要素（如隔離的實驗室）的自然科學領域才能適用，這是無法適用於複雜萬分的人類行為的。相反的應該以隔離人類行動的邏輯過程的方式來研究—也稱作人類行為學。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便常被誤以為是創造“人類行為學”一詞的人。

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發展經濟的主導力量，主張私人財產是為了有效運用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並主張政府對於市場過程的干預將會導致不良後果。

如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否定有關生產成本的理論—亦即被稱為勞動價值的理論。相反的他們認為價值是由個人的主觀偏好所決定的，這項由門格爾在1世紀前提出的心理學觀點也象徵了奧地利學派的成立。奧地利學派認為供給和需求是取決於個人的各種決定，亦即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原則，強調經濟的決定是由個人而非集體所達成的，同時也包括邊際主義的理論，以此來比較成本和利潤的增長改變。

當代的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則更徹底的採納了經濟上的主觀論，並反對許多新古典主義的公式。舉例而言，新古典主義將經濟公式化為一個平衡的系統，亦即供給和需求是互相平衡的，而奧地利學派則強調經濟的活動性質、和其不斷違反平衡的本質。

奧地利學派的核心理論可以總結為邊際主義經濟的主觀論方式，並專註於與觀察法完全相反的理論。奧地利學派完全專註於產品的機會成本上，反對平衡成本的不利或無用之處。奧地利學派宣稱每個人在互相自願的交換貿易下能達成更好的結果。

對於機會成本的重視與他們對於金錢的時間價值的解釋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產品會因為短缺而在未來和現今受到限制，在投資和時間之間的密切關係也必然存在。替明年生產產品的價值就和明年產品的價值相等。這表示了商業周期是由經濟體系裡的錯誤協調所主導的，並非是因為商業刺激的情報錯誤所造成，而是因為在一個經濟體系裡的人們由於貨幣的誤導而作了錯誤的時機決定。這表示了，要避免經濟不平衡的正確方式應該是讓人們購買正確的產品，而不是控制人們購買產品的時間點。

一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貢獻包括：

有關產品分配的理論，主張價格是由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排序”所決定的，而消費者排序最高的產品便會被加以生產。

歐根·博姆-巴維克

強調研究“選擇”的重要性，認為研究“時間”是不可靠的。

喬治·瑞斯曼在根本上反對以數學方式來研究經濟學，認為應該探索的是經濟的本質而非特定數量的經濟數字。這被視為是革命性的理論，這種方式顛覆了以均衡和完全競爭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歐根·博姆-巴維克根據馬克思的轉形問題（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論反過來質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站不住腳。奧地利學派也認為資本家並不會剝削勞工，相反的，他們認為資本家給予勞工的薪資是高於勞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的。

歐根·博姆-巴維克的資本理論，主張資本密集度是和生產過程中的迂迴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

歐根·博姆-巴維克證明了邊際效用的法則，如同門格爾所公式化的一般，這必然等同了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法則。這個法則後來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一名學生喬治·瑞斯曼發展健全。

強調價值上的機會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絕將供給視為是影響價值的獨立因素之一。

馮·米塞斯和哈耶克對於商業周期的理論，認為經濟上的蕭條是由跨期決策（intertemporal）的生產結構—亦即政府的貨幣政策所設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為這種結構違反了個人選擇的時間偏好。

哈耶克的跨期決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約翰·希克斯將這個理論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書中，這本書大幅影響了二戰後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發展）

馮·米塞斯和哈耶克將價格視為是達成市場上的分散性知識（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

針對利率的時間偏好理論（time preference theory），以跨期選擇（Intertemporal choice）理論來解釋借方和貸方的時間選擇—而不是付給生產要素的價格。

強調在進行經濟決策上的不確定性，而非依賴於某個宣稱掌握了所有可能情況的“經濟人”或理性的決策者。事實上，完美的知識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意味著所有的經濟行動都存在著風險。

奧地利學派與馬克思學派之間的經濟計算理論之爭，奧地利學派認為馬克思學派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沒有貨幣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確的計算生產中的機會成本，同樣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達成資本主義里的計算準確性。

瓦特·布拉克

彼得·柏特克（Peter Boettke）

歐根·博姆-巴維克

金·卡拉翰（Gene Callahan）

湯瑪斯·迪洛倫佐

理查·埃布林（Richard Ebeling）

法蘭克·菲特

大衛·高登（David Gordon）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

亨利·赫茲利特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

漢斯-赫爾曼·霍普

威廉·哈羅德·赫特（William Harold Hutt）

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 Kirzner）

路德維希·拉赫曼

唐·拉夫爾（Don Lavoie）

羅德里克·隆恩（Roderick Long）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路易斯·摩里納（Luis Molina）

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

弗里茨·馬克魯普（Fritz Machlup）

卡爾·門格爾

拉斐·萊科（Ralph Raico）

喬治·瑞斯曼

盧埃林·羅克維爾

穆瑞·羅斯巴德

馬克·桑頓（Mark Thornton）

約瑟夫·薩萊諾（Joseph Salerno）

韋爾塔·索托（Jesus Huerta de Soto）

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

余赴禮（Tony Fu-lai Yu）

值得注意的是，與奧地利學派相連結的經濟學家經常被直接稱為“奧地利人”，但事實上他們並非都是來自奧地利，而來自奧地利的經濟學家也不一定就是屬於奧地利學派。

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維塞爾的《自然價值》（1889），柏姆－巴維克《資本與資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資本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資本實證論》（1889）。此外，柏姆－巴維克的《馬克思體系的終結》（1896）也有較大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