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

此詩題中“閑飲”二字透露出詩人寂寞而又閑愁難遣的心境。

首聯和頷聯，字面上是抒寫詩友聚會時的興奮，沽酒時的豪爽和閑飲時的歡樂，骨子裡卻包涵著極為凄涼沉痛的感情。從“少時”到“老后”，是詩人對自己生平的回顧。“不憂生計”與不“惜酒錢”，既是題中“沽酒”二字應有之義，又有政治抱負與身世之感隱含其中。“少時”二字體現出詩人少不更事時的稚氣與“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豪氣。“老后”卻使讀者聯想到詩人那種閱盡世情冷暖、飽經政治滄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氣了。詩人回首平生，難免有“早歲那知世事艱”的感慨。“共把”一聯承上啟下，亦憂亦喜，寫神情極妙。“十千沽一斗”是傾注豪情的誇張，一個“共”字體現出兩位老友爭相解囊、同沽美酒時真摯熱烈的情景，也暗示兩人有相同的處境，同病相憐，同樣想以酒解悶。“相看”二字進而再現出坐定之後彼此端詳的親切動人場面。他們兩人都生於同一年，已經快六十六歲，按虛歲來算快六十七歲了，亦即“七十欠三年”。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兩張皺紋滿面的老臉，面面相覷，彼此都感慨萬千。朋友的衰顏老態，也就是他們自己的一面鏡子，憐惜對方也就是憐惜他們自己。在這無言的凝視和含淚的微笑之中，包含著多少宦海浮沉、飽經憂患的複雜感情。

頸聯，具體描寫“閑飲”的細節和過程，將題中旨意寫足。這裡的“閑”是身閑而心未嘗閑，借知識的遊戲來怡情養性是假，排遣寂寞無聊才是真。雖有高雅芳潔的情懷、匡時救世的志向和滿腹經綸的才學，卻只能引經據史，行行酒令，虛擲時光，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這裡的“醉”，似醉而非真醉；與其說是醉於“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說是醉於“勝管弦”的“清吟”，雖然美酒可以醉人，卻不能醉心，一般的絲竹可以悅耳動聽，卻無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樣奏出心靈的樂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鳴。這二句，把“閑飲”和內心的煩悶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尾聯，詩人把眼前的聚會引向未來，把友情和詩意推向高峰。一個“更”字開拓出“更上一層樓”的意境，使時間延長了，主題擴大和深化了。此番“閑飲”，似乎猶未盡興，於是二人又相約在重陽佳節時到家裡再會飲，那時家釀的菊花酒已經熟了，它比市賣的酒更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現了摯友間的深情厚誼，又流露出極為深重的哀傷和愁苦。只有在醉鄉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脫於愁苦之外，這本身就是一種痛苦的表現。

這首詩詩題為“閑飲”，表面上抒寫解囊沽酒、豪爽痛飲的曠達與閑適，深藏的卻是閑而不適、醉而不能忘憂的複雜情感。蘊藏了他們對人生愁苦、世事艱難的深刻感受和體驗，表現了這兩位有著相同命運的詩人的深厚友情。此詩蘊藉深厚，句外有意，將深情以清語出之，把內心的痛苦憂煩用閑適語道出，加強了抒情效果。全詩言簡意富，語淡情深，通篇用賦體卻毫不平板獃滯，見出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功力。

作者白居易晚年和劉禹錫交往甚密，唱和齊名，世稱“劉白”。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白居易和劉禹錫同在洛陽，政治上共遭冷遇，使兩位摯友更為心心相印。如今年近古稀，相對痛飲，聯想到少時的“不憂生計”，不禁感慨萬端，二人相約飲酒時白居易便創作了此詩。

宋代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征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征前事為”者，今猶有其遺習也。

清代黃叔燦《唐詩箋注》：詩境自然，不假雕鏤，而寫來總異凡俗。

清代方東樹《昭昧詹言》：起得突兀老氣，揮斥奇警，可比杜公矣。妙在第四句，自外來招之入伴，而融洽成一片，故妙。後半平衍而已，卻本色。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

其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