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葆

王教授畢業於南京大學地理系，後任教於南大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研究地貌與第四季地質。當問及當初研究西部地理的原因時，他說剛開始沒有興趣之談，一出去就是跑西藏，“1958年中國登山隊組織的一個‘珠穆朗瑪峰登山科學考察’隊，當時也不知道怎麼就選上我了，反正有個條件，家裡兄弟要多，就怕死在那裡，我說我兄弟多，就去了。”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跑完這個地方就跑下一個地方，就這樣跑了一輩子。教授家裡擺著許多從各地撿到或買到的寶貝，有在沙漠中拾到的羊角，有在西藏找到的石刻的佛像，還有來自米蘭古城已乾枯的樹墩。這些東西在普通人眼裡已經足夠稀奇的了，可教授說，他當時就是興趣不廣泛，假如懂得更多人文的知識就會帶回來更多有價值的材料。所以他現在經常跟學生講：“你們知識面要寬一點，興趣要廣泛一點，思路也會寬一點。”

科學考察常常要在環境惡劣的地方待上好幾個月，王教授就這樣常年在外奔波，四海為家，四海為家的豪情和對科學探索的無比執著讓王教授一次次地折返研 究，目前為止教授已七次前往西藏七次進羅布泊，並表示有機會和能力的話還會再去。“去羅布泊還行，去西藏恐怕不行嘍。”王教授笑著說。這樣特殊的工作自然 離不開家庭的支持。同是南京大學畢業留校工作的——王教授的夫人——曹瓊英教授也從事科考工作，王教授很自豪地說她是中國第一個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女同志。兩人常常一同工作，曾三次一同進入羅布泊腹地。

王教授的工作重點長期以來一直是在西部地區，“從1958年起我就跑西藏，73年到76年這段時間正是文化大革命後期，大家都沒事幹。我們科院組織了一個小隊伍，每年有半年多在西藏，80年代又在橫斷山，帕米爾高原、西昆崙山，這個世紀初就跑羅布泊了。”

如此多的探險中，最令人敬佩的是王富葆教授曾經在1960年作為中國第一次嘗試從珠峰北坡登頂的登山團隊的重要成員攀登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雖然沒 有成為最終登頂的三人之一，但是作為第二梯隊的通訊員，見證了這一偉大的歷史時刻——中國乃至世界第一次從珠峰北坡登頂 成功。在此之前，成功 登頂珠峰的登山隊都是從相對平緩、容易攀登的南坡攀登上去的。英國人也曾經多次嘗試從北坡攀登，但都以失敗告終。

王教授隨“珠穆朗瑪峰登山科學考察隊”於1960年登珠峰。他在團隊中主要負責通訊，曾經在海拔7028米的山上前後住了兩個禮拜，“登頂的人之間 要聯繫，當時通訊設備只有步話機。步話機只有在視線範圍之內的直線里沒有阻攔的才能通話，當時我就負責登頂的通訊，登沒登上是我第一個看到的。”時隔近 50年王教授提起這段歷史依舊充滿喜悅。

在七次去西藏的考察中，王教授兩次攀登了珠峰，最高一次攀登達到了7800米的高度。

四川地處西部，同樣在王教授的考察範圍之內。提到5.12汶川地震，王教授十分關心，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並不像某些媒體報道的，四川之 前沒發生過大地震。“這是一個中國的南北向地震帶，這一地震帶上歷史時期已經發生過多次七級到八級以上的大地震，三四十年就有一次。”

關於震中到底在哪裡的問題，王教授也提出了個人的觀點，他認為震中在北川，而不是映秀。“如果震中是在映秀的話，那成都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成都市肯定遭殃，因為成都離灌縣太近了，映秀就是靠著灌縣邊。但是現在成都基本上沒有破壞，灌縣破壞得也不是很厲害，而北川的破壞是最厲害的。”

至於災后重建問題，王教授也提出了建議：“我說重建可能遇到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次生災害。”震后六天他便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1200字簡短卻有影響力的科學預測——震后很長的時間裡災害是不斷的，其中包括堰塞湖問題。”

“1933年疊溪地震就是因為堰塞湖缺口，把岷江沿岸一直到都江堰沿河的村莊全沖走了。但是當時汶川地震后沒有人提出堰塞湖的問題，我根據疊溪地震覺得這個問題肯定是存在的，報道了，後來馬上疏通堰塞湖，避免了危險。”

七次登臨世界屋脊，七次闖進“生命禁區”羅布泊，是什麼讓他在這條路上走了一遍又一遍？教授的回答是：“因為每次去都不一樣，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發現……跑一個地方，就會愛一個地方……”

就是這樣一個老人，他的足跡踏遍了中國西部，他用雙手漸漸掀開了西部一個又一個神秘的面紗。用老當益壯形容這位老人再合適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