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際有

畢際有，生於明天啟三年（1623）。他是明末戶部尚書畢自嚴的仲子，其長兄名際壯，早逝；三弟名際孚，沒有入仕。清順治二年（1645），畢際有考中拔貢，順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縣。稷山位於汾水河畔，因河水侵蝕，實際地畝少於糧賦之數。畢際有到任之後，據實上報請減免空頭糧賦，並形成條文固定下來。又置二薄，將本縣各業之人分別造冊，由縣衙統計備案；對無固定職業者以法約束其從事正當職業。兩年後，晉陞為江南通州知州。治內有一重鎮，由柳同春將軍鎮守。時畢氏與柳同春同天赴任。任期內，兩人互相協助，為此商人士兵和老百姓和睦相處。通州有一沙洲，產鰳魚，按例進貢朝廷99條，畢際有上疏請求免除進貢一事。康熙二年（1663），畢際有因為“通州所千總解運漕糧，積年掛欠，變產賠補不及額”，被免職。畢離職回鄉時，揚州名流林茂之等人送至江邊。有人還畫了《江干係馬圖》送他，以示挽留。畢際有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流傳於世，他還參與編修濟南府志和淄川縣誌。

康熙十八年，蒲松齡一到畢家，就寫了三首七言律詩《次韻畢刺史歸田》，讚賞畢際有罷官家居后閑適自在的退隱生活。詩題中的“刺史”，也稱太守，相當於明清時的知府。清朝知州分兩種，一是直隸州知州，地位略低於知府；一是散州知州，地位等同於知縣。畢際有任職的通州為江南直隸州，因此蒲松齡尊稱他為刺史。詩其一云：“煙霞深處伴漁樵，鷗鷺依依認舊僚。碎擊玉壺風雨夜，醉橫鐵槊月明宵。栽花南國人無恙，載酒東山興末遙。猶有柴桑松菊在，薜蘿何必讓金貂。”詩一二句中的“伴漁樵”、友“鷗鷺”，是說畢際有遭罷官后回家過隱居生活。詩三四句以王敦“碎擊玉壺”、曹操“醉橫鐵槊”兩個典故，表明畢際有雖然罷官，但壯心不已，仍希望為國出力。詩第五句以潘岳比畢際有，說畢氏在江南多有惠政。詩第六句以謝安比畢際有，說畢氏罷官後有隱居之樂。詩第七句以陶淵明比畢際有，說畢氏謝絕達官貴人來訪。詩第八句用屈原《楚辭》中的詩句說明退隱並不次於作高官。詩其二中的最後兩句“落落情懷誰得似？開觴遙酬古逸民”，說畢際有豁達開朗的情懷和古代隱士相同，與他們心靈相通。詩其三的最後兩句“武陵天地非塵境，不必巢由更買山”，以堯時隱士巢父、許由比畢際有，勸說畢氏不必買山而隱，石隱園即非塵世。這兩首詩同第一首詩一樣，都是稱讚畢際有回鄉隱居。

畢際有喜歡附庸風雅，廣泛結交詩人墨客；蒲松齡學識豐厚，文章一流。於是，畢家賀吊往來的應酬文字，便由蒲松齡捉刀代筆。蒲松齡一生中留下來的文章，有不少是代畢際有寫作的。此外，蒲松齡還對畢際有的《晉游日記略稿》進行了批點。康熙十八年，江南名士孫維菘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曾來信向畢際有致詞問候，蒲松齡為畢際有代擬《答陳翰林書》。信中追述了兩人當時的交往情況：“憶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間，我未暍陰，君猶茂齒，縱飲雄談，歡呼徹曙，直欲揮白日使停晷，止參斗使不墜。每一文成，疊肩擊節，追隨晨夕，使人樂而忘疲。”接著對陳維崧入翰林表示祝賀：“客歲偶閱邸抄，乃知弁冕詞林，此中欣慰，如獲異寶。雖猶是於熱鬧場中作冷淡生活，然讀書稽古，庶知蒼蒼者不相背負耳。私心竊擬申賀，不圖高雅先施，致音書於窮谷，盥手薔薇，喜淚交並！……遂因鴻便，聊附尺帛，土物戔戈，少當遠音。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畢際有居家期間，社交活動仍然比較頻繁，縉紳名流來訪、當地官員拜會，由談吐風雅的蒲松齡參與，可以讓他省去一些俗務。有時，蒲松齡還會受畢家之託，到縣衙里說項、打點。與蒲松齡一起在畢家做西賓的王憲侯，被淄川知縣張嵋（字石年）任命為鄉約，王憲侯不願履職，請求畢際有出面說合。畢際有就委託蒲松齡以自己的名義，向張嵋知縣寫了一封信，替王氏推卻職務。信中寫道：“鄉約王憲侯者，其設帳於治弟之家已三年矣，實恐救鄉鄰之斗而誤童蒙之求，祈老父台分推屋烏，准與豁免，則銜恩者不止王生也。”畢際有請求張嵋知縣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對於王憲侯任鄉約之事，“准與豁免”。

除此之外，蒲松齡還代館東畢際有辦理了不少家務事。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蒲松齡到濟南府駐地濟南的東流水為畢際有物色菊花佳種。東流水，在濟南城內撫院西北、鵲華橋南。這裡有一戶人家的菊花十分有名，蒲松齡按照畢際有的吩咐，帶著畢家的菊花種子，來到這裡與其交換。覓得佳種后，蒲松齡為了表達對主人的謝意，特意寫了兩首七言律詩贈給他，詩的題目是《辛未九月至濟南，游東流水，即為畢刺史物色菊種》。蒲松齡在詩的小引中讚揚了菊種主人的高貴品格和居住地的優雅環境：“扉臨隘巷，每多長者之車；檻裊垂楊，時系達官之馬。只因愛菊陶令，羨綠野之風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黃花之聲氣。”在第二首詩中，蒲松齡借用王戎不賣李種、陶淵明不吝菊花的典故，感謝菊種主人慷慨出讓佳種。詩云：“曾有安豐私玉李，不聞靖節吝黃花。攜來佳種容相易，金谷重尋太尉家。”

蒲松齡在畢家任西賓，雖說是寄人籬下，但由於館東畢際有待他寬厚，除聘金之外還有其它一些資助，如紙墨燈火等，這對家境貧寒的蒲松齡來說，是筆不小的幫助。再者，畢家府第寬敞，又有園林之勝，並且藏書豐富，用蒲松齡的話說是“書充棟，憑君剪”（《賀新涼·讀宣四見和之作，復疊複韻》。蒲松齡平日里住在作為家館的綽然堂里，冬日有爐火禦寒，夏日酷暑，便移居石隱園的效樊堂或者霞綺軒，更是一般讀書人難得的清幽處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畢家的效樊堂建成后，蒲松齡曾寫有兩首七言律詩《畢刺史效樊堂落成》以示祝賀，裡面有“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興杖藜來”詩句，表明蒲松齡十分喜愛效樊堂的優雅環境。康熙三十年，蒲松齡又寫了兩首七言律詩《讀書效樊堂》，再次讚美效樊堂的清幽環境。石隱園對於蒲松齡來說，實在是靜心讀書、專心寫作的最理想的一處場所。

在這樣一種環境中，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熱情十分高漲，又寫出了很多篇章，並且不乏名篇。《聊齋志異》有兩篇文章，分別是《鴝鵒》、《五羖大夫》，末尾署名“畢載積先生記”或“畢載積先生志”。這可能是畢際有讀了《聊齋志異》中已經完成的篇章，一時興起，便寫出了這兩個故事，蒲松齡加以文字潤色后，納入《聊齋志異》中，為了尊重館東的草創之功，便於篇末註明出處。此處，《楊千總》一篇，寫“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千總楊化麟”之事，文章中所說的“畢民部公”，即館東畢際有之父畢自嚴，可見也是畢際有提供的材料。再有，據專家考證，《狐夢》中的畢怡庵，可能就是畢際有的仲子畢盛鉅的原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畢際有病逝。蒲松齡連寫八首七言律詩，沉重悼念畢際有，還寫了《征挽畢載積先生詩序啟》。蒲松齡的輓詩和征輓詩啟，都寫得感情真摯，絕非應酬之作。蒲松齡寫的八首詩大體為一種格局，從痛悼“十年同食友”之謝世，“回首生平思不禁”，往複歌哭，將畢際有“尚書公子五狼（指南通州）君”的身世，歸田后“老後生涯棋局裡，閑來情緒菊花中”的淡泊胸懷，“物必求工真似癖，書如欲買不論金”的嗜好，一一寫了出來。詩其二云：“君卧病時我亦病，我來君已棄塵寰。人逢死別情懷苦，數定前生飲啄慳。一榻琴書余畫閣，萬年魂魄戀青山。西州門外迴腸絕，恨不將心似石頑。”詩后兩句是說，作者恨不得此心化作石頭，無知無覺，以減少懷念畢氏的痛楚之情。表明作者因畢際有病逝而心腸寸斷，悲痛欲絕。詩其三云：“今生把手願終違，零落山邱對晚暉。海內更誰容我放？泉台無路望人歸。雍門一哭賓朋散，羊仲重來杖履非。在世早知有今日，墓田松樹已成圍。”詩前四句，表露了作者痛喪知己，今後再也無所依傍的悲哀。詩其六云：“商今略古日科頭，一旦騎鯨赴玉樓。臨別清談還竟夕，誰知永訣已千秋！孫多業足光先德，子孝猶堪解母愁。名壽如君復何憾？傷心最苦在離憂。”詩前四句，說明畢氏去世，作者再也沒有竟夕長談的知心朋友。這些詩句，充滿真情實感，沒有半點雕飾，如泣如訴地表露了蒲松齡的悲哀情懷。由此可見他們主賓之間相處得非常融洽，如同一家人。

《淄川縣誌·孝友》載：“畢盛鉅，字韋仲，一字耳豫，號豫園，際有子。性英敏，於書無所不讀。事父母以孝聞。父歿，事母孺慕益篤。以拔貢選授黃縣教諭，因母老辭不就，怡怡色養，人無間言。嘗因母老，攻方書，遂精脈理，求診視者接踵。按症授方，多奏奇效。卒年七十有四。著有《石隱園唱和集》。”《淄川縣誌·選舉志·貢生》載：“舉鄉飲大賓。”畢盛鉅比蒲松齡略小几歲。他兄弟早殤，從小嬌生慣養，養成了富家公子的懶散習性，有些紈絝子弟習氣，但其為人還比較厚道、溫和。蒲松齡初來畢家時曾填詞《少年游·戲贈韋仲》戲贈。詞曰：“深沉庭院畫樓光，凈幾爇沉香。萱椿猶健，年華未老，玉樹已成行。茂陵不惹白頭怨，心地更清涼。終朝三醉，閑調雙鵒，大是酒禽荒。”這闕詞生動地刻畫了這位少館東的生活性情：家境富裕，吃穿不愁；父母健在，家政用不著操心；年齡不大，令郎滿堂；沒有納妾，與妻子頗恩愛。不足之處就是荒於酒，“終朝三醉”；荒於禽，“閑調雙鵒”（俗名八哥）。蒲松齡在肯定他的優點的同時，也指出了他的缺點，而且強調了缺點較大。此詞雖雲“戲贈”，實則勸諫。由此看出，他們之間的友情，是建立在“勸善規過，以友輔仁”的基礎上的。《淄川畢氏世譜》中說畢盛鉅：“天性聰慧，讀書善解，通曉諸家，精於翰墨，真博物君子也。”其實這不過是說他喜歡隨意地讀些雜書，常說些俏皮話，並沒有實質性的文學成就。康熙三十二年（1693）畢際有去世后，蒲松齡再次提出辭館的請求，畢盛鉅和他的母親再三勸說蒲松齡收回成命，繼續留在畢家。主要原因是畢盛鉅仍需要這位異姓兄長為他代寫文章或出面應酬，再就是繼續教授他的8個孩子研習舉業。鑒於此，蒲松齡打消了辭館的念頭，一心一意在畢家工作。如果說蒲松齡對老館東畢際有更多的是對長輩的尊重，那麼，對少館東畢盛鉅更多的是平等的兄弟之情。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天，蒲松齡患足病，行走不便。這年秋天，畢盛鉅邀請蒲松齡欣賞桂花，蒲松齡因為行動不便，沒有前往，便填了首詞《慶清朝慢·畢韋仲有賞桂之約，病足不能赴，吟以志慨》。詞曰：“磊落生平，顛狂意致，那堪一病纏綿。可憐迴旋室里，坐榻成穿。跛畸三餐后，只尋常橫股短床邊。仆近況，真如楊柳，一日三眠。蒙良友，開勝宴，無翎翅、飛不去到花前。遙憶黃英散馥，綠葉含煙。聞道蟾宮摘贈，嫦娥脂粉印娟娟。原自分，三生薄命，與若無緣。”作者由於病足不能外出，只能“迴旋室里”，非坐即睡。“坐榻成穿”，想見坐時之久；“一日三眠”，想見睡時之多。即使坐，由於病足難於支撐，不得不“橫股床邊”；為了吃飯，不得不一隻腳跳著走，所謂“跛畸三餐”。在室內行動尚且如此困難，自然不能外出賞桂。於是，作者遙憶賞桂，由蟾宮折桂之典，聯繫到自己科場蹉跎，發出了命薄無緣的憤慨。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張篤慶、畢盛鉅選府拔貢，蒲松齡可能與之同赴濟南應選，但未能如願。之後，畢盛鉅要先行返回家鄉，蒲松齡填詞《水調歌頭·送畢韋仲東旋》，送別畢氏。詞曰：“泥滑不窺戶，盡日一匡床。亂緒縈迴不斷，得失費平章。可笑人生斯世，些個浮名值甚，不禁九迴腸。苦恨何時了，矯首問穹蒼。檐前雨，窗外雪，已難當。那堪晨夕良友，客里送還鄉。聽罷《陽關三疊》，老卻英雄雙鬢，白髮與愁長。數載情能淡，有淚不沾裳。”詞的上闕故作達觀，自我解嘲，“些個浮名值甚”，但是其怨恨之情仍不能自抑，“苦恨何時了”，“不禁九迴腸”。詞的下闕寫送別畢氏，在抒發友情中，依然感慨個人的蹉跎身世。大意是：在風雪之晨，在客鄉濟南送別自己的親朋好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聽罷送別曲，縱然是英雄，也不禁兒女情長，雙鬃變白。此詞說明蒲松齡與少館東畢盛鉅經過七八年的相處，感情真摯、友情深厚。康熙三十六年（1697）歲暮，蒲松齡在畢家已經待了19年。年近花甲之年的蒲松齡長期在外，臨近佳節，格外思念家鄉和親人，不免有所感慨，然而，近20年來，蒲松齡與畢家人朝夕相處，感情深厚，真是欲去難捨，於是他寫了五首七言律詩《贈畢子韋仲》，表述了這種心情。詩其一云：“廿載金蘭道義熏，青燈好月我同君。寒爐撥火塵生案，懶性攤書亂似雲。暫到苦貧家易棄，久交垂老意難分。年年援止情無限，只恐別時不忍雲。”詩一二句是說，蒲松齡與畢盛鉅近20年來一起讀書、賞玩，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詩最後四句是說，由於家貧，暫時到畢家坐館，現在與畢家已經建立了深厚友情，雖然自己年老應該回家休養，但仍不願離開畢家。詩其三云：“宵宵燈火共黃昏，十八年來類弟昆。博士乘車依鄂杜，馮驩彈鋏老平原。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無芥蒂存。高館時逢卯酒醉，錯將弟子作兒孫。”詩的大意是：18年來作者與畢盛鉅情同手足，自己年老后將移居西鋪，依靠畢氏養老。自己與畢盛鉅相互傾慕，沒有半點矛盾。作者醉酒後竟將弟子當成自己的孩子。詩其四云：“寒窗相對幾何辰，握手驚看白髮均。每憶少年如隔世，偶談往昔易沾巾。梁鴻垂老因人熱，鮑叔深交念我貧。他日移家冠蓋里，擬將殘息傍門人。”此詩借用少年梁鴻不因人熱、鮑叔牙分金於管仲的典故，再次表明自己與畢家情同家人，年老時要投靠畢家養老的念頭。詩其五云：“凝寒不雪晝常陰，百感中來自不禁。愁趁衰情添白髮，貧緣痴緒夢黃金。半窗照影梅花月，數載連床夜雨心。落木蕭蕭冬又暮，一堂燈火兩情深。”詩后四句大意是，作者與畢盛鉅感情真摯，同窗賞梅、對床談心。以上五首詩，宛如老友圍爐夜話，娓娓道來，情真意切。這大概是因為兩人身份相仿、年齡相近，有共同語言、共同志趣，所以頗像一對親兄弟，“曾無芥蒂存”，而且“垂老意難分”。康熙五十一年（1712），蒲松齡已經離開西鋪3年了，但與畢盛鉅的感情有增無減。這年蒲松齡有感於自己年老體弱、行動不便，給畢盛鉅寫了一首七言古詩《老嘆，簡畢韋仲》，報告自己的近況。詩云：“四百四十五甲子，光陰忽如風過耳。遙憶年少見衰翁，自道此生永不爾。誰知白髮增益增，百骸疲惰官不靈。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卜陰晴。兩齒浮危飄欲墜，殘缺惡勞腹鳴餓。左車苦難轉右車，一臠下咽仍為個。耳聾可勿聽，眼昏可勿看；獨有齒職同茹納，不能因痛停兩餐。此況可與知者道，老友相憐無相笑。”詩中寫道，作者白髮又增，身體疲憊，五官不靈，記憶衰退，特別是牙齒浮危，進食困難。最後以少兒的戲謔口吻對畢盛鉅說，把自己的這些情況告訴你，你可以表示同情，但不能笑話自己。此情此景，宛如兩個兒童在訴說知心話。這充分表明兩人的關係不同尋常。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月，畢盛鉅母親王太君逝世，蒲松齡不顧年老力衰，前往西鋪弔唁，並且遵照畢盛鉅囑託，為王太君寫了墓誌銘。蒲松齡在篇首寫道：“余與畢世兄韋仲，同食三十年。甲午王夫人故，余往執紼。韋仲以余客門下久，習知家事，以墓誌相屬。嗚乎！余安忍志夫人哉！顧義不容辭，謹疏崖略，以銘隧道。”一句“同食三十年”表明了兩人感情深厚。在回家的路上，蒲松齡路過奐山，寫了七言絕句《奐山小憩》，詩云：“五年不踐奐山道，乍到山頭路欲迷。下馬解裝藉芳草，白雲不斷雁行低。”詩中寫道，自己已經五年沒有過往奐山，在奐山差點迷失路徑，現在在奐山休息，進一步想起了和畢家的親密友情。

畢氏世家

蒲松齡在畢家坐館，主要是教授畢盛鉅的8個兒子，先後為他們開蒙，教他們讀“四書”、“五經”，學作八股文和律詩，科試之年還要陪著去濟南應試，以使他們能夠博得一第。據《淄川畢氏世譜》和蒲松齡撰寫的《畢母王太君墓誌銘》記載，畢盛鉅8個兒子分別是：畢世，字公遠，雍正甲寅首貢；畢世演，字公范，增生；畢世渡，字公筏，增生；畢世浣，字公衣，附生；畢世澄，字公見，附監生，候選州同知；畢世涵，字公納，早卒；畢世□（氵+隺），字公雨，監生；畢世汸，字公舟，附生。蒲松齡在畢家坐館初期，曾寫有《綽然堂會食賦》，賦前小序說：“有兩師六弟，共一幾餐。弟之長者方能御，少者僅數齡。每食情狀可哂，戲而賦之。”序中的兩師是指蒲松齡和王憲侯，六弟是指畢盛鉅的前6個兒子，當時長子畢世剛接近成年，最小的兩兄弟，還未到入塾的年齡。《綽然堂會食賦》寫道，每到開飯的時候弟子們“情狀可哂”：“出兩行而似雁，足亂動而成雷。小者飛忙而躍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塞戶登堂，並肩連袂，奪坐爭席，椅聲錯地，似群牛之驟奔，擬萬鶴之爭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齊噪動兮倉皇。袖拂簋兮沾熱沈，身遠探兮如堵牆。箸森森以刺目，臂密密而遮眶，脫一瞬兮他顧，旋迴首兮凈光。或有求而弗得，顏暴變而聲愴。或眼明而手疾，疊大卷以如梁。赤手搏肉，餅破流湯；唇膏欲滴，喙暈生光。骨橫斜其滿地，汁淋漓以沾裳。”在蒲松齡的眼中，這群弟子在飯桌上你搶我奪，互不相讓，甚至臉紅脖子粗，真是童趣盎然，惹人發笑。在蒲松齡的詩詞文章中，專門寫這群弟子的不多，除了上面的《綽然堂會食賦》，大概還有3篇，這與其他交往密切的人相比，真是少之又少。康熙四十四年（1705），畢盛鉅的四子畢世浣去世，蒲松齡十分悲痛，寫了六首五言絕句《傷門人浣》，懷念這位弟子。詩篇一開始就從畢世浣的缺點寫起，“怪爾常晏起，朝猶課爾程。”說這位弟子早晨起得很晚，功課不努力，早晨就得檢查他的課程，督促學習進度。說這位弟子“常晏起”，其實還暗含一層意思，就是畢世浣體弱多病，這也與詩其四的詩句“無常壽”有照應。詩其二寫道：“數載同衡宇，科頭聚曉暉。書聲猶在耳，慧質竟安歸？”詩其三寫道：“交久情難已，年衰感易生。涕含猶未墮，五內已摧崩。”這兩首詩是說，蒲松齡與弟子在同一屋中學習、生活，時間長達二十幾年，建立了深厚感情，聽到畢世去世的消息，感到“五內摧崩”。詩其四寫道：“疑爾無長壽，幸余年已殘。誰知埋玉樹，猶及眼中看。”詩其五寫道：“白髮哭年少，生人樂趣無。方期君葬我，蘭蕙竟先枯。”詩其六寫道：“文寫初成冊，丹黃尚未施。忽然一開卷，沉痛切心脾。”這三首詩表達了蒲松齡“白髮哭年少”的悲痛心情。詩寫道，本來是“方期君葬我”，現在卻是弟子早逝，玉樹凋零、蘭蕙先枯，作為長輩，蒲松齡感覺“生人樂趣無”，“沉痛切心脾”，悲哀之情溢於言表。此外，蒲松齡還寫有兩題七言詩。繫於《聊齋詩集箋注》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兩首七言律詩《又代門人畢世》，據山東大學教授袁世碩先生考證，是蒲松齡代弟子畢世寫給淄川沈天祥（字燕及）之子沈惠庵的詩，是為祝賀沈惠庵中秀才而作。蒲松齡曾在沈家作過一段時間的西賓，與沈惠庵關係密切、感情深厚。這首詩讚揚了沈惠庵的天才和文采，祝賀他前程遠大。題為《門人畢子與沈惠庵昆仲泛舟大明湖，驟雨沾衣，踐濘而歸，戲成二絕》的兩首七言絕句，大約寫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時應該是蒲松齡帶領畢氏弟子和沈氏弟子到濟南府應試之時。詩其一曰：“斗酒初斟錦纜開，翻盆急雨北風催。歸來情狀知何似？燕子沖簾鎩羽來。”這首詩寫蒲松齡與畢氏、沈氏弟子等人剛泛舟遊覽大明湖，即遇到傾盆大雨，只好冒雨歸來的狼狽不堪狀。詩其二曰：“登舟一望遠模糊，絕似南宮潑墨圖。倉卒盡隨風雨散，於今遺恨滿西湖。”這首詩寫因為遇到急雨，未能盡情欣賞大明湖的煙雨勝景，至今引為遺憾。好像命運在捉弄人，蒲松齡終生沒有考取舉人，蒲松齡的8個弟子也終生沒有通過鄉試。他們中成績最好的是五弟子畢世拔貢入監，選取州同知的職銜，其次是大弟子畢世，考取貢生，其餘的則是連個正額秀才（廩生）也沒有考取。這其中應該大有原因。據袁世碩先生評述，這是因為蒲松齡的8個畢氏弟子是富家子弟，從小生活優裕、嬌生慣養，養成了嬌惰的習性，不思有所專攻、有所成就。而畢家主人畢際有、畢盛鉅較為想得開，“能否蟾宮折桂，殆亦命也”。其他的一些專家大約也持此種觀點。其實，是否還有一種可能，這就是畢盛鉅飲酒過度，造成後代智商低於常人。蒲松齡在詞《少年游·戲贈韋仲》中說畢盛鉅“終朝三醉”，就是說每天早中晚三次醉酒。這種喝法，很難保證後代不出“酒精兒”。唐朝的大詩人李白，既是詩仙，也是酒仙，其後代的智商好像就很一般。從蒲松齡遺留的詩文來看，蒲松齡對自己的這8個弟子，好像並不是特別感興趣，其弟子進學、入貢，蒲松齡沒有寫詩作文表示祝賀，正面寫到其弟子的詩文只有《綽然堂會食賦》和《傷門人浣》。這表明蒲松齡發現他們中沒有能夠造就的英才，對他們並不特別欣賞，因此對他們的讚譽也就少得可憐。

“振衣閣”是其父畢自嚴的藏書處，畢自嚴（1569～1638），字景曾，號白陽老人，曾任明末戶部尚書，著有《石隱園藏稿》。他曾聘請文學家蒲松齡在他家擔任私塾先生30餘年。喜讀書，精於鑒賞，在南通州做官時便廣交名流，與江南名士陳維崧、孫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結識，“夜夜名流滿高宴”。門柱上有副對聯，上書“萬卷書當南面富，一簾風扶北窗涼”。曾贊助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創作。還親自為《聊齋志異》撰寫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鴝鵒》兩文，篇末寫有“畢載績先生記”、“畢載績先生著”。藏書成癖，自稱“書欲買時不論金”，后改藏書樓名“振衣閣”為“萬卷樓”。蒲松齡在此任教時，“萬卷樓”藏書總數已達5萬餘冊，宋、元、明古本亦多。藏書印有“貝丘畢際有載績氏之印”、“振衣閣之藏”、“冷官好讀書”等。所藏書一直延續有數百年，一直在民國初期被典賣，北京書肆、山東書肆均有其舊藏宋、明本數十種。著有《存吾草》、《淄乘征》、《泉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