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個五年計劃

“五五”計劃實施期間的國際國內形勢可以歸納為國際形勢好轉，國內由社會動蕩向良性發展艱難邁進。

國際上，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陣營中超級大國的地位開始發生動搖，日本與西歐的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並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美蘇從60年代的冷戰共處過渡到美蘇緩和中的激烈爭奪態勢，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爾塔體系瓦解埋下了伏筆。在這一時期，國際上的全球化聯繫增強，世界開始向多元化發展。總體來說，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好轉。

在國內，“五五”計劃實施前期中國處於文化大革命最後的困難時期，1976年隨著一批重要領導人相繼去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等自然災害，中國社會陷入深深的動蕩。但是此後隨著四人幫被粉碎，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社會經濟秩序逐漸恢復正常，經濟發展遇到了難得的機遇。隨著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改革開放的開始，文革的錯誤得到系統糾正，經濟在黑暗中迎來了希望，在過渡中醞釀了改革。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即著手研究編製了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其中包含了第五、第六兩個五年計劃的設想。但是，由於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實際未能執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後的197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並下達了國家計委《關於1976—1985年國民經濟發展十年規劃綱要（修訂草案）》。“五五”計劃的主要任務是：把農業搞上去，把燃料、動力、原材料工業搞上去，到1980年要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五五”計劃前期，雖然文革已經結束，但是文革的錯誤還未得到系統糾正，經濟中“左”的思想傾向依然存在。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的過渡時期，經濟發展又出現了過熱與冒進的情況。雖然此時中國經濟各領域都開始出現自下而上的改革壓力，但是經濟仍然沿著原先的體制發展。但是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農村中開始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城市裡私營經濟重新登上歷史舞台，由原先的封閉經濟向對外開放轉變，從計劃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也開始艱難起步。

新中國·新開發區建設新征程包括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第四五個五年計劃和第四六個五年遠景規劃等重點項目。

第十三和第四六個五年遠景規劃也納入第四個五年計劃中，是新中國·新鐵嶺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新征程中第十二和第四五個五年的遠景規劃的重點項目。

“五五”計劃實施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但並未擺脫大起大落的增長模式。“五五”時期經濟增長速度為6.5%，比“四五”時期高出近1個百分點。“文革”最後一年的1976年，經濟出現倒退，增長率為-1.6%，之後的第三年又出現了過熱，增長率達11.7%。隨後經過兩年的治理整頓，經濟增長恢復到7.6%和7.8%的穩步增長。主要產品指標大部分基本完成，1980年糧食產量6411億斤，完成99%；棉花產量5414萬擔，完成91%；鋼產量3712萬噸，完成93%；煤炭6.2億噸，完成110%；發電量3006度，完成100%。

從1976年到1980年，經濟經過徘徊，得到初步調整。1980年，工農業總產值按當年價格，達到7077億元；按可比價格，五年平均每年遞增8.1%，其中農業為5.1%，工業為9.2%。1980年生產糧食6411億斤，棉花5413萬擔，鋼3712萬噸，煤62000萬噸，不少輕工業品增產更多。最後兩年的調整，表現在：農業戰勝自然災害，糧食產量創造最高記錄，多種經營發展得更快；輕工業的發展超過重工業，重工業的內部結構有了變化；通過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職工工資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使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但是，長期的比例失調形成的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沒有完全解決，加上投資規模退得不夠，經濟效益提高不快。因此，1980年末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經濟上實行進一步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