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沒風波里

葉永烈，上海作家協會一級作家，教授。1940年生於浙江溫州。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二十歲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二十一歲創作《小靈通漫遊未來》。主要作品：《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反右派始末》、《張春橋傳》、《王洪文傳》、《姚文元傳》、《陳伯達傳》、《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陳雲之路》、《胡喬木傳》、《傅雷與傅聰》等。

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最熟是北京

七天印出《陳雲全傳》

京華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王稼祥夫人朱伸麗印象

訪張聞天夫人劉英

田家英夫人董邊憶田家英

采寫《“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

訪任弼時夫人陳琮英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

溫馨的上海

闖入托派禁區

一位特殊的歷史老人

為戴厚英寫《非命》

第三章　追蹤一九五七

采寫傅鷹注意起反右派

《傅雷與傅聰》

澄清傅雷夫婦死因

尋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采寫敏感的馬思聰

來到“大右派”葛佩琦的小屋

目光投向“章羅聯盟”

含淚為王造時寫下《斯人獨憔悴》

“右派詩人”流沙河

采寫“不予改正”的彭文應

闖進“極右派禁區”

西南採訪“小右派”

香港版《沉重的一九五七》問世

《反右派始末》艱難之路

第四章　直面十年浩劫

愛國的“叛國者”

著手探索“文革”進行曲

《浩劫》在桂林受挫

王張江姚傳記相繼問世

闖進中國政治的“百慕大”

走訪“文革”重災戶陸平

常溪萍之死

……

後記

一晃，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經四十多個年頭。我常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儘管我並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稱我“上海作家葉永烈”。如此說來，對於我，最熟的是上海。我卻搖頭。莫非最熟的是故鄉——溫州？其實，我在高中畢業之後，便離開了溫州。此後，雖說隔幾年也回一趟溫州，卻總是來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鄉留給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時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溫州，寫了篇溫州散記，那題目就是《不識故鄉路》——因為溫州這幾年已經大大地改變了，除了市中舊城區之外，我“不識故鄉路”了！最熟的究竟是哪裡？我說：“最熟是北京。”這倒並不因為當年我在北京大學上了六年學。其實，做學生時，我忙於學業，再說窮學生也沒有多少錢“消費”，難得從郊外的學校到市區——那時叫“進城”。一個學期進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時我並不熟悉北京城。如今我說“最熟是北京”，是因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說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數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數還多。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膩了。在北京，早上辦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別去北京。我希望最好是到沒有去過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鮮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總是“粘”著北京，內中的緣由便因為北京是首都：全國性的會議，大都在北京開；出差辦事，上這個“部”，那個“委”，這個“辦”，那個“會”，都得去北京；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我的採訪圈，大體上在北京。說來也怪，雖然人家稱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卻大都是北京題材。北京作家們笑我“侵入”他們的“領地”。作為上海作家陣營中的一員，我常常被文友們稱為“上海的‘北京作家…。這裡面，倒也有幾分道理：除了我的採訪對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在這“幾分道理”背後，有著這樣的理所當然的原因：一是我所從事的是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紀實文學創作，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採訪對象理所當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報審，在北京出版，報審手續要比上海便捷，我的書理所當然大都在北京出版。其實，我也深感“遠征”北京，比寫“近水樓台”的上海題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卻非得一趟趟去北京採訪不可。為什麼我要“遠征”北京呢？我曾說，這是因為中國的“百老匯”在北京。當然，我所說的北京的“百老匯”，並非美國紐約“百老匯”（BROADWAY）那樣的大街。我所關注的是中國現代史、當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於北京是首都，那些飽經風霜的“歷史老人”、“風雲人物”匯聚在北京，成了中國的“百老匯”。我奔走於這樣的白髮世界，進行一系列採訪。在我看來，北京的“百老匯”，是我的創作之源。我去過紐約。那裡的百老匯大街又寬又長，相當於北京的長安街，寬達四十來米，長達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匯”，卻“匯”在幾處。記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個高幹大院採訪，那裡是北京的“百老匯”之一。被採訪者問我，你是第一次上這兒？我說來過好多回，隨口答出這裡七八戶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處“百老匯”——木樨地的一幢高幹大樓，被採訪者得知我曾來這裡多次進行採訪，建議我索性對每一家都進行採訪——如果把這座樓里每家的命運都寫出來，那就寫出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縮影！大抵是我反反覆復去北京，北京某部門一度要調我到北京工作。我覺得這可以考慮。可是，對方只調我一人進北京。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於是，調北京工作只得作罷。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處都不相同。這回住東城，下回也許住西城。上次住北郊，這次住南郊。這樣，我幾乎住遍了北京的東南西北，住遍了各個角落，而不像在上海，總是固定地住在一個地方。也正因為這樣，我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對於北京的變遷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過五四運動火燒的趙家樓；我細察過當年林彪所住的毛家灣；我尋找過北京大學“梁效寫作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總部“1日址”前躑躅；我也曾研究過當今的釣魚台國賓館哪幾座樓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所在地……每一回我去北京，都發現北京在變，這裡冒出一幢新高樓，那裡崛起一座新立交橋……北京，濃縮著中國的現代史。北京的“百老匯”，聚集著中國現代史的見證人。所以我說，最熟是北京。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