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杉

1914年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一個農民的家庭。三歲時父親在上海謀到一個職員的位置，便隨同父母一起來到上海。後來就讀於紹興小學。少年時代的林杉，學習成績優異，作文始終名列前茅；性好動，愛演講、演戲、唱歌、跳舞。當時，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熱潮日漸高漲，特別是“五卅”慘案之後，青年學生經常在街頭演講，宣傳愛國想，十一、二歲的林杉常聽得熱淚盈眶、激動不已。

1930年春，紹興小學的校長被捕，地下黨在學校組織了營救校長的後援會，並舉行罷課活動。已在亞陸中學學習的林杉，回到母校積極參加罷課鬥爭活動，不久，便參加了中國共主義青年團，後來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便結束了學校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後，林杉先後擔任黨領導的鐵路總工會東方辦事處青工部長、團的基層領導工作，並由黨派到河南國民黨軍閥部隊做策反工作。在此期間，林杉在上海還組織了一個戲劇團體——青虹劇社，由左翼劇聯派戲劇家劉保羅任指導。1932年8月林杉被捕，在浙江杭州偽陸軍監獄度過了將近五年的囹圄生活。1947年，林杉參加了山西崞縣的土地改革運動，任土改工作團秘書，為工作團起草了一份工作報告，題名《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 。這篇報告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重視，並作了重要批語。

林杉從事電影創作是在 1949 年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以後。1950年，他懷著對晉西北人民的深情，將小說《呂梁英雄傳》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呂雄》接著，又寫齣電影文學劇本《劉胡蘭》 。1953年林杉到晉東南農村深入生活后，和孫謙合作寫出了反映我國農村新面貌的電影文學劇本《豐收》。 《豐收》較之前兩部作品在掌握電影特性、蒙太奇結構等方面都有所進步。但是總的說，這三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著抗戰時期寫秧歌劇的那種配合政治宣傳的因素，因此沒有能夠把林杉自己從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情實感傳達出來。然而這些創作實踐，包括1951年開始他擔任中央電影局藝委會秘書長的工作，都促使他進一步熟悉和掌握了電影藝術的規律，為他後來的創作奠定了基礎。1956年林杉與曹欣、沙蒙、肖茅合作，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上甘嶺》 。這一劇作不僅在表現戰爭題材方面有新的建樹，而且是林杉個人創作的一個轉折，在思想與藝術方面顯露出林杉的藝術個性。

1961年開始，林杉擔任長春電影製片廠藝術副廠長。在十年動亂中遭到迫1969年底被下放到東北農村，直到粉碎“四人幫”后1979年才恢復工作，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和《大眾電影》的主編。林杉雖已年逾花甲，然而革命的熱情仍很旺盛，從他身上還不時地流露出青年時代的那股革命激情呢！

在獄中，林杉被吸收為監獄秘密黨組織成員，積極參加獄中鬥爭活動，並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通過各種渠道搞到的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林杉在獄中遇到了劉保羅，倆人相見，分外親切。劉保羅有驚人的記憶力，能夠背誦不少古典和當代的話劇名著，他為林杉分析劇本的結構、人物、主題，然後講解導演處理和舞台調度。劉保羅成了林杉步入戲劇創作的第一位引路人。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將形成，林杉獲釋出獄。為了奔赴延安，他先到山西，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洪趙中心區組織部長，靈石縣犧盟會特派員兼五縣游擊隊政冶處主任，並組織呂梁劇團，任團長。1939年他到達延安，被派往晉西北解放區工作，直到全國解放。這期間他主要從事戲劇活動，先後任晉西文聯劇協主任兼文聯劇社社長，晉西大眾劇社社長，七月劇社副社長，西北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等職務。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達后，對林杉的思想震動很大，使他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從這一方向出發，林杉認為凡是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自己都應該去鑽研、去探索，從而改變了這之前只從事話劇創作的狀況而重視地方戲的創作，並在導演工作中還提出了“中國傳統的表演形式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相結合”的主張。那時他創作了秧歌劇 《以毒攻毒》 、郿鄠劇《滲沙》 、山西梆子《劉保成》、 《重見天日》 、《買賣婚姻》、 《中華兒女》等，內容大多是宣傳抗日，反映晉西北人民生活的。此時他的創作熱情十分高漲，常常是自編、自導，有時竟按捺不住自己上台演出。他寫的不少劇本不僅在縣城、部隊、機關里演出，而且在農村也演，很受農民群眾的歡迎。

徠50年代，改編小說《呂梁英雄傳》為電影。還創作了《劉胡蘭》、《豐收》(與孫謙合作)、《上甘嶺》(與曹欣等合作)等電影文學劇本。《上甘嶺》劇本的藝術構思完整縝密，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此後，他又先後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黨的女兒》、《冬梅》，並與別人合作創作了《風從東方來》(中蘇合拍)、《試航》、《再生記》、《兩家人》等電影文學劇本。林杉曾任長春電影製片廠藝術副廠長、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大眾電影》雜誌主編。

《談主題及電影描寫方法上的虛與實》

《關於典型形象問題》

《從電影的結構形式談電影創作的借鑒與創新》

《1980年我國銀幕一瞥》

50年代末，林杉曾一度熱衷於對革命浪漫主義的探索，提出寫“理想人物”的主張。1959年，他在這種創作思想的指導下寫了《冬梅》 ，1960年，他再度以《黨的女兒》同樣的歷史背景寫成了《在三年的日子裡》。林杉在電影文學創作方面是有設想，有抱負的。早在創作《上甘嶺》時，他便認定要以共產黨員的形象作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後來又準備通過一系列共產黨員的形象來表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史，這即是林杉為自己的創作設計的總構思、總主題。這在他寫的電影論文《在銀幕上歌頌共產主義新人》中有所闡述。為此他已著手搜集了上海起義、廣州起義以及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的資料。可惜這許多材料在十年動亂當中都散失殆盡了。

林杉作品的題材相當寬泛，除前面談到的外，還有他個人寫的或和他人合作的，如：表現中蘇人民友誼的《風從東方來》（1958年）；描寫新社會使戲曲藝人重獲藝術青春的《再生記》 （1958年）；以反映我國製成第一艘萬噸輪為題材的《試航》 （1958年）；根據小說《橋》改編的描寫農村生活的《兩家人》等。他一貫主張電影要富有民族色彩，要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認為我國電影需要從中國古典文學、戲曲以及其他傳統藝術中汲取營養。林杉的作品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其作品以真實、質樸、嚴謹取勝，不矯揉造做故弄玄虛，但又重視情節的跌宕起伏，有些劇本象《黨的女兒》，還頗有些“傳奇”色彩。他尤其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將人物思想感情的真切視為作品的生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