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亞偉
唐亞偉
唐亞偉(1915.05.28~2012.12.18),男,九三學社社員,“亞偉式速記”創始人,“亞偉中文速錄機”發明人,曾任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南京、杭州、蘭州、香港等地亞偉速記學校校長,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教授,《中國生活》畫報主編,北京《速記月報》主編。
唐亞偉
唐亞偉湖南衡山人,1915年5月28日生(農曆為4月14日),中華三育大學教育系畢業。1930年開始對速記發生興趣。1933年鑽研英文皮特曼速記與葛銳格速記。1934年創案亞偉中文速記,印出《流線化中文速記音符總表》和《略符略法表》,除了自用以外,還有周圍的人向他學習。
青年時期的唐亞偉
據亞偉自述:“我的接觸速記,也是非常偶然的,只是在1930年的夏天,在南昌一家舊書店裡發現一本早期速記書(註:指蔡錫勇著的《傳音快字》),因而引起我的興趣,便開始鑽研起來。以後,感到速記是一種對人類文化極為有益的學術,而當時意未見有人推廣,深覺可惜;乃留意搜集中外有關資料。”以後,他在圖書館里找到了英文“皮特曼速記”和“葛銳格速記”,進行比較研究,冀圖創造一種適合我國的速記方案,以便利國人廣泛使用。從此,他便沉浸於速記符號之中,夜以繼日,廢寢忘食,耗費掉不少精力,走了許多彎路,終於在1934年製成一種流線體系的速記方案。(參見唐亞偉:《從辛苦支持到勝利發展的道路》,載《速記月報》1955年第49、50期合刊號)。
堅持創新
唐亞偉領獎
他不僅把橢圓式速記體系引進到中國,並使之得到發展,成為中國速記的主流。他為了使亞偉速記的完善,不斷修改方案,在省略方面首創聲符提高省略韻符略法及上中下三種“附離略法”,並發展了“交疊略法”使之系統化等。它對以後各式速記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雖然首倡橢圓速記學派,並使之得到發展,他的學生又有所創新,使橢圓式速記百花齊放,人才輩出;但他並不抱門戶之見,不採取“保護主義”,而能高瞻遠矚,放眼世界。他在速記月報社成立了斜體速記創研組。1953年8月召開創研工作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國斜體速記方案草案。其後40年間,形成了“3Y斜體式速記體系”並應用於大專院校課堂教學。
引領主流
隨著世界速記形勢的發展,電腦速記在外國出現,唐亞偉本人早在50年代就已開始研究專用鍵盤的並擊式速記機,至80年代,便與計算機結合,進一步研究“專用鍵盤”並擊式的電腦速記機,於1994年開發成功。定名為“亞偉中文速錄機”,填補了中國電腦速記機的空白。
普及推廣
當80年代初中國速記進入復興革新時期,唐亞偉身體力行在西城區三里河和新街口工人俱樂部舉辦亞偉速記培訓班,有近4000黨政幹部、年青人參加了培訓。唐亞偉首先團結北京速記界人士發起創立北京市速記協會,在北京速協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速記研究會、協會和學會。1985年他又組織中國速記友好訪日代表團,被推為團長赴日參觀訪問,進行速記文化交流。1994年他又以中國文獻信息速記學會會長身份,率領中國速記代表團前往土耳其出席第40屆國際速記打字聯合會。在這次大會上,國際速聯正式接納中國為成員國。
1934年,創造出“流線體中文速記音符總表”和“字元略法表”。1938年,出版《規格化亞偉中文速記學》。1939年,成立“亞偉中文速錄學社”。2007年,以“亞偉中文速錄機技術與裝置”獲得2006年度 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他在速記學術研究、速記教育、速記推廣、速記活動各方面都起著帶頭和促進的作用,成為中國速記發展的先鋒與動力。“驚天時速”的業績成為中國速記近代史的重要組織部分。他已成為中國當代名人,被錄入《中國當代名人錄》和《當代英才》《中國專家人名辭典》等典籍。
唐亞偉老先生(2004年5月28日)89周歲了,他仍然步履穩健、思維敏捷,講起話來聲音洪亮。2004年1月24日上午對他的學生張發同志說:“節縮時間,等於延長人的壽命,這是速記的生命力所在。手寫速記能極大地方便所有同志的工作和學習;電腦速記走過十年的艱難歷程,全國高級法院系統普遍使用亞偉速錄機進行庭審記錄,使用速錄機的前景越來越寬了,學習速錄機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希望摸索在黨政機關、大的企業中的高級文秘人員中開設亞偉速錄機培訓,使亞偉速錄機能為首都現代化建設服務”。可見這位近90高齡的老人還在為速記事業的發展而奮鬥。
唐亞偉:速記泰斗的漫長征程
2月27日,人民大會堂。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隆重召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一位精神矍鑠的老教授格外引人注目。黨和國家領導人同獲獎代表合影時,胡錦濤總書記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詢問:“您老高壽啊?”他,就是中文速記的創始人、享有中國“速記”泰斗稱譽、已經92歲高齡的老科學家唐亞偉先生。在為我國的速記事業拼搏了70餘年後,他以“亞偉中文速錄機技術與裝置”榮膺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其實,在獲此殊榮之前,亞偉速錄技術還取得了北京市市級最高科技獎和全國專業技術領域的最高榮譽。2005年5月,在北京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向唐亞偉教授頒發了“北京市科學技術一等獎”榮譽證書;2006年11月,在首屆錢偉長中文信息處理科學技術頒獎大會上,唐亞偉教授獲得一等獎。此外,作為我國速記界的權威專家,國際速聯授予了唐亞偉教授終身成就獎,在國際速記界,唐亞偉教授是該榮譽的惟一獲得者。
提起中文速記,人們已不陌生,而上世紀30年代發明中文速記的,正是唐亞偉。此次獲獎的“亞偉速錄”,簡單地說就是進行實時語言信息採集的關鍵技術,它採用專用鍵盤和專用軟體對語言信息同步記錄並轉化為文字,是中文信息處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是實現信息化的基礎。
中國速記發展史上的兩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
成就設想
舊書店裡一本《傳音快字》,啟發了“亞偉速記”的誕生
我國老一代速記工作者還清楚地記得,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毛澤東主席接見文藝工作者時,攝影記者拍攝的燈光十分耀眼,使緊張的速記人員更加著急。毛主席見此情景,停下講話對記者們說:“請你們靠後一些,不要影響速記人員的工作。”有一次,周恩來總理接見外賓,服務員把速記人員的座位安排在門口。距離遠,速記員聽不清講話,被總理察覺后,立即把速記者請過來,坐在他的身後。從那以後,速記和翻譯坐在賓主後邊,成了外事活動的固定格式。周恩來多次指示:“新聞工作者和翻譯人員要學會速記。”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冀朝鑄,在50年代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發奮學習速記,成了當時我國速記速度最快的速記員。
談起往事,唐老說,那時他們使用的技術方法,都不知道是怎麼來的,其實,是舊書店裡一本不起眼的小書《傳音快字》啟發了我,才有了“亞偉速記”的誕生。
唐亞偉原名唐恭漢,生於1915年,湖南衡山人。工人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家境貧寒,但他天資聰慧、勤奮好學,不僅學業優良,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薦給當時的江西省“安息日會”會長當書記。由於職業的關係,使他對文字的書寫方法萌生了興趣。就在這時,他在南昌舊書攤上看到一本我國最早的關於速記的書《傳音快字》(蔡錫勇著)。就是這本不起眼的小書,決定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標——為中國速記學獻身。
唐亞偉在研讀這本書時發現,蔡錫勇的中國速記符號以英國速記體系為基礎,根據毛筆的粗細筆道來記錄。但當時科技的發展,中國已經出現水筆,書寫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唐亞偉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記”和“葛瑞格速記”進行比較和研究,希望總結一種適合中國人的速記方法。由於每天都要記錄校長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亞偉試著用一些簡單的符號來代表文字,書寫速度果然快了很多。於是,他結合漢語的結構、讀音、語法學、辭彙學原理,同時吸收國際速記學原理,終於在1934年,創造出“流線體中文速記音符總表”和“字元略法表”。
這項發明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中文速記之先河。提起這段往事,唐老依然興緻勃勃。他說:“實踐出真知。我們祖先在有文字之前不是就懂得了用繩子打結記事了嗎?那應該說是最古老的文字元號。後來又有了倉頡造字。其實那麼多漢字絕不可能是倉頡一個人坐在屋裡閉門造車想出來的,肯定是古代人在勞動實踐中創作產生出來的,倉頡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工作。速記的產生,也來源於工作實踐。”他堅持把學科的創立定位在對勞動實踐的加工整理上,其中的艱辛、甘苦融入了他曲折的經歷中。1938年,他正式出版了《規格化亞偉中文速記學》。
唐亞偉開始辦學,推廣速記。1939年,“亞偉中文速錄學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更名為“亞偉速記學校”,馮玉祥將軍出任學校董事會董事長,陶行知、李公朴、顧執中等擔任董事。1945年,在重慶亞偉速記學校籌集速記教育基金大會上,唐亞偉先生還清楚地記得,馮玉祥將軍發表了題為“速記的功用和發展途徑”的演講,結合軍事制勝中“迅速、準確、秘密”的三個特點,分析和強調速記的重要功效。他說:“我主張每個小學生,從三年級起就應該學習速記,這樣對於學生求學的幫助真是無法估計。”
創造漢字快速記錄法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是中國速記的發展高潮時期。當時中國學習蘇聯,而蘇聯特別重視速記學,蘇聯的每一個部門都有速記員編製,因而中國每一個部門也配了速記員編製。如全國總工會有14個速記員,中央黨校也有十幾個速記員,各部委都有速記員。亞偉速記學校,北京有總校,上海、南京、杭州、蘭州、重慶、新疆、香港都有分校。北京亞偉速記學校有一個專修班,由各機關保送人員來學習,一共辦了13屆,半年一屆,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速記專業人員。外交部特別重視速記,部內還辦了速記班,由唐亞偉的學生執教。
1955年,經陳毅副總理批准,我國成立了第一所政府開辦的速記學校——北京速記學校,仍以“亞偉速記法”為教材。儘管社會上流行的速記方式多樣化,但亞偉速記法始終是流行最廣的方式。從國際上看,只有蘇聯、德國的方式是國家統一的速記方式,其中如美國、日本都是多種速記方式并行,但美國推行最廣的是葛瑞格方式。唐亞偉教授承認,他受葛瑞格方式影響較大,在體系、系統上與這種方式有相通之處。
20世紀6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的破裂,速記工作也慢慢鬆懈了。各部門速記員的編製改成了秘書編製,或由秘書兼任速記員,速記工作已不被重視。特別是“文革”中北京速記學校被迫停辦,速記符號被視為密碼、異端而廢止。只有陳毅副總理仍堅持在外交部開辦速記班,在遍布世界的大使館里,還有一些速記員為我國外交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陳毅說:“速記和打字是外交上的鬥爭武器。”過去我們同國外的談判,由於沒有速記員容易吃虧,所以外交部一直堅持速記工作。基辛格秘密來中國的時候,就帶了兩個速記員。周恩來總理也帶了兩個速記員,一位叫廉正保,一位叫胡鳳仙。現任外交部檔案館館長的廉正保同志回憶道:“1973年,周總理看到基辛格帶來的速記人員使用速錄機,用手敲擊鍵盤就可以完成記錄工作,總理非常感興趣。會談休息的時候,他走到我身邊,當著基辛格的面問我,咱們能不能製造中文速錄機啊?我那時候膽子挺大,我說:‘能,一定能造出來。’但是我心裡一點也沒底。總理笑笑說:‘那好,好好努力,想辦法把它造出來,人家能夠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夠做到。’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八九十年代,我大部分時間在駐外使、領館工作……1998年我回國以後,知道唐亞偉教授帶領一批專家創造出了‘亞偉中文速錄機’,只要敲擊鍵盤,電腦顯示器上就可以直接顯示出中文,速度和效果都比當年的英文速錄機還好。我沒有做到的,唐老做到了,實現了周總理的遺願!”
當時,我們的速記人員用的都是“亞偉速記”。說到往昔的情況,唐老十分緬懷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對亞偉速記的關注和支持。儘管教學停止了,但速記事業並未廢止。就是在“五七”幹校的日子裡,唐亞偉教授的腦子裡也全都是“速記”。他認為手寫速記太累了,總想用打字的方法代替手寫,以提高準確率,降低勞動強度。他白天勞動,晚上回到小屋就開始琢磨、研究,終於構思形成了一套方案。那個年月,怎麼可能把他的研究方案投入試驗啊!唐亞偉不甘心,他在當時簡陋的條件下,用腦子和鋼筆硬是創造出了“漢字快速記錄法”,沒有終止他的不倦的追求。這種手寫式的速記新方法,也曾風靡一時。
鋼琴演奏生靈感,催生中文速錄機
改革開放的時代,正是中國速記事業的第二個春天。人們在觀念上發生了變化,對速記越來越重視。唐亞偉教授也煥發了青春,抓緊對速記的研究並不斷有所創新。他先後完成了《打字速記法》、《ABC記錄法》、《速記機研究》等設計方案,為速記機械化、電子化開拓道路。1981年,他被推選為北京市速記協會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他一邊從事速記方面的領導工作,一邊從事學術技術研究開發,還與日本、加拿大、美國等國的速記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不斷了解、研究國際速記學發展的新動態,以推動中國速記事業的新發展。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計算機開始進入國內。自從了解了電腦以後,唐亞偉一直在想辦法,如何把速記和電腦結合,把最複雜、最繁雜的工作交給電腦。正因為速記後期“翻譯”最累,導致了速記很少有人在用。那麼,普及速記的最好方式非電腦莫屬。然而,對於一位對電腦一竅不通的老人而言,這個難度是可想而知了。
唐亞偉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速記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來。當時,他創造性地設計了一個輸入方案,利用標準鍵盤一鍵一擊,一隻手打聲母、另一隻手打韻母。由於漢字基本都是聲韻結合的,兩隻手正好聲、韻分工。按照這個設想,每分鐘應該能夠輸入200字。但是,這樣一來兩隻手太忙了。不過,唐亞偉發現,漢語裡面雙音詞最多,怎樣利用這種雙音詞的特色,開發便捷快速的電腦速記方法?
終於,他從鋼琴演奏上受到啟發,既然彈鋼琴可以一隻手彈主旋律,另一隻手彈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彈奏,那麼電腦速記完全也可以採用雙手同時敲擊鍵盤輸入的方法。因為兩隻手同時敲擊鍵盤,記錄的速度自然能夠明顯提高。但是,這個想法引發的下一個問題是,必須拋棄現有的計算機鍵盤,重新研製一種新型的速錄鍵盤。憑藉深厚的速記功底、豐富的編碼能力和紮實的拼音功夫,唐亞偉重新對鍵盤進行設計。面對26個字母,聲碼需要用幾個鍵、韻碼需要用幾個鍵、按鍵相互之間的關聯等等,成為他每天琢磨的重點。1993年,他拿出了一套完整的電腦速記編碼方案和速錄鍵盤設計。但是,計算機速記在當時計算機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讓別人聽起來是那樣的陌生,與人合作開發的事宜一再擱淺,後來才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公司。
直到1994年,經過了幾百個日夜,速錄機終於在北京展覽館最顯著的展台上亮相。30分鐘的演講后,與會者在出門的時候,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熱騰騰的快報,這就是用速錄機來進行實時記錄、瞬間完稿,再用速印機把一張張的快報印刷出來的。它,無疑成為了那次展覽會的一個亮點。
1995年,在荷蘭舉行的第41屆國際速記聯合大會的展廳里,各國代表驚奇地發現中國已擁有自己的中文電腦速錄機了。因為中國文字是方塊字,用電腦速記畢竟是一個難題。是誰攻克難點,使中文電腦速錄夢想成真?唐亞偉,一個國際速記界熟悉的名字又闖進了他們的視野——“亞偉中文速錄機”。
健康秘訣:速記留駐了青春
我和唐老一問一答,暢談著。坐在一旁的王小姐用亞偉中文速錄機記錄著。不慌不忙,筆記本電腦屏幕上清晰地顯示出談話的中文記錄。我有意加快語速,連珠炮似的發問,並說了幾個成語。話音剛落,電腦屏幕上已工整成文,隻字不差!我為這種神奇的工作方式所驚異,唐老卻平靜地繼續著侃侃而談:“速錄機是多鍵並擊,一下按幾個鍵,雙手並擊,一擊出現兩個漢字。這種多指並擊的方法在生理上是完全可能的,彈鋼琴就是一例。我們用拼音的方法,左右對稱的鍵盤,一手可打出一個聲韻結合的漢字,兩手並擊,一下打出兩個漢字,即一個雙音詞。速度很快,完全可以跟上語言的速度,甚至可以在看打錄入的時候,每分鐘超過200字以上。一個人講話每分鐘大約是180字左右,速錄機完全可以勝任了。”
唐老告訴我,人的講話口語和書面語言是有差距的,口語啰嗦一些。我國語言學家、教育出版社社長張志公先生,對他自己講話的記錄稿,他一看就說這是“速記稿”。如果按照錄音帶一字一句整理的口語進行,沒法看,太啰嗦。一個好的速記員,要有一定的寫作素養,才能打出高水平、高質量的稿子來。唐老的兒子唐可亮補充說:在編碼攻關的日子裡,老人或是在斗室里鑽研試驗,或是騎著自行車到圖書館查找資料,到中關村電腦界“弄潮”,仿如年輕人一般奔波。
今天,在唐老的名片上還有眾多的頭銜: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所教授、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理事會理事,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顧問,復旦大學北京校委會顧問,北京國際書畫藝術交流中心顧問、中國文獻信息速記學會會長、北京速記協會理事長兼培訓中心校長、中國中文信息學會常務理事兼速記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曉軍辦公設備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顧問等等。
我試著打探他的身心健康的秘訣,他笑了笑,認真地說:那和速記有關,每天速記大量的信息,也留駐了青春。
他的家人開玩笑地舉例佐證:老人70多歲的時候,還總是喜歡騎自行車走來走去。一次被汽車剮倒,摔了一跤,腦部出血。治療期間,即使是面對著親人,他也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但他卻能清晰地說出“速記”兩個字。病癒后,家人都對他說,您是六親不認,只認識“速記”啊!
雖然唐亞偉教授和他的亞偉速錄機已經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和認可,速記這一古老的技術也正在以嶄新的面貌重現在世人面前,並且越來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位耄耋老人至今依然惦記著速記,牽掛著信息時代亞偉速錄技術的歷史使命和神聖責任,那就是一定要讓速記為中華文明的傳承,為人類文明的傳承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如今,令老人十分欣慰的是,亞偉中文速錄機已逐漸被更多的人所認識,並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
成就廣泛應用
最高人民法院曾正式發文,“在全國法院系統大力推廣、使用亞偉中文速錄機,實現庭審記錄計算機化。”全國已有2000多家法院使用了這項設備,並在進一步推廣。中央電視台多次使用該設備,整理會議記錄。甚至有一些長篇電視連續劇的劇組請七八個劇作家侃劇情,侃結構設計,請速錄員記錄下來進行編排。有一位軍旅作家,自己錄了一個30萬字的長篇小說,拿著錄音帶請他們幫助整理出來,結果只用了5天,一部書稿就完成了。現在,由唐老出任名譽董事長的曉軍公司專門成立了一個速錄服務部,幫助各部門從事會議記錄並整理成文,忙得不亦樂乎。
“速記”泰斗唐亞偉先生漫長的征程,令人敬重!
(2007年3月2日《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