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公

1937年考入中央大學工學院，一年後轉讀外語系，攻讀英語、法語和外國文學。

1940年輟學，在中學任英文教員。後轉入金陵大學外語系。

1945年畢業，留校任教。

1946年開始自學俄語，並研究普通語言學和漢語。

1948年應聘到海南大學外語系任副教授，並代理系主任，先後講授英語、歐美名著選讀和語言學概論等課程。1950年從海南赴香港，在華僑大學教授翻譯學。1950年10月，應邀由香港赴北京任開明書店編輯，分管外語、漢語的編寫工作。次年負責編輯《語文學習》月刊。

1953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為中國青年出版社，繼續主編《語文學習》，仍然主持外語和漢語的編輯工作。1954年，經中央批准，中國教育部確定中學語文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教學，委託呂叔湘和張志公主持編寫漢語教材。

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設成立漢語編輯室，張志公調入出版社，並首任漢語編輯室主任，《語文學習》也從中國青年出版社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張志公繼續任主編。

從1954年起，兼任《中國語文》編委，一直到1960年。

1962年改任外語編輯室主任，主持編寫初高中英語教材和俄語教材。

1950年到1964年，先後受聘在政務院（國務院前身）業餘學校、共青團中央業餘學校、北京教師進修學院、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等多處開設講座，講授漢語語法修辭。"文革"期間曾上"五七幹校"，研究、編輯及教學等工作均被迫停止。

1977年"文革"結束后，參加全國統編教材工作會議，重新參與編寫教材。

1981年起，先後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國家教委課程教材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等。同時，他還在許多政府部門擔任學術職務。曾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編委，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及其所屬正音委員會、正詞法委員會委員，國家教委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他是很多學術團體的發起人、組織人之一，並擔任多種學術顧問。先後擔任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修辭學會會長，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語言學會會長，北京外語學會會長，小學、中學、大學語文教學研究會顧問，葉聖陶研究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名譽理事，世界漢語教學學會顧問，香港《中英語文教學》《普通話》及普通話研習社顧問，香港中文教育學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院校外考試委員，英國《大語言學》顧問等。從50年代起，張志公在負責漢語及外語教材編寫工作的同時，還長期堅持參與教學。他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等處任教，併到全國各地講學，足跡遍及西藏、台灣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他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曾為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開設課程，併兼任幾所高等院校的名譽教授。他還應聘到美國的明德大學、日本的日中學院、香港大學等校講學，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張志公還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他1951年就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曾先後任民進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宣傳部副部長、民進中央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他依靠組織，深入社會，積極參政議政，尤其在教育方面，提出了許多遠見卓識的議案。張志公幾十年來一直重視研究工作，從50年代起就活躍在語言學界和語文教育界，在漢語語法學、漢語修辭學、語文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許多研究都帶有一定程度的開創性。他的著述曾結集為《張志公文集》（五卷本）。

1991年在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文集先後獲得國家級"優秀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和"全國優秀教學用書獎"。

多年來，張志公始終致力於漢語語法的研究，在漢語的教學語法和理論語法兩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張志公曾經先後兩次主持制訂漢語教學語法，闡述了教學語法的一些基本理論，促進了全國範圍內教學語法的普及，為教學語法的建立和更新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4年到1956年，中學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教學。教學漢語，語法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自馬建忠引進西方語法，漢語語法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體系，所用術語也有很大分歧。這種情況給學習語法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但當時的語言學界，理論語法專著百花齊放，語法體系眾說紛紜，而教學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能夠被大家公認的、易教易學、學了管用的系統。為此，在教育部的領導下，在語言學界和廣大教師的支持下，張志公開始主持草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工作。當時確定了兩個原則：一、儘可能地使這個系統能把幾十年來我國語法學者的成就融匯起來；二、儘可能地使這個系統的內容(從立論到術語）是一般人，特別是中學的語文教師比較熟悉的。根據上述原則，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和試教，最後草擬成《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於1956年7月在青島舉行的全國語言學家語法座談會上得到一致認可，作為編寫中學《漢語》教科書的依據。《暫擬系統》制訂期間，他親自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試教，及時了解教材的試用情況。王力先生評論這個語法系統時說：“與其說暫擬語法系統僅僅是融匯了各家的成就，不如說它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關於暫擬的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問題》《語文學習》1957年11期）為了介紹和闡述《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張志公於1956年主編了《語法和語法教學》論文集，由二十多位語法學家分工撰寫，供中學漢語教師參考。在這個基礎上，又主編了全國中學使用的《漢語》教科書（1—6冊）。後來，分科試驗停止，他又主持將《漢語》課本改寫為《漢語知識》，供教師和一般讀者參考，成為教學語法的代表性著作。該書在香港、日本、東南亞各地都有廣泛的影響；日本香坂順一1962年所著的《現代中國語文法》，主要是依據《漢語知識》寫成的。從1956年到1981年，《暫擬系統》不僅是中小學語法教學的依據，不少高等學校特別是高等師範院校以及社會上的一般語法著作也大多採用這個系統。由於受到讀者的歡迎，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了這本書。隨著語法研究和語法教學的不斷發展，語法學界對教學語法也作了許多新的探討，對《暫擬系統》提出了許多修改建議。為了吸收語法研究的最新成果，進一步完善教學語法系統，受教育部的委託，張志公再次主持新教學語法體系的制訂工作。1981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語法學家、語法工作者、優秀中學教師匯聚一堂，共同商討制訂新的教學語法的原則和方案，最後形成了《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系統提要》一經公布，立即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許多省市舉辦講習班，講解和研究教學語法新體系；許多學者、老師撰文闡述這一系統，形成了學習、研究、使用的熱潮。與此同時，張志公還多次撰文，闡述教學語法的性質、目的、對象、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從理論上對教學語法進行總結和概括。1997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漢語語法教學論著選》，收集了他在教學語法方面的主要著作和論文。從50年代到80年代，張志公兩次成功地主持了教學語法系統的制訂，可以說，他是建立我國教學語法系統的名副其實的奠基者。與創立教學語法相聯繫，張志公對漢語的理論語法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理論語法，他始終強調要重視實用，要從實用出發研究語法，讓人們學了能夠管用。《漢語語法常識》《語法學習講話》可以為這方面的代表。《漢語語法常識》，195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該書兼采眾家之說，成為一部獨具特色的語法學專著。它的主要特點是：（一）強調按照語法功能來劃分詞類，認為“劃分詞類的依據是語法上的特點”。（二）對詞的分類做了一些新的處理，首先把詞分為實詞和虛詞，然後再分為十一個小類。這是比較新的研究成果，後來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就採用了這種分類方法。（三）認為詞與詞的組合有兩種方式——詞序和虛詞，組合成三種關係——主謂、聯合和偏正（包括修飾、補充和動賓）。（四）在句法方面也有新的創造，並首先提出了存現句、常式句和變式句等概念。（五）將詞法和句法交叉講解，如先簡單介紹語法體系，然後講名詞動詞和形容詞，接著講由這三類詞構成謂語的判斷句、准判斷句等，再講幾類實詞和虛詞的用法，再講句子成分的擴充和變化，等等，便於學習者比較容易地了解語法，學會運用。《漢語語法常識》由於吸收了各家之長，又融會貫通而自成體系，成為當時影響較大的語法著作之一。1955年，香坂順一將該書翻譯為《中國文法基礎》，在日本的漢語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語法學習講話》，196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通俗而又頗具新意的語法著作。該書從學習者的方便和漢語的特點出發，嘗試著構擬符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法體系。作者先講“詞的組織，句子”，講到由此產生的四種關係：前邊的限制後邊的，前邊的支配後邊的，後邊的說明前邊的，前邊的和後邊的聯合起來。一開始就講句子的組織和使用，直接展示了漢語組合的最基本的特點。接著講各種詞的使用，講複句的種種情況，講複雜的長句，等等，貼近實用，且富於創造性。這本書體現出來的幾個編寫原則對於現在的語言教學是富有啟發性的：把重點放在應用上，講最基本的東西，多從邏輯關係上著眼，聯繫說話和寫作中的修辭表達以及語氣、情態等。此外，研究理論語法，張志公很早就注意到漢語語法與西方語法的不同，多次呼籲要擺脫西方語法的束縛，建立符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法。這在《漢語語法常識》和《語法學習講話》中就有所透露，到了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主編《現代漢語》以及以後的研究，這種傾向性就更加明顯。 《現代漢語》（上、中、下），張志公主編，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冊講的是漢語語法。這一部分，作者進一步試圖構擬出符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法，同時也融入了他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全書一共有三章。第一章概述，簡述語法體系，其中語素分為虛和實，短語分為三合和多合，講解非主謂句和句群等，都富有新意。第二章組合，圍繞漢語的特點集中講語序、關聯、搭配、擴展和變換，這是從語法形式和結構入手講它們所表達的意義以及運用時應注意的問題。第三章表達，集中講肯定、否定，存現、消失，時間、空間，程度、範圍，語氣情態，等等，這是從一些重要的語法意義入手講表達這些語法意義所需要的語法形式和結構以及應該注意的問題，是對漢語句法進行語義分析。這樣安排，兼顧結構和語義，不僅注意到漢語的特點，而且能夠學以致用，是教學語法內容的一種新嘗試。張志公還寫了不少論文闡述他的語法觀點，如《一般的、特殊的、個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關於漢語句法研究的幾點意見》《語法研究的理論意義和實用意義》《關於漢語語法體系分歧問題》《關於建立新的教學語法體系的問題》《漢語語彙中單音節語素和多音節詞的相互關係》《語法研究和語法教學》《語言規範和“約定俗成”》《漢語詞類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漢語語法再研究》等。其中有些論文對於語法研究和學習都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三 張志公在漢語修辭學以及漢語的其他領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修辭學的研究上，張志公的主要貢獻是：建立了比較科學的現代修辭學體系，給修辭下了一個比較科學、精確的定義，明確提出修辭的三性，等等。《修辭概要》《現代漢語》下冊可以代表作者的主要觀點。 《修辭概要》，195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書以現代口語和現代白話作品中的修辭現象為研究對象，是一部純粹的現代白話修辭學著作。該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打破了修辭學以講辭格為主的局限，一頭同語法聯繫起來，講用詞、造句中的修辭現象，講語序和語氣等，一頭延伸到篇章結構和語體風格，極大地擴展了修辭學的研究範圍。全書共四章，包括用詞、造句、修飾、篇章和風格。這一內容和結構上的安排，可以說，開創了現代修辭學的先河，在當時和以後的修辭研究中都有較為深廣的影響。 《現代漢語》下冊（漢語修辭），一共五章。第一章概論，第二章詞和句，第三章段和篇，第四章文體、風格，第五章比喻及其他。該書明確提出“修辭是運用語言的藝術”，“運用語言要求規範性和藝術性的統一”，並提出了修辭的三性：民族性、社會性和時代性。這是一部多有創意的修辭學著作。張志公曾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撰寫“漢語修辭”專條。他把自己對修辭特點的理解，對修辭三性的認識，都寫進了這一專條。在漢語的其他領域，張志公也闡述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他對語言學的地位、語言的性質、語言研究的實用性等問題都有過研究。他在早期教授普通語言學課程時，曾從邊緣學科的角度探討語言的起源問題，在當時以至以後的許多年內都是較為先進的研究方法。他強調語彙的重要性，重視語彙的研究，將語素分為實素和虛素，提倡對語義進行靜態的和動態的雙向研究等，都具有開創性。

四 張志公多年從事漢語文教材和外語教材的編寫工作。他一貫認為，編寫教材必須有學術研究作基礎，沒有學術基礎不可能編好教材。因此，他身體力行，幾十年來對語文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從傳統到現代，從漢語文到外國語文，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張志公研究傳統語文教育，主要有前後三個階段。第一階段，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收集傳統語文教育的資料並從傳統語文教育中探求一些經驗。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傳統語文教育初探》（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該書為傳統語文教育勾勒出四大步驟：集中識字——進一步的識字教育——讀寫基礎訓練——進一步的閱讀訓練和作文訓練；並總結出傳統語文教育的主要經驗是：集中識字，識字、寫字分別進行，重視句的訓練——屬對，強調多讀多寫。這一研究成果，對當時的語文教學起了積極作用。該書書末附的《蒙學書目稿》，是作者對蒙學和蒙書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珍貴的史料價值。第二階段，1977到1990年前後，主要是對傳統語文教育進行再認識，通過重新審視，探求語文教學代化和民族化相結合的語文教改之路。作者先後發表《對傳統語文教學的再認識》《傳統語文教學的得失》《漢語文教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等文章，總結出傳統語文教育的三大經驗和四大弊端。三大經驗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漢字教學的體系；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學的教學體系；建立了以大量的讀寫實踐為主的語文教學法體系。四大弊端是：忽視語言實際；忽視應用實際；忽視語文知識教學；忽視文學教育。這一研究，對為現代語文教育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第三階段，1990年前後，作者又一次深入傳統語文教育，在《傳統語文教育初探》的基礎上，將研究重點集中於教材，寫成《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教材為中心，有述有論，並附有大量的書影，是作者對傳統語文教育研究的又一重大貢獻。研究傳統語文教育，總結經驗，指出弊端，目的是為了現在，改革現在的語文教育。因此，在研究傳統語文教育的基礎上，張志公集中精力研究現代的語文教育，提出了系統改革語文教學的設想，並積極倡導語文教學的科學化、現代化。作者在這一方面寫了大量論文，收集成幾種文集：《漫談語文教學》（1963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語文教學論集》（1978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張志公論語文教學改革》（1987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張志公文集》第三卷（1991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等。在語文教育方面，張志公的主要貢獻是：（一）呼籲語文教學科學化，“所謂科學化，就是搞清楚語文教學規律，按規律辦事”。他在《《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語文教學需要大大提高效率》《談語文教學改革的幾個問題》等文章中，多次陳述自己有關科學化的主張，並在識字教學、語言教學、文學教學、文言文教學等方面作了科學的探索。（二）高舉語文教育現代化的大旗，提出語文教學應該與現代化建設接軌。現代化包括語文教學的要求和內容的現代化，語文教學方法現代化和語文教學手段現代化等。他認為，開發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快速閱讀能力，訓練學生熟練掌握普通話，敏捷準確高效的口頭和書面交際能力，等等，都是現代化對語文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三）提出幼兒、小學、初中、高中語文課程、語文教材、語文教學“一條龍”整體改革設想。他在《關於改革語文課程、語文教材、語文教學的一些初步設想》一文，提出了他的整體改革設想的一個粗線條的輪廓。這個設想的基本思路是“以知識為先導以實踐為主體並以實踐能力的養成為依歸”，不僅重視知識的重要性，而且強調能力的養成，體現了漢語文的規律語文的工具性。（四）“精要，好懂，有用”，語文教學的六字箴言。“精要，好懂，有用”是張志公提出的語文知識教學總原則，自1977年首次寫入《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后，一直延續到現在，被戲稱為張志公“六字箴言”，對搞好語文知識教學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張志公在小學識字教學、文言文教學、文學教育、大學語言教育、兄弟民族漢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等方面，都還有很多值得稱道的觀點。許多年來，語文教學一直效率不高，教學效果不顯著。癥結究竟在哪裡？這是張志公從事語文教育工作以後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問題。他多次嘗試著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1981年以來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開設的“漢語辭章學”課程。1986年，這一課程的主要內容和他的有關辭章學的論述結集出版，名為《漢語辭章學論集》（1996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明確提出漢語辭章學是一門橋樑性學科，是語言的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同聽說讀寫的語言應用之間的橋樑性學科。這是一門新的學科，建立這門新學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這個橋樑把理論和應用這兩端聯繫起來，從而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 “文革”以後，張志公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外語教材的編寫和審查工作，因此，在外語教育方面也提出了許多精道的見解。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怎樣學習俄語》一書。1962到1966年，他主編了一套中學的《英語》教材和《俄語》教材。此外還寫了不少有關外語教學的文章，如《中學外語教學的目的和要求》《試談外語教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加強外語教學的研究工作》等。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收集在《張志公文集》第五卷中。張志公去世后，生前已經安排好的《張志公論語文·集外集》（原題《張志公語文近作》，因去世，改為現名，表示與他的五卷本文集相銜接）和

《張志公自選集》先後在語文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集外集》收集的是《文集》出版之後，張志公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和講話，其中有他最關心的話題——關於語言規範化，有對問題的新探索——漢語辭章學和語法的再研究，也有對老問題——語文教學的進一步研究，等等。《張志公自選集》分上下兩冊，上冊主要收的是有關語文教育的論著和論文，下冊主要是語言研究方面的論文。

50年代以來，張志公在語言學和語文教育領域進行了辛勤的耕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堅持用唯物辯證法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他重視實用和普及，注意知識的繼承和革新，他尊重前人，學習今人，博採眾長，他平等待人，提倡學術民主等，歷來為學術界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