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

呂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江蘇省丹陽市人，原名呂湘，字叔湘，中年以後以字行。先後入私塾、丹陽白雲街高級小學、常州省立第五中學。1922（18歲）至1926年在國立東南大學主修西洋文學，其間曾借讀於北京大學。畢業后在多校任中學教員，主要教授英語。1927年與程玉振結婚。1935年7月考取江蘇省久任教室公費留學並於1936年2月赴英國留學，先後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倫敦大學學習。1938年回國後任雲南大學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40年）、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42）。抗戰勝利后全家隨金陵大學遷回南京（1946），1948底離開金陵大學到開明書店。1950年2月，呂叔湘應聘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1978年至1985年任《中國語文》雜誌主編，1980年至1985年任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0年起為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1987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94年4月被聘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法制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5月拿出多年積蓄的6萬元，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的基金。呂叔湘先生是我國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70多年以來一直孜孜不倦地從事語言教學和語言研究，涉及一般語言學、漢語研究、文字改革、語文教學、寫作和文風、詞典編纂、古籍整理等廣泛的領域。

呂叔湘先生的研究重點是漢語語法。主要著作有《中國文法要略》、《語法修辭講話》（與朱德熙合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等。呂叔湘先生參與撰述並審訂了《現代漢語語法講話》，直接參加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制訂工作。呂叔湘先生是我國最具社會影響的詞典《現代漢語詞典》的前期主編和我國第一部語法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的主編。這些著作引例弘富，分析精當，在漢語語法體系建設以及理論和方法上都具有開創意義，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最有影響的重要成果。呂叔湘先生是我國近代漢語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從40年代開始發表的專題論文到80年代出版的《近代漢語指代詞》（江藍生補）代表了呂叔湘先生在近代漢語研究方面的總體成就，不僅填補了白話語法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方法論上的示範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後，呂叔湘先生親自主持和參與了許多重大語文活動和語文工作計劃的制訂。1955年在現代漢語規範學術會議上，他和羅常培先生聯名作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重要報告。1980年呂叔湘先生在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開幕式上作的《把我國語言科學推向前進》的學術報告中，提出要處理好中和外的關係、虛和實的關係、動和靜的關係、通和專的關係，為我國語言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983年主持翻譯了著名語言學家L.R.帕默爾的著作《語言學概論》（李榮、王菊泉、周煥常、陳平譯），為我國語言學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呂叔湘先生治學態度十分嚴謹，他強調廣搜事例，歸納條理，反對摭拾新奇，游談無根。呂叔湘先生一生的論著，無論是長篇巨著，還是單篇短文，都是他所倡導的既務實又創新精神的良好體現。呂叔湘先生歷來重視語言實際的研究，總是從具體的語言材料出發，努力探索漢語的特點和規律；不僅注重對中國語言學傳統的繼承，而且積極借鑒和研究國外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重視語言的古今比較和中外對比，在更廣闊的視野里不斷揭示漢語的規律。

呂叔湘先生重視語文教學，積極普及語文知識。1951年與朱德熙合作撰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以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呂叔湘先生十分關注中學語文教學，他所提出的有關語文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視。1954年，呂叔湘先生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作為五屆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文獻研究室顧問，呂先生還對法律以及黨內文獻的文字內容提出若干重要建議。

他的學生王菊泉先生曾總結道：呂叔湘先生作為我國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對我國的語言對比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一、積極倡導比較方法論；二、努力實踐比較方法論；三、在理論和方法上有獨特建樹；四、重視學科建設與人才培育。

呂叔湘，1904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蘇省丹陽縣城內新橋西街柴家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親呂東如經商，家境較富裕。呂叔湘幼年時在縣城的一所私塾讀書，1915年，考入丹陽縣高等小學。這是該縣最早的一所高等小學，校址坐落在縣城白雲街中段，現在是丹陽市實驗小學。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多少先進設備，但教師水平較高，教學認真，管理極嚴。呂叔湘入學的這年，學校增開了英語課。

校長楊鴻範是位忠厚的長者，教全校三個年級的算術，抓習題作業十分認真。作業本上絕對不準添除塗改。如果寫錯，全部重寫。這樣就養成學生不寫錯字的好習慣。國文教師張海宗講批改作文，隨改隨講。一起叫去五六個學生，因此可以聽到五六篇作業的評改。

當時丹陽沒有中學，高小畢業升學，有的去鎮江六中，有的去常州五中。1918年暑假，呂叔湘和同學夏翔考入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常州五中的校訓是“存誠，能賤”，入學的新生看了，不解其意。校長特地給他們講了這兩句話的含意：“存誠”是做人要老實；“能賤”是不要輕視卑微的工作。

呂叔湘在各種功課中，對國文和英語最感興趣，有空喜歡在圖書館廣泛閱讀。

1922年，呂叔湘中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國立東南大學外國文學系(后改為外國語文系)。根據當時學校的制度，除本專業課程外，還必須在文科和理科的幾組課程中選修若干學分，如中文、歷史、物理、化學、地學、生物學、心理學等課程。所有這些，都為他以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呂叔湘學生時代的興趣在文學方面，對語言方面如語音、會話等並不十分重視。後來到中學教英文，需要語音、語法方面的知識，就邊教邊補。呂叔湘於1926年從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畢業，到家鄉剛剛創辦了一年的丹陽縣立中學(現呂叔湘中學）教一個班英文。當時只有兩個班；校長陳湘圃自己教了一個班英文。呂叔湘教學任務不足，陳湘圃讓他兼教國文文法。呂叔湘以《馬氏文通》為教材，開始鑽研中國文法。

呂叔湘除在丹陽縣中任教外，還在堂兄呂鳳子創辦的丹陽正則學校兼課，後來是該校校董之一。呂鳳子長呂叔湘十八歲，在呂叔湘懂事的時候，呂鳳子已到外地工作，兩人很少見面。在丹陽的這段時間裡，呂叔湘上課前後，有時候去鳳子大哥的房子里隨便談談，兩人很快熟識起來。

1927年暑假后，校長陳湘圃改任省立徐州中學校長，繼任的校長是何金元。半年後，何金元被地方勢力逼得辭職，呂叔湘也跟著辭職到蘇州去教書。1928年，丹陽縣中情況很不好，呂鳳子等共商對策，把一向在杭州教書、跟丹陽教育界無關係的何其寬找回來擔任縣中校長，希望能緩和矛盾。何其寬又把呂叔湘請回來擔任教務主任。另外又從外地請來幾位有學問有經驗的教師，一時間，教師陣容整齊，學校氣象為之一新。

可這是不符合某些地方勢力願望的，他們不斷給何其寬製造困難。何其寬感到棘手，只幹了一學期，又不得不辭職回到杭州去教書，呂叔湘也辭職去安徽省第五中學教書，暑假后仍到蘇州中學任教。

1929年起，呂叔湘一直在外地工作，難得回丹陽，可每逢回丹陽，他總要到正則學校去看望呂鳳子大哥和別的熟人，忘不了自己是正則大家庭中的一員。蘇州中學圖書較多，呂叔湘在這裡閱讀了丹麥學者葉斯柏森的《語法哲學》等語言學名著，為以後走上語言學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礎。

呂叔湘在蘇州中學，除教學外，還參加《高中英文選》(中華書局出版)的編注工作。有空還譯書，前後譯出《人類學》、《初民社會》、《文明與野蠻》三種，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和生活書店出版。1935年，呂叔湘考取江蘇省公費留學英國，第二年年初成行。在起程前，呂鳳子欣然為他繪一幅畫送行。呂叔湘先後在牛津大學人類學系、倫敦大學圖書館學科學習。他出於教育救國的思想，決定選學圖書館學專業，是因為覺得圖書館工作對發展祖國的文化事業作用很大，自己要為改進我國的圖書館工作而努力。

1937年，抗日戰爭已開始，呂叔湘沒有等三年期滿．提前於1938年初回國。當時江蘇已淪陷，呂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呂叔湘與家人會合后，轉道雲南，在雲南大學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語。他和施蟄存住同屋。施蟄存拉他給《今日評論》周刊寫文章。恰好早幾天，呂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說，每個句子總要有一個主詞，覺得這種說法不全面。考慮再三，他就寫了《中國話里的主詞及其他》。這是呂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關漢語語法的文章，並由此結識了朱自清先生。也正是這篇文章發表后，1939年暑假后開學，系裡給他加了一門中國文法。這時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現代語法”的講義已經印出來了，呂叔湘借來一份參考。他在教課中遇到一些問題，想找王力先生商討，可王力先生休假，住在河內從事漢越語的研究，無法商討，只好自己琢磨鑽研。

1940年暑假后，呂叔湘離開昆明，遷居成都，任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是《釋您、俺、咱、喒，附論們字》，這是針對胡適和王靜如的文章寫的，他們說“們”是從“俺、您、喒”的韻尾－m變來的，呂叔湘發現這個結論恰好把演變的歷史顛倒了，引許多材料證明先有“們”字。“俺”是“我們”的合音，“您”是“你們”的合音，“喒”是“咱們”的合音。此後他接著發表《說漢語第三身代詞》（英文）、《論“毋”與“勿”》等論文，其中有好幾篇是研究近代漢語（即早期白話）的，開闢了漢語語法研究的一塊處女地，代表作有《釋<景德燈錄>中“在、著”二助詞》等。

1942年，呂叔湘離開華西大學，改任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中國文法要略》上卷（中、下卷出版於1944年）。這是我國語法學史上的開創性著作之一。我國在《馬氏文通》以前，沒有系統的語法著作。古人講章句，講虛字，目的是讀懂古書，還沒有想過語言的形式可分析綜合，總結出一些規律。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來的，因此不免有一段時間以模仿為主，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毛病。呂叔湘歷來重視語言實際的研究，他的語法著作總是從具體的語言材料出發，努力探索漢語的特點和規律。《中國文法要略》這本書以豐富的語言材料為基礎。因為此書是四川教育科學館約稿，供中學教師參考，所以引用的材料大多數取於當時的語文課本，文言白話兼收。作者用比較的方法研究語法，建立了一個新的語法體系，對後來的語言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呂叔湘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工作，他於1942年至1948年在《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上發表了《“相”字偏指釋例》、《“見”字之指代作用)、《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與動詞后“得”“與”“不”有關之詞序問題》、《“個”字的應用範圍，附論單位詞前“一”字的脫落》、《把字用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語法論文。又在《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上發表了《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一篇長文，對解放后的主賓語討論有一定影響。

呂叔湘也很重視語言學的普及工作，寫出大量的深入淺出、取材精當的文章。在《國文雜誌》（桂林）上發表過《文言和白話》、《漢字和拼音字的比較》、《筆記文選讀》（連載），在《中學生》上發表過《中國人學英文》（連載）。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文言虛字》，選取最常用的二十多個文言虛字，條分縷析，詳細舉例，說明它們的意義和語法功能，並儘可能和現代漢語比較。解放后，此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印了十三次，新知識出版社印了四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印了十三次。

1946年，呂叔湘隨金陵大學由四川返回南京，仍舊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員，同時兼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又和朱自清、葉聖陶合作編寫《開明文言讀本》（計劃編六冊，只出了三冊）。

呂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學人，非迫不得已，不參加社會上種種應酬，而是一門心思研究學問。呂叔湘治學態度嚴謹，他的著作總是理論聯繫實際，處處體現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作風。無論是長篇巨著，還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細推敲，從不馬虎敷衍。

他在讀書的時候，遇到有用的材料，從來不放過，一定抄錄下來，“說不定什麼時候有用”。他在《這、那考原》這篇札記里，為了證明“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時已經跟現在的“這”字一樣念去聲，引用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楊萬里的詩“只者天時過湖得，長年報道不須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註上“去聲”。一個是《朝野遺記》里有一條，記劉攽請客，蘇軾要先走。劉說：“幸早里，且從容。”蘇軾說：“奈者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葯為對（杏、棗、李，蓯蓉；柰、蔗、柿，當歸）。有人問呂叔湘：“這麼巧的例子是怎麼找來的？”呂叔湘坦率地說：“說實話，找，未必找得來。這是還沒有寫這篇札記的時候就摘錄下來的。”

呂叔湘對中國學生學英語也很關心，在開明書店出版了《中國人學英文》、《中級英文法》、《英譯唐詩百首》等書，在正中書局出版了《英華集》，呂叔湘原來將此書題作《中詩英譯比錄》，出版社硬把它改了；到1980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重印時才恢復原名。

1948年12月，呂叔湘由南京遷居上海，任開明書店編輯。解放后，他隨開明書店遷往北京。

1950年2月，呂叔湘應聘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改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是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1954年改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委員。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領導上考慮到機關幹部以及報刊來稿上都存在著語言混亂現象，約請呂叔湘和朱德熙合寫了《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上連載。這個講話不作理論上的闡發，盡量少用術語，主要通過舉例來說明。全書六講中除第一講簡單介紹語法體系外，其他各講都是舉出報刊雜誌、課本、文件、文稿等時常出現的病句，分別從語法、修辭、邏輯等不同的角度一一加以解釋說明。《人民日報》於1951年6月6日起開始連載，並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社論明確指出：“我們的學校無論小學、中學或大學都沒有正式的內容完備的語法課程。”“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一段時間內，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學習語法、教學語法、研究語法的高潮。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語文》、《語文學習》、《語文知識》等刊物相繼創刊，有力地推動了語法知識的普及。不僅學校普遍地加強了語法教學，就是機關幹部、工人、解放軍戰士等也開始以《語法修辭講話》和其他語法著作為教材，紛紛學習語法，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3年3月至5月，呂叔湘參加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6月兼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擔任行政職務以後，呂叔湘寫作的時間少了，但還是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漢語研究工作者的當前任務》（1961）比較重要，它圍繞現代漢語講規範化問題，提出了語音、語彙、語法、修辭、方言、漢語史、文字改革、語文教學、工具書和參考資料的編輯等十個方面的具體任務，並對每一個方面的研究重點、應當達到的目標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這個時期，他還參加了兩項與語文教育有關的工作。一項是參與擬訂《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工作，另一項是指導和校訂初中《漢語)課本。後者是應當時將語文課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的需要而編的，試用兩年之後，這兩門課又合併為《語文》一門，但六冊《漢語》課本仍然繼續在學校內外發揮相當作用。至於《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影響就更大了。

在1955年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討論會上，決定要編一本《現代漢語詞典》，1956年開始籌備，1958年開始編寫，呂叔湘負責主編，到1960年印出“試印本”，向各方徵求意見。這項工作後來就由丁聲樹負責。

十年動亂初期，呂叔湘也參加勞動學習，後來也下幹校。1971年回北京，住在家裡，很少外出。一度從事丹陽方言的研究，也閱讀了好些英國文學作品。“文革”後期，他和幾位同志代中華書局校勘標點本《資治通鑒》的標點，後來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條分三十類，寫成《資治通鑒標點瑣議》，許多標點古書的人為之震動。同時，他又反覆考慮現代漢語語法體系的問題，這是他從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後來他把自己的種種想法寫成《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於1979年出版。

經過幾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後，語言學界逐漸活躍起來了。1978年以後，有些省市組織了語言學會，1980年在武漢開會成立了全國性的中國語言學會，呂叔湘被推舉為會長。在成立大會上，呂叔湘發表了題為《把我國的語言科學推向前進》的長篇講話，提出要處理好中和外、虛和實、動和靜、通和專四個關係，這既包括治學態度、又包括研究方向、方法和人才培養，可以說是他數十年來從事語文工作的經驗總結。

1978年3月16日，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引起極大震動。1979年12月教育學會邀請各省市代表到上海開會討論成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呂叔湘被推舉為理事長，並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

1980年，由呂叔湘主編、有十幾位學者參加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現代漢語用法詞典，全書五十多萬字，適合非漢族人學漢語時使用，也可供方言區的人學普通話時參考。選詞以虛詞為主，也收部分實詞；每個詞按意義和用法分項說明。這部詞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個創舉，過去雖然有過《經傳釋詞》和《詞詮》等書，但都以文言為對象。

1980年出版的《語文常談》和1984年出版的《語文雜記》都是篇幅不大的“小書”，但很能表現呂叔湘講學問能夠深入淺出的特色，這一時期呂叔湘還把以前發表過的文章結集為《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和《呂叔湘語文論集》。更重要的是1985年出版的《近代漢語指代詞》，呂叔湘在40年代就有寫一部近代漢語歷史語法的計劃，1947至1948年他把搜集的材料裡面關於指代詞的部分分類排比，略加貫串，寫成初稿，作為近代漢語歷史語法的一部分。後來因為工作有了改變，就把稿子擱了下來。1983年取出舊稿，經過整理和補充，寫成《近代漢語指代詞》一書，1985年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國內國外都獲得好評。

1985年是呂叔湘從事語文教學與研究的第六十年，《中國語文》雜誌社第一、二期出版特輯，以表慶賀。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他應邀訪問香港。4月27日他在香港中國語言學會演講《漢語句子結構的靈活性)，受到與會者的好評。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論會上，呂叔湘講了話，主要是推薦一篇《光明日報》上報道楊振寧教授談要研究活的物理學的文章。他抑揚頓挫地朗讀了報道的全文。與會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聽的青年同志領悟了呂叔湘先生這番話的深刻含意：搞語言學也應該追求新的、活的、與現實直接發生關係的東西。呂叔湘引楊振寧的話：“一個青年人應該將他的大部分時間用於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偶爾做一些難的問題，而不應該專一處理深奧的根本問題。”

呂叔湘追求進步，熱愛祖國，先後從事語文教學與研究工作。他非常關心中青年語文工作者的進步，對他們寄予極大的期望。通過開會、作報告、個別談話、給他們修改文章、為他們的著作寫序等多種形式，他跟中青年語文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聯繫。他的優良學風、高尚品德，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讚揚，為了推進祖國語言研究的發展，鼓勵對中國境內的語言文字的現狀和歷史進行調查研究有成績的中國青年學者，呂叔湘先生於1983年5月捐獻多年積蓄的六萬元，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獎金的基金。從1984年開始每年進行評獎(最近改為每兩年進行一次)。

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建校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舉行了吳玉章獎金首次發獎儀式。吳玉章獎金這次評選出特等獎三項，一等獎五項，優秀獎四項。獲獎作品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優秀著作。呂叔湘的《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榮獲語言文字學特別獎。發獎以後，呂叔湘先生代表獲獎者講了話。他希望吳玉章獎金基金將日益增多，獲獎作品也越來越多，並表示，他要把這次所得的獎金五千元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呂叔湘先生這種高瞻遠矚、寄希望於未來、獎掖後學的崇高精神，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呂叔湘先生在耄耋之年，還參加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的審稿工作，還有語言學界的其他集會，仍十分關心國內外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動態和發展。1987年3月他去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發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94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法制委員會委員。他是當代中國傑出的語言學家、語文教育家、翻譯家。他從事語文教學與研究七十餘年，學貫中西，博大精深，撰述宏富，專著和編譯近二十種，論文和其他文章六百餘篇，現已有《呂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將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八卷本《呂叔湘全集》。內容廣泛，涉及一般語言學、漢語研究、詞典編纂，文字改革、語文教學等領域，為中國語言學作出卓越貢獻。

1998年4月9日，呂叔湘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