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哲

陳公哲（1890年－1961年），在上海出生，祖籍廣東中山茶園鄉，父親到上海經營“粵瑞祥”五金行。所以陳公哲在上海的廣東會館中也有威望。陳公哲15歲參加健身球社，20歲參加精武體操學校，為精武第一批學員，一直是精武的領導核心人員，與盧煒昌、姚蟾伯有“精武三傑”“精武三公司”之稱。加上陳鐵生就成了早期的“精武四傑”。曾就讀於復旦大學，精攝影技術，拍攝了初期精武書籍的照片，並與程子培拍攝了精武體育會的電影記錄片5卷。民國5年（1916）前後，曾兩度捐出宅址、家產和房屋給精武會為了精武會，不斷的捐資散財，以致家道逐漸敗落。精武會於抗日戰爭前發展迅速，從上海到廣州、港澳乃至東南亞、美國、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會。1920年精武會慶祝建會10周年，孫中山又應陳之邀為精武會題寫了“尚武精神”的橫匾，還給建會10周年特刊《精武本紀》寫序文。

民國7年編有《測光捷徑》一書。在精武書刊中發表過數十篇文章。民國16年去南京政府任職。抗日戰爭爆發后，遷居香港，潛心著書。

1899年，10歲左右正式進入正規現代書館學習。后在上海宋真書館畢業。

1904年，15歲參加健身球社，1907年開始經營商業，

1909年冬，20歲的陳公哲響應同盟會會員陳其美提出短期內訓練出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計劃。開始組織精武體操學校。展開了霍元甲張園擂台比武事件。

1910年3月3日與姚蟾伯（江蘇吳縣人）、盧煒昌（中山人）在上海成立精武體育會。成為精武第一批學員，畢業於高級班。是精武會的核心領導，與盧煒昌、姚蟾伯有“精武三公司”之稱。他把自己的私宅捐贈作精武會的新會所。期間曾就讀於復旦大學，精攝影技術，拍攝了初期精武書籍的照片，並與程子培拍攝了精武體育會的電影記錄片5卷。

1913年，後繼承父業。以後陸續自聘各科明師在家學習。

1916年11月5日，孫中山先生親自會見精武體育會的全體會員。孫中山曾於1916年精武會舉辦6周年紀念會時，應其邀請親臨祝賀。

1918民國7年編有《測光捷徑》一書。在精武書刊中發表過數十篇文章。

1919年，精武體育會在上海舉行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贈“尚武精神”匾額，並擔任該會的名譽會長，還為該會特刊《精武本紀》撰寫了序文。

1922年到南洋推廣國術。

1923年，從章太炎學小學和書法。

1927年民國16年去南京政府任職。因感無法施展所長而離開政治圈子。陳公哲后遷居香港，潛心考古著書。

1935年，書寫並出版了中國有史可查的第一本鋼筆字帖——《一筆行書鋼筆千字文》。

1937年-1945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后遷回內地。戰後曾遊歷於多個省，並執教書法。

1953年在香港自任精武總裁、訪南洋各地。

1957年著有《精武50年武術發展史》，闡述了他與精武的關係，並應邀回國參加了全國武術觀摩大會。

1961年逝於香港。

分道而行體育救國

陳公哲的救國思想可從他的傳記《知行錄》中略知一二。傳記中記載了這樣一段逸事，1920年陳因為生意困頓，曾攜妻南遊，乘輪船北上途中，適逢孫中山，兩人交談甚歡。陳公哲說自己與孫中山“同為百越香山人”，對孫中山數次相邀參加政治工作，他認為自己“一向以改良社會為職志，倘社會得有健全，則對於國家政治，不無補益矣”，而孫中山則稱讚陳公哲，雖然從事社會工作，但“社會基礎健全，亦興國家之本也，雖分道而行，豈非同為中國謀福乎?”孫中山“分道而行”的說法，實際是對陳公哲的最高評價，師從百人的陳公哲，最後選擇體育救國的道路，除了因緣際會外，也折射出他探索救國之路的心路歷程。

術士科學精神

儘管習武，但陳公哲身上沒有江湖氣息，研究學術，他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書生，良好的教育背景，使陳的身上有更多的科學精神。中國人認定文武兼修已經是難得的人生際遇，但陳公哲在文與武之外，更增加了科學的修養，他所處的時代，科學精神傳入中國，而且科學沒有像文一樣分為詩詞歌賦，也沒有像武一樣分為武當少林，陳公哲因此得以如海綿吸水般廣泛涉獵，各個方面均有造詣。

陳公哲在霍元甲病逝后擔當起重振精武精神的大計並將其個人私宅捐獻給了精武會

廣東精武會創始人之一

廣東精武會成立於1914年，是在上海精武會的影響和指導下成立的，是繼漢口精武會後的第二個精武分會．而廣東精武會的成立，陳公哲功不可沒。當時廣東人士力邀陳公哲南下廣州，創辦廣東精武體育會。

廣東精武會的籌備處設在海幢寺，1919年4月，廣東精武會在廣州海珠戲院宣布成立，最初設址在槳欄路寧波會館，后遷至太平南路(今天的人民中路)嘉南堂，再遷到西關荔枝灣，最後遷至豐寧路 (現在的人民中路)，不少北方的拳師由上海總會派到廣州任教。精武會成立之初，以北方拳術為主，廣州與佛山分會開辦后，精武會也吸收了不少南派名師，進一步促進了南北融合．而對於廣東武術界來說，廣東精武會的成立是近現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北拳南傳活動。

陳公哲是首名在香港從事考古發掘的華人，亦是一位業餘的考古工作者。陳公哲在1936年於平律得知日本侵華戰事爆發，遂南遷來港。在偶然機會下，翻閱香港自然雜誌所載芬神父《香港考古發見》之報告，不覺油然有趣。1938年，陳公哲以個人財力及友人資助，購買式航船一隻，偕同兒子及僱用女工十多人，沿香港海岸作考古發掘，即石澳、獅子山、掃稈笏、屯門、南丫島的榕樹灣、南丫島的洪聖爺灣、鹿洲、東灣、沙岡背、龍鼓島、沙洲，工作八個月。其中在大嶼山東灣發掘時間最長，前後三次達25日，以沙崗背(即今石壁水塘下處東灣學校海灘一帶)發掘最多文物，其發掘報告刊於1957年考古學報第四期。

陳公哲發掘時發現有石器（石斧、石刀、石珥、石鏃、石標、石錘、石銼等）、陶器（陶片、陶斧、陶壼、陶碗、陶盂、陶豬等）、銅器（銅鏃、銅銳、銅斧、銅鏡、銅環、銅錢等）、玉器（玉牙璋、玉斧、玉玦、玉珥等）、鐵器等，其中有漢代玉俑，唐代海馬葡鏡等，還有大部份史前的陶器，總數250多件，為歷來考古發掘最多的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曾於1940年由中國文化協會、廣東文物展覽會主辦，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展出。在展出其間，萬人空巷、盛況空前。可惜日寇佔領香港其後，這批寶貴文物大部份散失，不知所終。

1）從商周至明清各代均有遺物；2）陳公哲在大嶼山石壁沙岡背發現一遠古的迴文石刻；

3）1917年出版(測光捷徑)一書；

4）1925年發明公哲電符；

5）1937年制科學七用墨硯及硯上磨墨機。

著作：《香港考古發掘》、《香港指南》、《科學書法》、《香港叢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