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梅魁

她不僅積極參與黨的地下活動，還擔任了由湘潭縣地下黨領導的“人民武裝護鄉團”宣傳員，為黨的宣傳和聯絡，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戰期間，彭金華被國民黨特務所殺害，當母親把父親那遭受酷刑的遺體領回家后，沉重的打擊使她一下子精神失常了，年僅12歲彭梅魁便以自己弱小的身軀撐起了這個苦難的家庭；白色恐怖不僅沒有把這個弱小的農家女子所嚇倒，反而更激發了她繼承先輩的遺志，積極投身革命的鬥志。

1949年，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彭梅魁被組織安排上了小學、中學、師大附中，后被培養成了一名優秀的醫生。

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苦難的生活造就了她愛憎分明的個性，磨練了她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

彭梅魁年幼時就從大人們的嘴裡聽過很多關於伯父彭德懷的傳奇故事，從那時起，她就對伯父充滿敬佩，一直就想追隨伯伯去南征北戰。

1950年全國解放，彭梅魁才第一次見到了伯伯。彭梅魁是和其他5個同族兄妹一起去北京飯店看望伯父的。

彭梅魁於2005年9月13日病逝，享年76歲。她的骨灰安葬於湖南省湘潭市烏石寨，與1999年安葬於此的彭德懷同志的墓地相距10米。

彭梅魁著有《我的伯父彭德懷》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彭梅魁生前在前言中寫道：“（這本書）寫的我伯伯，是寫一位真正的人和一段遺憾的歷史。”

“去年，出版社約我寫一本《我的伯父彭德懷》。我沒有寫書的準備，但我認為，這本書無論對民、對國和對黨，都是一件千秋好事。思慮再三，接受下來……”

“《我的伯父彭德懷》由我執筆一部分。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領袖人物研究的薛鵬同志，根據我的回憶錄音資料和過去我的一些回憶文章，同時又參考了近些年來有關紀念我伯伯的文章，整理執筆，並對全書文字進行校核。之後，又由我對全書進行刪增、修改、核勘，最後定稿。”

在伯父身邊，彭梅魁所看到的是伯伯的勤勞儉樸的生活與殫精竭慮地工作，聽到的是伯伯囑咐孩子們努力學習，為國盡忠為民效力，決不能搞特殊化辜負人民的諄諄教誨。在伯父身邊，彭梅魁感受到的是伯父愛之切、恨之痛，為黨為國恨不能肝腦塗地的愛國情節和錚錚鐵骨的個性。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他臨危授命，56歲高齡還披甲上陣，率領百萬大軍克強敵、樹國威……

彭梅魁永遠也忘不了伯父早赴朝出國作戰前與他們告別的情景，將士一去不復返的決心和對親人對國土的眷戀，不免使這位鐵骨錚錚的漢子眼裡也流露出難捨之情。一個有一個於國於民生死相關的大事，一件又一件身邊小事，都增加著彭梅魁對伯父的愛戴與敬佩。伯父對國家、對百姓那深切的愛戴，對富國強民的急切都深深地刻在彭梅魁的腦海里，翻騰在她的熱血中。

然而一場可怕的政治風波卻使她如此所熟悉如此愛戴的伯父從一位人民功勛、共和國元帥、第一任國防部長的角色一下子轉換成了反黨分子……歷史在頃刻間扭曲了本來的面目，是非驟然間模糊了人們的視線。

在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首領”的那年，彭梅魁31歲，在北京第一汽車廠醫院當一名普通醫生，中央的決定和自己對伯伯在心中的定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她百思不得其解，深深的困惑使她夜不能寐……一個聲音在告訴她：伯父既然是反革命，理應與伯伯劃清界限！但對伯父伯的愛戴和對這一結論的懷疑，又使她無法棄伯父於不顧。

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懷》一書中曾經這樣寫到：“過去，在我感情的天平上，黨——伯父，伯父——黨，是一樣的真摯，一樣深厚，是一個和諧、平衡的統一體。如今，二者之間卻出現了如此失去平衡的現象，出現了如此尖銳的對立！我像自己的身體被從中劈開一樣痛苦！”困惑中的彭梅魁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后，走進一汽廠黨委馮書記的家，她用低的幾乎連自己都聽不到聲音對黨委書記說：“我是彭德懷的侄女。”然而在此前的三年中，在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期間，彭梅魁從沒對任何身邊的人說過自己與彭德懷的關係，也沒人知道他們這層關係，現在伯伯犯了“錯誤”，她覺得她該向組織坦白。她對馮書記說，彭德懷身邊沒有子女，生活上需要有人關心照顧，作為彭德懷的侄女，她希望自己還能去看望他，照顧他。就這樣，彭梅魁頂著壓力，忍著淚水，一如既往地去中南海關心照顧伯父，彭德懷幾次勸她說：“我的名譽不好，以後不要再來看我了。”彭梅魁全當成了耳旁風。

1959年9月30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大慶前夕，彭德懷離開了中南海……當國慶閱兵式的檢閱車上換上了林彪的身影的時候，彭德懷已經在清冷的掛甲屯，吳家花園開始了他另一種生活。這天，當彭梅魁再次來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時，伯父卻不知去向。彭梅魁心急如焚地四處探聽，終於得知伯父已經搬出中南海，住進了吳家花園，彭梅魁立即追到了吳家花園。彭德懷見到侄女追到這裡，即欣慰又難過，他責怪彭梅魁不該因為他的“錯誤”而毀了自己的前途，彭梅魁再次將伯伯的勸說置若罔聞。

那時彭梅魁正在朝陽醫院實習，她只要只要一有空，就去陪伴老人，幫他縫洗衣服，開解鬱悶，談論國家形勢，給彭德懷孤寂的生活帶來了絲絲暖意。一次當兩人談到毛主席時，彭德懷內心酸痛地說：“我等著有一天，他找上門來，進門就喊老彭啊，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見……過去，我們常常爭論，幾天不說話也有過，還是他找上門來的時候多……”彭梅魁問：“這回，毛主席找上門來，你對他說什麼呢？”彭德懷想了想說：“這次我可不會對他客氣，要給他提一通意見，還要說：‘你呀，過去也嚇過我幾大跳，這回啊，你可是傷了我的心了！’”彭梅魁深知伯父的心思，替伯父難過，隨伯父一起期盼，也隨他一起承受著一次次的失望……

1965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彭德懷，決定派彭德懷去成都工作，參加大三線建設。能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再度出來工作，彭德懷都像孩子一樣的歡喜，彭梅魁也為伯父感到開心。但畢竟伯父年歲已大，戎馬生涯幾十年，身體落下很多病，彭梅魁實在放心不下伯父。

在伯父離京不久，彭梅魁便在百忙之中抽時間趕去成都看望伯父，可就在她回來不久，更加不幸的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彭德懷在成都忽然被捕，被押解回北京囚禁。彭梅魁從跟隨彭德懷的秘書景希珍口中得到這一消息后，聯想到在成都時，伯伯與自己談到報紙上《海瑞罷官》的那篇有所指的文章，心中立即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出於對伯父深深的愛戴和信任，彭梅魁不顧危險四處打聽伯父的關押地點，並不時將伯伯所需的書籍和生活用品託人轉交在囚禁中的伯父。

她的行為很快便引起了彭德懷專案組的注意，1969年的夏天的一天，彭梅魁忽然接到彭德懷一個包裹和一張字條，“梅魁，糧票還給你，半導體收音機也還給你……從此以後不要再給我寄東西了。”彭梅魁在接到退回的包裹和字條后，意識到伯伯的處境一定更加惡劣，更加艱難，不由得暗自落淚，她橫下心，不管會發生什麼情況，她也要堅持給伯伯送東西，親情這對伯父來說，或許是他的唯一的安慰，就這樣，彭梅魁堅持不斷地給通過專案組給彭德懷送去所需的生活用品，但五年過去了，彭梅魁卻再沒有得到伯父的迴音。在這期間，彭梅魁不斷聽到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相繼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她的心裡象灌了鉛一樣沉重……

彭梅魁對彭德懷的多年以來的照顧終於釀成災難，1968年，一造反派組織找到彭梅魁，逼她交代與彭德懷的關係，彭梅魁回答：“我伯伯的事是黨內的事！是中央的事！”她的回答激怒了造反派，接下來便是一陣亂棍，打得彭梅魁渾身是傷，但她還是緊咬牙關，拒絕揭發彭德懷，不給造反派提供迫害伯父更多的口實。幾次審訊幾次毒打，彭梅魁總是一言不發。她忍著疼痛回到家裡，告訴丈夫張春一：“如果我要是被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顧我們的3個孩子。”

1972年夏天，彭梅魁又一次轉送給伯伯一些書，但仍然沒有收到伯伯的任何收條，彭梅魁慌了，她擔心伯伯已經發生了不測，於是四處活動打聽伯伯的消息，但均無結果，1973年1月28日，彭梅魁情急之下，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再次表明自己是彭德懷的侄女，在政治上要與他劃清界限，但在生活上還要照顧他，並告訴總理從1967年以來，她就一直給伯伯送東西，開始還有回條，後來就沒有任何音信了，目前也不知伯伯的生死。不久，廠政治部主任來找彭梅魁，告訴她說上面來人說，總理對對此事非常關心，東西可以接著送。

不久，彭梅魁還獲准前往醫院探望了已經身患癌症的彭德懷，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鋼後來在在《淚水沾濕的回憶》一文中寫道：“當我們去看望您時，您用盡全身的力氣也沒有坐起來，您躺在床上悲愴地喊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癱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還沒有搞清楚呀！’”彭德懷囑咐侄他們：“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種上果樹，骨灰可以作肥料。”受了醫院醫生的囑託，彭梅魁勸告伯父說：“伯伯，手術是最好的辦法了……你能去見毛主席嗎？你現在就得和醫生配合，爭取多活些年頭，一點壞處也沒有……你冷靜點，什麼事情不是一下子解決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術有好處！”彭德懷聽了侄女的話開始沉默不語，後來終於同意做手術，手術做完后，彭德懷蘇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凄慘地叫了一聲：“我成了一個廢人！”

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彭德懷元帥終因備受折磨而病情惡化逝於301醫院14號病室的五號病床上，時年76歲。臨終之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同志。彭德懷遺體上的白布單上寫著“王川”二字；彭梅魁被專案組通知來到了醫院，她趴在伯父遺體上痛哭不已……

彭德懷的遺體被秘密火化之後，被專案組派人送到了四川成都東郊火葬場保管。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彭德懷的冤案終於平反昭雪，中共中央為他和陶鑄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他的骨灰被送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安放。

1999年12月28日，彭德懷同志的骨灰由他的親屬從八寶山革命公墓取出送回家鄉湘潭安葬。

“四人幫”被粉碎后，彭梅魁才得知，就在自己被造反派逼著交代伯伯問題的同時，彭梅魁專案組的人也在逼著伯父交代他與彭梅魁的交往，這就是為什麼彭德懷將彭梅魁轉送去的包裹退回並制止她再給自己寄東西的原由，他不願意因為自己而牽連侄女。但專案組的人並不知道，在彭德懷的交代中的確隱瞞了一個他與侄女之間的一個秘密：他的部分手稿……

當專案組的人問彭德懷：“1962年6月，你寫給主席和中央的那份手稿，她（彭梅魁）看過沒有，提過意見沒有？”彭德懷回答：“她沒看過，也不知道有此信。”

在吳家花園這段日子裡，彭德懷在閑暇時讀了很多書，做了很多筆記，他還將自己在回鄉50天的調查與感受以及對當時一些問題的看法及憂慮直言不諱的寫下來並上書毛澤東和中央，這其中包括了他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後人評價說，“這是迄今為止看到的、對那個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決議的第一個直接的批判……然而，沒有誰能聽到這充滿焦灼的呼聲。”（引自《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4月版）

一天，彭德懷在寫完部分書稿后，將彭梅魁叫到身邊說，將一份幾萬多字的手稿交給彭梅魁說：“我的問題看來一時解決不了，這些材料還是你替我保存吧。”彭梅魁深知這些材料的分量，於是將它們一層層地用布包好，親自帶回老家，與母親一起將它們放在一個罈子里，埋到了灶角下。文革期間，彭家被抄，彭梅魁擔心手稿發生意外，從北京急返湖南老家，找出手稿，冒著危險重新改換埋藏地點。后又在彭康白、彭康智兩個弟弟的幫助下，不斷轉移手稿的隱藏地點。1969年，彭梅魁將它們帶回了北京，由於當時北京正在地震，大家都住在地震棚里，彭梅魁擔心手稿丟失，整天把它們背在身上，走到哪兒背到哪兒。

1978年，彭梅魁在報紙上看到黃克誠參加一些活動的報道，於是便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了他的消息，那時他正在解放軍301醫院住院。彭梅魁找到黃克誠后，將手稿一事告訴了他。

自從彭德懷於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後，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化為灰燼，連同他生前批著的62本書也都被人毀為一炬，甚至彭德懷的骨灰都被人改名為“王川”遠送外地，還是中央派人多方調查才將骨灰找回。因此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的胡耀邦同志在收到這份文稿后非常驚訝，聽完黃克誠的介紹后，胡耀邦同志鄭重收下文稿，並寫下如下文字：

克誠同志並梅魁同志，今天上午，克城同志交給了你要他轉給我的彭德懷同志的一批手稿。計5個32開筆記本，一個22開筆記本，一封給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廬山會議文件”。我當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轉給中央。這封信是我給你的收條。

胡耀邦1979.1.4.1日下午

在那段凄苦苦雨人人自危的歲月里，許多人或出於政治見解的不同或迫於某種情勢、某種壓力，都漸漸從彭德懷的身邊走遠，不要說彭德懷這樣的大“反革命”，僅普通“反革命”，妻離子散又何等尋常！而彭梅魁卻始終憑著那簡單而平凡的理由，在許多人眼裡甚至不稱其為理由的理由“我是彭德懷的侄女”始終伴陪在彭德懷老人的左右，默默地分擔著他的艱辛和苦難，給他以親情加同志般的支持與關愛。

在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為那位傲骨老人，那位舉世聞名的彭大將軍感動萬分、感慨萬分的時候，我們也為他身邊有這樣一個侄女而感到絲絲的寬慰！幸好有你——彭梅魁！也許你生就平凡，本該平凡，但愛的力量卻使你從一棵平凡的種子變成了一棵參天大樹。

彭德懷身居國家要職至他含冤去世30多個年頭中，彭梅魁從學生到第一汽車製造廠醫生，始終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奉獻著自己，自1985年離休后，曾先後為彭總希望小學、湖南水災受害百姓及無力支付學費的孩子捐款。

1996年12月17日，彭德懷的侄女、侄兒彭梅魁、彭愛蘭、彭啟超、彭康白、彭康志、彭正祥、彭鋼等七人聯名向中央寫信，請求“遵照伯伯的最後意願，在1998年10月彭德懷同志百年誕辰紀念時，將他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至湖南湘潭故里，與他的兩個烈士弟弟葬在一起”。

1997年5月9日，中央批准了彭梅魁等人的報告，1998年6月10日，湘潭縣紀念彭德懷同志誕辰百周年活動籌委會向中央提出了陵園選址方案，定於烏石峰下的原“德懷亭”處，得到中央同意，1999年12月28日，彭德懷骨灰盒從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取出，由彭康白、彭鋼等人護送到烏石，彭德懷最後終於回到故土，安息在故土的蒼松翠柏之中。

彭梅魁於2005年9月13日去世。她從容地走了，安詳地走了，一如她靜靜地活著時那般從容，那般無畏！彭梅魁的骨灰已由子女帶到老家湖南湘潭烏石寨安放，離彭德懷靈柩相距10米。

作為一位平凡而偉大的中國女性的代表，她動人的故事將永遠為後人所傳頌。